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北京沙滩北街2号大院,历史上曾经是北京大学的老校舍,光荣的五四运动就在这里爆发。院中空地盖临时房子之前,就是著名的“五四广场”。现在这个大院划归《求是》杂志社。在东土城路25号楼建成之前,有十多年的光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都在此。不过,只是占据广场的空地,盖了一栋简易楼用来办公。隶属中国作家协会的《小说选刊》杂志社,随着作家协会的迁出也于2003年最后搬走。作为《小说选刊》一名工作人员,我不得不无奈地跟这座大院说声“再见”。

从1980年10月到中国作家协会报到,至2003年10月《小说选刊》杂志社迁出,有整整22个寒来暑往的日子,我出入这座闪着“五四”灵光的大院。有一段时间,我供职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社)办公室,跟原北京大学红楼只有一墙之隔,几乎是整天跟它对视相望。得空时,想想那些当时的北大文化名人,一位位就会走进我的记忆中,能够有机会与这些学界泰斗为邻,在我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地

  人大概都是这样,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会产生感情。倘若这个地方跟你的命运相维系,自然就更会难舍难弃,稍微动一动都会觉得撕心裂胆,生命顿时就会感到无着无落了。沙滩北街2号院对于我,就是如此。

我坎坷苦难的前半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直到进入沙滩北街2号这座大院后,我的命运才有了某种归宿感。其实我在这座大院里,不,应该说是我所在的单位,根本未住过正经房屋,只是借用这座大院地皮,盖起一栋简易楼房办公,充其量算作这座大院的“房客”。因此,与其说深情眷恋这座大院,反不如说怀念那栋简易楼,怀念简易楼里那种融洽、和谐、平易的气息,似乎更符合我的真实情感。这座简易楼是文学界的寒暑表,也是我后半生沉浮的显示器。想起来,很有点儿“小楼风雨我知情”的味道。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几乎各种事业都是百废待兴,在“文革”中被践踏荒芜的文学园地,更是得从“整地”“播种”开始劳作,方有可能渐渐恢复那往日生机。刚刚组建的中国作家协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就在沙滩北街2号院里,在当年“五四广场”的空地上,用铁皮木架搭建一栋楼型房,当作作协机关的办公处。所以别看这栋简易楼不起眼,新时期文学界发生的不少事,都跟这座简易楼休戚相关。比如,筹备第四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作家出版社的重组,《中国作家》杂志的创办,《文艺报》刊物改成报纸,批判电影《苦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把这座简易楼摇得晃晃悠悠。把这座并不起眼的简易楼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地,我想都不能算是不太恰当。只要谈论这个时期文学,就会自然想起这个地方。

作家队伍重新在这里集结,优秀作品问世在这里推荐,作家的困难在这里解决,中外文学交流在这里进行,它是当时作家心目中“自己的家”。恢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具有的蓬勃朝气和强劲活力,在这座普通的简易楼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座简易楼因为与茅盾、巴金、艾青、冰心、丁玲、臧克家、光未然等国际知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显出它的不平常。尽管这些人并不常来简易楼,有的只是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有的只是编制在中国作家协会,自然也应该是简易楼里的人。简易楼因他们而有光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办公地点,先是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后来迁入王府井中国文联大楼(现在的中华书局大楼)。这“一院一楼”我都去过,只是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走进中国作家协会的办公处,在心情上颇有些朝圣的感觉,因为那里有我敬仰的文学前辈们。他们用人品、作品构成的形象,成就了我心中的座座圣碑。1957年命运遭遇劫难后我离开北京,每每回忆起往日的美好时光,这些都会成为对我心灵的抚慰。我对文学的追求,即使身处逆境时仍然未泯。只是无论如何不曾想到,在政治身份恢复之后,我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它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且一呆就是20多年。

