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算起来，至少有20来年，未坐过慢速火车。出远门时候，不是乘飞机，就是坐高铁，再远的路程，有十来个小时也到了。除了途中节省时间，还少受许多颠簸罪，使人对旅途没有畏惧感。

可是30几年前，每年总要坐慢速火车，在几千里途中，咣当咣当晃悠。生命、时间和金钱，全都被车轮碾碎，而后随岁月之风扬弃。那时候常常想，我这个人的命运，大概早就注定，在火车上了此一生。所以在后来有段时间，只要一说坐火车，特别是说坐慢车，我就头大，发愣，好像有什么大难临头。

其实，少年时坐火车，对于这钢铁长龙，并非这样反感。记得第一次到城市，跟随父母从家乡宁河，到父亲做事的天津，我们就是坐火车。出于好奇和新鲜，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瞅瞅那儿，还不时地在车厢里跑，这火车在我眼里，就像一件开心玩具。见到窗外美丽风景掠过，就会嫌火车跑得快，真希望它能马上停住，让我好好看看那景致。可能是头次坐火车缘故，加之宁河距天津路途不远，好像没有走多长时间，火车就到了天津东站。火车在车站停下不走了，我还依依不舍地在车上磨蹭，想在这跑动的小屋里，再美美地多呆上一会儿。

长大以后到北京工作，光棍儿一人假日孤寂，总想往父母那里跑，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就成了一条情感带子，把我和双亲拴在一起。假如没有铁路提供方便，尽管这两地距离很近，恐怕那思念都会显得悠长。所以，总是怀着感激心情，乘坐京山线上火车。那时候火车速度没有这么快，从北京到天津坐快车，少说也得两个来小时。在这两个小时行程里，边观赏沿途风光，边跟邻座旅伴聊天儿，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没有显出劳累且不说，反而觉得很有些意思。火车上什么人都有，各式各样同路陌生人，说各式各样闲杂话，热热闹闹像朋友相会。京津一带许多传奇故事，有的就是在火车上听来，让我增长不少人情见识。那时对火车没有丝毫反感。

我头次真正厌恶火车，并有种不祥的恐惧感，是在1958年春天。这是经过1957年风雨交加夏天，好容易盼来一个平和春天，我们这些国家机关被划“右”的人，就要开始流放人劳役生活。告别首都，告别亲人，告别单位，告别美好时光，到完全陌生的北大荒去。隆隆火车载着我们，走过华北平原，越过松辽大地，到达冰城哈尔滨，然后，再换乘火车到密山。那时年轻体力好，这段不算短路程，在我根本算不得什么，火车上颠簸劳累，至多睡上个把小时觉，体力就会恢复过来了。我感到最难以承受的，并非是那千里迢迢路，而是压抑得近乎窒息气氛，以致觉得这火车飞旋轮子，突然由圆形变成方形，每走一程都很艰难很沉重。

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密山，有几天几夜行程，成百上千出气大活人，除无法避开交流话语，竟然一点闲话玩笑话都不说，好像谁一说就会遭受轰顶之灾。这时火车在我看来，就是个坚固铁盒子，禁锢着有灵性的血肉之躯，在无可奈何中失去活力。这种沉寂空气，这种冷漠时光，犹如刀斧镂刻印迹，留在我年轻心上。幼年觉得非常好玩的火车，这时成了令人诅咒的东西，怎么都唤不起对它好感。我当时就曾暗自发誓，此生就是要坐火车，再也不想坐慢速火车。有点迷信的我，甚至于预感到，未来前程艰难。

岂知当命运无法自己掌握时，什么事情都得听从拨弄，就连坐不坐火车，坐什么样火车，都得别人说了算，自己哪能当得了家。从北大荒军垦农场流放回来，又被发配到内蒙古继续劳动，而且是在一个野外工程队，几乎终年在四处奔波，再加上每年回家休假，我几乎有多半时间在旅途中。这火车就更成了个甩不掉冤家。这就是命呵——我这样想。

