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谁还拿罐头送礼呢?即使经济不宽裕的人，看望亲友或求人办事，需要带些礼品登家门，十有八九不会想起罐头。可是，三十多年前，罐头食品却是好东西啊，当做礼品觉得十分体面，不管馈赠什么样的人物，都不会有出手寒酸的尴尬。无论是鱼、肉罐头，还是水果罐头，那时都很稀罕，能够弄得几听，会被视为能人，收礼人接过来，脸上立显狐疑，开口准问：“你从哪儿弄来的啊？”那种惊愕的表情，有时弄得送礼人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时我也曾以罐头赠人，当然，也被收礼人询问过。只是我不是能人，最多算是有点福命。在那个缺肉少油年代，偶尔可以弄到几听罐头，分送给远方的亲友，聊表我的一点心意。如此而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极度匮乏时期，我正在内蒙古工作。我栖身的那座小城，就是现在乌兰察布市，有个联合肉类加工厂，规模和设备都很可观，在当时算是个大企业。这个肉类加工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牛、羊肉罐头和皮革，皮革供给鞋厂和夹克厂，做成皮鞋、皮夹克在国内销售，牛、羊肉罐头大都向国外出口，不合格的殘次品当做福利，分给本厂职工和家属食用。职工或自己用或送亲友，再有余下的又吃不了，就拿出来卖给社会上的人，自己也可以换点零花钱。所以那时在那座小城，能认识一位肉联厂职工，简直比认识一位大官，似乎更让人有种优越感。

我当时在一家报社当编辑，同事中有一位工业记者，肉联厂属于他跑的范围，时不时买些殘次品罐头，回来再让给报社的同事。我不习惯吃牛、羊肉，买下这些罐头残次品，就从邮局寄给内地亲友。经济困难时期的内地，居民吃饭都用蒸量法，视觉上有个量大感觉，平时吃肉凭票证买几两，随便一炒菜就吃完了，几乎连个肉味都未尝到，能吃到肉罐头简直是过年。我寄到内地的纯肉罐头，自然会受到亲友们欢迎。当时在山西受难的诗人朋友公刘，还有山西的另外两位老朋友，接到我寄赠的牛、羊肉罐头，立刻回信给我表示感谢。可见这罐头是多么宝贵。在经济困难那几年，每逢过春节或探亲回家，总要设法多买些罐头带上，做为珍贵礼品馈赠亲友。在千里之遥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本来就很辛苦，而最分神操心的事情，就是看管好这些罐头，生怕被什么人顺手牵走。那年月食物比钱财还重要。

后来国家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再后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罐头依然是送礼首选物品。记得，我从内蒙古调回北京，看望妻子的一位亲戚，到附近商场购买礼品，选来选去都不很中意，最后还是购买了水果罐头，只是在品种上多些差别。比之购买其它礼品，这时仍然拿得出手。这位亲戚接过罐头，一再说我过于破费，自家人何必这样客气，在人们当时的心目中，罐头依然是贵重礼品。有位我认识的一个人，当时正在北京“漂”着，大年三十要回家过年，趁上火车之前几小时，他说来家看看我，就请他顺便吃了顿饭。他提来的也是两个水果罐头。我一看礼物如此之重，心里感觉很过意不去，一再跟他表白我的不安。因为此人也是个改正“右派”，而且是个想在京城混事的人，还不像我总算有了单位有了房子，起码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忧虑。不过此人后来发迹成了大官，罐头对于他就不再稀罕，相信更不会记得这陈年往事。

然而，我却记着关于罐头的往事，而且是，我眼睁睁地看过的，别人吃罐头的那种神态。那是我在北大荒劳改时，饥饿和寒冷同时侵袭，人们的体力实在难支，农场怕冻饿死更多的人，便允许我们找家里要食品。像我这样家境一般的人，能够寄来点炒面或馒头干，恐怕就得让父母很为难了；富家子弟或海外有亲友的人，寄来的吃食就完全不同了，大都是罐头、腊肉、香肠、饼干。有位被划“右派”的归国华侨，在几米长的通铺跟我睡邻铺，头朝外腿冲墙并排地躺着，一天夜里睡醒一觉想去方便，起来不见邻铺的这位老兄，却听到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很像老鼠啃食什么东西，我警惕地打开手电筒寻声探照。嘿，原来是这位华侨老兄，倚着墙壁悄悄吃东西，被我照个正着，他也吓个正着，他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我故意用手电筒扫了扫他，他面前摆放的吃食中，除了饼干、彩纸包装的糖果，还有打开铁盒的肉罐头。大概是怕别人听见，他不敢张大嘴巴，把东西放到嘴里，用手紧紧地捂着嘴，一点点地缓慢咬食，好像是个牙疼的人。次日他特意找我解释说，他的食品都是从国外寄来的，白天怕别人说闲话或“上纲”，只好在深夜里偷偷地吃。

可是现在，新鲜的食品有的是，罐头几乎被人遗忘了。前几天去超市，见一个货架上，摆着各种罐头，肉的，鱼的，火腿的，水果的，蔬菜的，綑绑一起搭配卖，价钱好像也不贵，顾客一 一从旁走过，只是随便瞅上一眼，却都显得无意光顾。我看到这些罐头，立刻想起了过去——那个缺衣少穿的日子，罐头是多么珍贵啊。我不由地感叹起来：唉，时过境迁，物异人非，纵然再珍贵的东西，原来都只能是在当时，总有一天会变得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