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前些时当做博客发表的文字，内容大都是谈论社事人情的，很少涉及个人的生活经历，而且文字都不是很长。今天本想专写一篇文字，说说我远去的往日生活，放在我的博客上。原因是八月十六日这一天，恰好是妻子逝世一周年。她的前半生跟我一样，活得实在太苦太累，好容易赶上安定日子，却因一次不慎摔伤逝去。给家人和亲友留下无尽的思念。可是试了多次终未能写成，只要想起那些痛苦时光，眼泪就会自然而然涌出，对于我这样一个垂垂老者，身心上实在难以承受。那就把一篇过去的文字，放在我今天的博客里，权做心香一柱烧给亡妻，遥祝她在天堂平安。

                          《千里之外的姻缘》

一

经过近三年的北大荒劳改，“右派”帽子总算摘掉了，我高高兴兴回到北京原单位，未成想又把我发配到内蒙古。

这时已经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父母亲都为我的婚事着急，就在老家找人为我介绍对象，却被我一次次婉言回绝了。倒不是我的眼光有多么高，而是这些女士政治条件都很优越，我怕万一再来什么政治运动，让人家跟着我受牵连，家庭生活也不会安稳，反不如单身一人过个踏实。更让我害怕的是再来运动，到时候跟我划清政治界线，甚至于毫不留情地把我出卖了，那时，我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在过于看重政治的年月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到了“文革”时期，父子反目，夫妻对揭，友人出卖，同事监视，更被当做“高尚”革命行动。宁可打光棍也要平平安安。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是又怕伤母亲的心，我就说：“您别忙，到时候，我给您带个媳妇回来。”话是这么说，岂知，常年跟随野外工程队劳动，在百里之内无人烟的荒山野漠，别说是找活生生的女人了，用工人师傅的话说，“连个母蚊子飞都稀罕 ” ，让我去哪里又有机会找对象呢？ 就是真的偶尔碰上一位女士，我愿意，人家还不见得愿意哪，在大讲“阶级斗争”年月，“右派”属于“五类分子”啊，正牌的专政对象，谁敢沾？

“右派”劳改从时间上看，还不如判刑服役的人，总还有个时间的年限，“右派”问题何时解决谁也说不好。有位在北大荒一起劳改的难友，也是从北京发配来内蒙古的，见我至今还打光棍儿，政治问题又解决不了，就劝我还不如成个家。他就主动跟在唐山工作朋友联系，帮助我在内地找个对象，他朋友任职的唐山师范学校，恰好有位教音乐的未婚女老师。把我的情况跟对方一说，对方同意跟我接触一下看，我觉得这可是个难得机会，成不成再说，从此我们就开始两地传书。我写给她的那些书信，说是谈恋爱的情书，其实更像“交待材料”，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右派”问题不被对方理解，感情的建立根本谈不到，在这方面我必须得费一番唇舌。还好，对方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知道“右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乎并不很介意我的政治情况，我的“政治关”就算勉强通过了。还有个情况也得“交代” ，我是个电信工人，常年在野外劳动，一结婚就得两地分居，以夫妻为由调到一起，对于我这样的专政对象，简直比登天还要难。对方对此好像也没有苛求，这样，我的职业“身份关”也算通过了。这大概就是我俩的缘分吧。不然，一个在内地生活的教师，怎么肯嫁给一个边疆“右派”呢。这得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啊。

经过一年多的“纸上谈情（况）” ，我们双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彼此都想找机会见上一面。恰好这时要去内蒙古东部施工，我决定回来的途中下车，在唐山跟这位女士见面。这是1962年的秋天。        

从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带着多日的劳累和风尘，以及对于爱情的渴望与不安，在海拉尔车站等待换车时，我往唐山发了一封电报，请对方到火车站来接我。

