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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做了多少善事

中国有多少富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是没有界定标准,二是难以统计数目。从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上看,或者从财富排行榜得知,咱们中国的富人不能算少。一般的小富中富的人且不说,就说总资产超过4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万)的富人,据美林集团《2004年财富报告》统计,按金融资产100万美元计算,这样的富人到 2003年中国就有23,6万人。美林集团的报告还说,富人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算是几个国家中之一。这些人大概属于通常说的,先富(而且富得流油啊)起来的那部分中国人。至于这些富人是怎么先富起来的,纯属个人隐私和生意机密,咱们就不去多管多问了,反正是“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即使越轨老百姓也不知道管不了。不过有件事,我到颇感兴趣: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谁在做善事,都做了那些善事?

从历史上看行善做好事,早已经成为普通人美德,例如北京电视台曾经播放为白血病患儿募捐,许多市民都在纷纷解囊,但是终归因财力有限难成大善。过去行大善者大都是富人,自己发了财有了钱,就想为乡里做点善事,例如修桥铺路,例如赈济穷人,例如兴学育才,是早年富人最普遍的作法。正是因为这些富人行善,就常被乡亲们称为善人,现在的乡镇有的地方名称,仍然冠着某某善人姓,如某善人井某善人路某善人街,即使“文革”中被迫改名,人们依然保留自己习惯叫法,足见善事多么崇高,善人多么为人敬仰。

前两年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据说主人公乔致庸就是位大善人,黄河几次闹大水,冲到山西省来,都是乔致庸放钱赈济灾民,乔家开粮发粥,粥还必须得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浓到用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散,浓到放在碗里,插上筷子筷子不倒。行善行得如此真诚,行善行得这样实在,哪能不被乡里感念。那年去山西访问,我问当地的朋友,有这么多晋商大院,为什么只有乔家大院出名?是不是跟张艺媒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有关啊?朋友说,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乔家大院保护得好,算是大院中保护最完整的一处,“文革”中破“四旧”搞得那么凶,都不忍舍得砸粹乔家大院一块砖,因为乔家是个善人之家,乡亲们不想背负“忘恩负义”恶名。

那么,现在的富人如何呢?很遗憾也很可惜,被称为富人的不少,被叫“大款”的很多,就是不常听说被称善人者。这些年内地有的地方,倒是也有用富人冠名场所,比如“英东游泳馆” “逸夫图书馆” 等等,李嘉诚还设了“长江奖学金” 、创办汕头大学,这些无疑都是富人善事,只是这些善人都是香港的富人。内地富人却很少见此善举。跟富人相比倒是普通人,济困扶贫行善的不少,比较著名的普通大善人,如天津已故工人白芳礼老人,靠蹬三轮车挣来35万元钱,全部用来资助300名孩子上学,而自己一天三餐两个馒头一碗白水;如深圳已故歌手丛飞义演400多场次,资助178名儿童圆了读书梦,还帮助了许多残疾人,累计捐款达300多万元,身患绝症还念念不忘承诺。比之千万亿万富翁,这些人经济并不富有,却肯于用自己微薄收入,尽量资助更困难的人,都是可敬的行善者,都是当代的大善人。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内地的富人为何很少行善呢?真正原因只有富人自己知道,咱们无法推测和猜想。不过从有关媒体报道上看,内地富人中的大多数,除了自己置办豪宅送子留学,好像更热衷于赞助歌星演出,或者赠钱给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要不就是摆这个宴那个席吃喝,跟有头有脸的人搞交际拉关系,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逃跑的赖昌星。同样从媒体报道中知道,有的富人到国外生孩子,或者到国外结婚过生日办喜事,从描述的场面和享受舒服程度看,其花销的数目听后令人啧啧咋舌。可是真正施惠于普通百姓的事,起码我没有听说过多少,当然就很少有富人即善人者。

其实这些富人忽略一个事实,如果想让自己富得踏实,必须有均富的思想观念。前几年电视新闻中报道,山东的一位亿万富翁,放弃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当村官,拿自己钱办慈善事业,回报家乡对他的抚养。这是我听说的首位内地大善人。施德行善是我国的传统,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只有帮助更多人脱贫致富,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这样明白的道理,富人本应该懂得。现在这样那样的排行榜很多,有关部门如慈善总会,搞个“善人排行榜”如何?让我们百姓也看看,我国到底有多少善人?当然,做善事而不愿意声张者也有,不过那只是极少数。

(顺便说一下,我文前引证的富人数字,都是老掉牙的资料了,据有关方面调查,现在光亿万富翁都以几百人计了。可是善人仍然了了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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