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富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是没有界定标准，二是难以统计数目。从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上看，或者从财富排行榜得知，咱们中国的富人不能算少。一般的小富中富的人且不说，就说总资产超过4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万）的富人，据美林集团《2004年财富报告》统计，按金融资产100万美元计算，这样的富人到 2003年中国就有23，6万人。美林集团的报告还说，富人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算是几个国家中之一。这些人大概属于通常说的，先富（而且富得流油啊）起来的那部分中国人。至于这些富人是怎么先富起来的，纯属个人隐私和生意机密，咱们就不去多管多问了，反正是“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即使越轨老百姓也不知道管不了。不过有件事，我到颇感兴趣：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谁在做善事，都做了那些善事？

从历史上看行善做好事，早已经成为普通人美德，例如北京电视台曾经播放为白血病患儿募捐，许多市民都在纷纷解囊，但是终归因财力有限难成大善。过去行大善者大都是富人，自己发了财有了钱，就想为乡里做点善事，例如修桥铺路，例如赈济穷人，例如兴学育才，是早年富人最普遍的作法。正是因为这些富人行善，就常被乡亲们称为善人，现在的乡镇有的地方名称，仍然冠着某某善人姓，如某善人井某善人路某善人街，即使“文革”中被迫改名，人们依然保留自己习惯叫法，足见善事多么崇高，善人多么为人敬仰。

前两年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据说主人公乔致庸就是位大善人，黄河几次闹大水，冲到山西省来，都是乔致庸放钱赈济灾民，乔家开粮发粥，粥还必须得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浓到用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散，浓到放在碗里，插上筷子筷子不倒。行善行得如此真诚，行善行得这样实在，哪能不被乡里感念。那年去山西访问，我问当地的朋友，有这么多晋商大院，为什么只有乔家大院出名？是不是跟张艺媒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有关啊？朋友说，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乔家大院保护得好，算是大院中保护最完整的一处，“文革”中破“四旧”搞得那么凶，都不忍舍得砸粹乔家大院一块砖，因为乔家是个善人之家，乡亲们不想背负“忘恩负义”恶名。

那么，现在的富人如何呢？很遗憾也很可惜，被称为富人的不少，被叫“大款”的很多，就是不常听说被称善人者。这些年内地有的地方，倒是也有用富人冠名场所，比如“英东游泳馆” “逸夫图书馆” 等等，李嘉诚还设了“长江奖学金” 、创办汕头大学，这些无疑都是富人善事，只是这些善人都是香港的富人。内地富人却很少见此善举。跟富人相比倒是普通人，济困扶贫行善的不少，比较著名的普通大善人，如天津已故工人白芳礼老人，靠蹬三轮车挣来35万元钱，全部用来资助300名孩子上学，而自己一天三餐两个馒头一碗白水；如深圳已故歌手丛飞义演400多场次，资助178名儿童圆了读书梦，还帮助了许多残疾人，累计捐款达300多万元，身患绝症还念念不忘承诺。比之千万亿万富翁，这些人经济并不富有，却肯于用自己微薄收入，尽量资助更困难的人，都是可敬的行善者，都是当代的大善人。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内地的富人为何很少行善呢？真正原因只有富人自己知道，咱们无法推测和猜想。不过从有关媒体报道上看，内地富人中的大多数，除了自己置办豪宅送子留学，好像更热衷于赞助歌星演出，或者赠钱给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要不就是摆这个宴那个席吃喝，跟有头有脸的人搞交际拉关系，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逃跑的赖昌星。同样从媒体报道中知道，有的富人到国外生孩子，或者到国外结婚过生日办喜事，从描述的场面和享受舒服程度看，其花销的数目听后令人啧啧咋舌。可是真正施惠于普通百姓的事，起码我没有听说过多少，当然就很少有富人即善人者。

其实这些富人忽略一个事实，如果想让自己富得踏实，必须有均富的思想观念。前几年电视新闻中报道，山东的一位亿万富翁，放弃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当村官，拿自己钱办慈善事业，回报家乡对他的抚养。这是我听说的首位内地大善人。施德行善是我国的传统，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只有帮助更多人脱贫致富，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这样明白的道理，富人本应该懂得。现在这样那样的排行榜很多，有关部门如慈善总会，搞个“善人排行榜”如何？让我们百姓也看看，我国到底有多少善人？当然，做善事而不愿意声张者也有，不过那只是极少数。

（顺便说一下，我文前引证的富人数字，都是老掉牙的资料了，据有关方面调查，现在光亿万富翁都以几百人计了。可是善人仍然了了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