我知道，正在恋爱中的人，都是非常聪明和机智的，即使彼此没有见过面，仅凭心灵感应也会认出。何况在此之前互相已经交换过相片，相信凭感觉就可以彼此认出对方。  

火车到达唐山站正是傍晚，天色朦朦胧胧，上下车的旅客很多，就像赶大集逛庙会，在站口匆匆地出出进进。看到眼前的杂乱情景，原来的想法顿时消失，我开始有些担心起来，我们这对“陌生”的恋人，会不会顺利找到对方呢？我就有意地压住急切的脚步，等到旅客稀少时才走出站口，这样寻找的目标就会小一些，我就会比较明显地突现出来。很快旅客像潮水似的泄下，站台的视野立刻开阔了，我寻找对方自然也就容易。对方看我也会少点人的目障。                                    

走出站口，我就看见不远处有位女士，正用探寻目光注视着旅客，模样跟我在相片上见过的一样，甭说，她肯定就是我未见过面的恋人啦。我急步走过去一问，果然正是这位。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完全维系在一起了，至今已走过40多年风雨艰程。说这是缘分，说这是巧遇，说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姻缘，我看都行，反正是在我倒霉的时候，她坚定地跟我走到了一起。在我无法调回内地家乡时，我们两地分居十多年，最后，她又为我毅然决然调到内蒙古。这得有多么大的生活勇气啊。   

这位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士，名叫赵福容，天津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此时正在唐山市师范学校任教。可能是受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影响，一看便是一个诚实、本份、单纯的人，从言谈中看好像还不谙人间险恶。因此，当我在她们学校住下以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来看望我，这就等于公开了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这时我首先考虑的就是，她的同事了解不了解我的情况，如果不知道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我走后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使她陷入尴尬和无端伤害，对于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我就会永远受到良心谴责，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有负罪感。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可是，在讲“阶级斗争”年代，所谓的积极分子整人，就跟吃饭一样随便，背地里打个小报告，再从政治上一上纲，屁大点的小事也会成大罪过。这种当我上的多了。这会儿更要提防。     

我在唐山师范住了几天，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双方好像也都比较认可。在摊牌确定关系时，我郑重地跟她提出来：一定要征求学校的意见，而且要把我的“右派”身份，跟领导明明白白摆上桌面。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唐山师范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位从教多年的老教师，他得知我的顾虑后，特意来找我聊天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你们都还年轻，今后在一起生活，就得互相体谅和帮助。”从他谈话语气和用词上看，这位领导态度还算真诚，我的疑虑和担心也就有所消减。这时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在饥饿痛苦中挣扎，搞“阶级斗争”劲头不是很大。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让我头痛的终身大事，让父母操心的终身大事，在几天之内就这样定下了。

三     

转眼之间到了1963年，再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从野外施工回到呼和浩特，我就准备提前休探亲假。这次与往常休假不同的是，要趁这次休假的机会完婚。按说婚恋之事，纯属个人隐私，没必要跟外人讲，然而，在当时是绝对办不到的，结婚得由单位开证明，说明你的政治情况，否则民政部门不给办理登记。我在单位开结婚证明，无异于向世人公布，立刻在职工中传播开，成为轰动的“内部消息”。本来在工程队找对象就难，“右派”光棍儿结婚更难，现在这两难都被我破解了，大家自然会有种好奇感。从人们的言谈中看还是同情的，尤其是跟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师傅，他们显得格外地为我高兴。

我发配内蒙古十八年，最让我终身难忘的，就是内蒙古那些普通人，都十分善良和朴实，即使在政治至上年代，他们对人的划分也是看本性，绝对不是以政治判断好恶。我在内蒙古交了许多真诚朋友。顺便在这里对这些好人说一声：一生平安。

临近春节前几天，我从内蒙古到唐山市，先是进行婚姻登记，而后就是准备婚礼。说是婚礼，其实就是确定关系；说是准备，其实就是买点糖果。在物质极端匮乏的饥荒年代，别说是一个摘帽“右派”结婚，就是响当当的革命者结婚，都是简单地举行个仪式了事。所谓的隆重与不隆重，无非是从参加婚礼人数多少，以及客人吃喝好坏上分，因为这标志人的政治地位。参加的人多物质又丰富，这个婚礼自然也就不一般，用世俗的眼光看属于“上等人”。            