内蒙古地域辽阔，东到满洲里，西到乌拉特，东西部气候，有着明显差别。野外工程队工人，就像一群候鸟，春天飞出去，冬天飞回来，追逐着温暖之乡，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那慢速火车。按照规定可睡硬座卧铺，只是十次有九次买不到票，有时是为拿补助费买到也不坐，几十个人凑一起坐硬板。别人在火车上玩扑克牌，我不会玩又不愿意看，觉得时间更长路途更远，怎么呆着都不舒适，忽而坐，忽而立，忽而在车厢走动，忽而靠着椅子小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几天几夜行程才会熬过，可是人就像散了架子。下了火车连饭都不吃，先得找地方睡上一觉。

最不好过的时间是午夜，生物钟到时在人体敲响，上下眼皮马上就掐起架来，为了清醒照看行李物品，还得提醒自己不要睡觉。有次困得实在受不住了，就请同伴关照东西，在地上铺两张报纸，枕着手提包睡一觉。醒来发现钱包不见了，告诉给一位工人师傅，他让我千万不要嚷嚷，我就像没事似的坐着。不一会儿乘警走了过来，只见这位老师傅突然站起，大声喊道：“谁也不要动，都坐在原地儿，有人丢钱包了。”乘警应声走到我旁边，让我邻座位旅客，一个一个地站起来，自己抖搂自己衣服，同时掏出自己钱包，完全没有疑点就让坐下。轮到检查一个中年人，乘警让他站起来，只见他面带难色，抖搂上下衣服时，显得很不情愿，让他再用点劲儿抖搂，只见一个棕色皮钱包，顺着他裤管掉到地上，他正想用脚跟儿踢开，被眼尖的我师傅马上拦住。这个人立刻被乘警带走。

“右派”帽子摘掉，又过几年，我已经临近而立，母亲催我早日成婚。可是我一个野外作业工人，终年在少人烟地方劳动，连个雌性蚊子飞过都稀奇，上哪里去找做对象女人呢？后来经北大荒难友介绍，认识一位在唐山任教女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书来信往，我们结婚——她就是我已故妻子。

结了婚调不到一起，按习惯说法算成家，却没有实际上的家。我在旅途中次数又增多，为了休每年一次十二天探亲假，常常临近大年赶回内地，有时预约车票不好买，就干脆大年三十晚上走。除夕火车上旅客比较少，许多座位都闲置着，椅子上睡觉没人管，倒是异常舒适愉快。尤其让我不能忘记的是，除夕之夜列车上的饺子。列车员和旅客不分彼此，组成个临时家庭，聚在餐车车厢里，边听电台广播，边包年夜饺子，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好不亲切。后来，“文革”运动来了，全国都乱了套，人间少了真情，火车还是照样坐，只是旅客形同陌路，谁看谁都像“阶级敌人”，我这样的人更不敢轻举妄动。

记得“文革”运动初期，我趁逍遥时回家探亲，列车行驶到宣化车站，突然列车停下不走了。大家以为是列车上水或候车，一小时、两小时地过去，仍然不见走的意思，这时才感到不是正常停车。看见列车员走过来询问，铁路系统两派造反组织，正在车站吵嚷着夺权保权。开始时旅客之间只是议论，我就在旁边静静地听，根本不敢多嘴添舌，后来见没有走的架势，旅客中就有人谩骂起来，我见情况不妙赶紧走开。在那个按政治划分人的年代，别人怎么痛快地臭骂都成，人家都是“红五类”里的人，真出了事情挨个儿查身份，栽到我头上可就不得了啦。我独自走到列车连接处，一呆就是六七个小时，直到列车开动才回来。坐到位子上邻座人问我，是不是下车看热闹去了，我赶紧解释说：“头疼，在车厢外坐了会儿，吹吹风。”他们要跟我议论这件事时，我只是支支吾吾地搪塞，生怕在旅途上给自己惹祸。

现在有时，特别是逢年遇节时候，看电视新闻里民工返乡，那些男男女女年轻人，在途中辛苦奔波样子，就会想起自己当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当年比他们更艰辛，因为，那会儿物质供应匮乏，每个人收入都不高，得来回捣腾日用物品。背着扛着大包小包，上车下车都有许多麻烦，哪有现在他们这样轻松。更甭说像他们现在这样，乘坐快速豪华动车出行，途中劳累会减少多少呵。

时光一晃几十年过去。本以为今生今世，都要在路上奔波，不可能有安稳日子。好像老天有意眷顾，在近三十几年里，还真过上了安定生活，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只是这时人生之路也临近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