在唐山师范学校，妻子有间单身宿舍，我们的大婚之礼，就在这间房子里举行。她的家人和我的家人在外地，都未来参加，客人全是她的同事。没有仪式，没有装饰。跟平时不同的是，桌上摆了点糖果、瓜子，沏了一壶酽茶，这些东西还是积攒票证买的。教美术的林老师是一位归国华侨，大概是看不惯这么素净，他和教语文的一位张老师，找来红纸写了一幅对联，内容是两句唐朝诗人的诗，工工正正地贴在屋里，这才多少有了点儿喜庆劲儿。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聊天唱歌，聊的话是如何互相帮助干革命，唱的歌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充满那个年代的人真诚而庄重的情感，当然也还有些盲从的思想和心理。轮到新婚夫妇表示感谢时，妻子是学音乐的不能不唱，她就自弹自唱了一首《红梅赞》 ，我是做过文学编辑工作的，就朗诵了一首诗人郭小川的诗《向困难进军》 ，除此而外就是吃糖果瓜子喝茶。与其说是我们的结婚仪式，还不如说是朋友间的联欢，或者说是同事周末座谈会，更为恰当更为符合实际情况。     

倘若说，我们结婚还有标志性物品，那就是两人凑了90元钱，购置的一台“美多”牌收音机，算是我们结婚惟一的大件。这台收音机放在宿舍里，说是妻子的嫁妆也行，说是我俩的玩物也可以，因为，在她的单身宿舍房间里，除了学校配备给她的钢琴，这台收音机是最昂贵的摆设，收听节目还会带给我们欢乐。婚后几经调动和搬家，这台交流收音机，我都没有舍得扔，直到它的声音全哑了，再没有人肯给修理，我才送给了废品收购人。收废品的人一再坚持给我几元钱，我却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个钱，并不是我嫌他给的钱少，而是在我看来它是无价之宝，送给人比卖掉，在我的感情上，会多多少少好受点儿。                         

很快学校就放寒假了。我偕妻子到天津父母家，过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这一年的春节，家里很是热闹。为庆贺我这个长子大婚，母亲又是购物又是做饭，家务全由她一个人包揽。晚睡早起，忙里忙外，她却不感到疲倦，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有一天母亲做完家务事，跟父亲坐在屋里歇息，我见她心情不错，就开玩笑地说：  “妈，您看我说话算数吧，说给您带个媳妇来，就真的带回来了。这回您应该高兴了吧？”这时我清楚地看见，有两行长长的热泪，从母亲的眼角流出，流到她苍老的脸颊，她却没有说一句话。父亲立刻打岔说：“今年这个春节，又过节又娶媳妇，咱们家是双喜临门哪，大家都该高兴。”母亲这才擦了擦泪痕，笑了笑说：“那还用说，我还想早点儿抱孙子呢。”                                                                

    【后语】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的女人，执教多年的普普通通教师，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迫害得身心致残，自此患上精神分裂症，每天靠大量镇定药物维生，却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在维斯通这样的新药未上世时，她每天要吃叫奋乃进的药，这种药的滋味非常苦，她坚决不肯吞咽下去，我就碾成粉面放在粥里，加一些白糖搅拌一起，我先尝尝完全没有苦味，她才会顺利地喝下去。一旦发现有苦味就会吵闹，说谁谁告诉我用毒药害死她，说些类似“文革”当中的话语。幸亏后来调入中央民族大学，承蒙学校和音乐系多方关照，她在晚年还算过得平顺。只是一想起过去可怕的日子，依然会自言自语说“文革”中的事情，她心中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我们正常人是无法想象的。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她的故去对家人固然是个悲哀，但是对于受疾病折磨的她也算解脱，解脱也算是一种幸福吧。只是希望今后的中国，再不要有伤害普通人的事情发生，普通人是不敢主动招谁惹谁的，何必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呢？我想九泉之下的妻子会同意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