“歪打正着”的平易

     记得1980年的秋天,我拿到调令,到沙滩北街2号院报完到后,这才正经地在四处走了走。忽然发现堂堂的中国作家协会竟然是如此寒酸——只有一栋简易楼,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在此之前,作为《工人日报》的文艺记者,我参与了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采访,在防震棚里开过两次会。当时,我以为是办公房间不够用,临时在这里开开会,就没有留意作协的办公条件。如今才知道,作协压根儿就没有正式办公房。1978年,我从流放地内蒙古回到北京以后,曾在《工人日报》和中国交通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过。作家协会的办公房跟这两个单位比,有天壤之别。我的心立刻咯噔一下,心想:我这是得了什么病了?放着大楼不住,非要调到这里来住简易房?后来又一想,人不就是为梦想活着吗?谁让我的文学梦还未做完呢?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起初,我也连在简易楼里上班的福气也没有。我供职的《新观察》杂志社,当时连个办公地方都没有,寄居在王府井大街19号院里。杂志社那两间拥挤破旧的房子,据说还是主编戈扬找《人民日报》借的。相比之下,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条件再怎么简陋,总还算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想进这座简易楼还无资格呢。尽管如今在这简易楼里办公的人,跟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协领导者比,文学成就没有那么显赫,但是有的人名声依然还是蛮大的。作为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一名编辑,我只是在开会时偶尔见到他们,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跟他们接触。对于这座简易楼我依然很陌生。直到后来调入作家出版社,办公地点也在这座简易楼里,跟当时作协的领导人才天天相见,开始对他们有所了解。

此时,作协老一代负责人大都已经退休。做日常领导工作的人,除了个别的几位,如张光年、冯牧、葛洛、马烽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其余大都属于四五十年代这一茬儿。这些人总还是出身文学圈子,对于文坛情况还算了解,作家们接触时很少有距离感。首先是在称呼上就很随意,跟他们是同代的人大都直呼其名,比他们年龄小的人都称呼“老×”,就是对于像张光年、冯牧、葛洛、马烽这些“老延安”,大家也都是名字后边加个“同志”,可见那时的简易楼里,同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单位里的气氛是多么轻松。记得我进入简易楼之后,有次在过道上碰到唐达成,我叫了一声“唐达成同志”,他立刻很正经地说:“别这样叫,就叫我老唐或达成,咱们是同代人。”其实,我这样称呼达成,除了出于对达成的尊敬和客气,还因为他的夫人马中行女士,跟我中学时的音乐老师梁琛女士在北京电影学院是要好的同窗。梁老师跟我多次说起他们夫妇,我不好乱了礼数,就找了个中性的称呼叫“达成”。既然达成这么坚持,后来我只好改口,再见面直呼“达成”。

在简易楼里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无奈”的办公开放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贴得很近。谁有什么事情需要找某位领导,趴窗一望,如果人在,敲敲门就进去了,一般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即使没什么正经事情只想聊聊天儿,只要他没有急事要办,照样会给你倒茶递烟,海阔天空地一起闲聊。如果某位领导有事情想找谁,常常也是走出门来一喊名字,那个人也就应声走过去了。有的领导办公累了,走出来在院子伸伸腰,吸烟时忽然想起来,某某也是个烟民,就喊那个人出来,一起说话、吸烟,根本没有上下级感觉。以正规机关工作的标准要求,这样的作风未免有点“游击”习气,可它却有相当的亲和力。何况作家协会又不是政府机关,办理正事之外这样做也不错。尤其是有的作家专程来访,你能像政府部门领导那样,让人家通过秘书报完家门,然后再决定是见还是不见吗?所以,尽管是出于无奈,却让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无形之中产生了平易感。这也算是简易楼的歪打正着吧。

简易楼里房子不多,办公显得非常局促,连头头儿都是两人一间,一般人员的办公室就更加拥挤不堪。好在前些年的几位头头儿,像张光年、冯牧、唐达成、马烽、鲍昌、葛洛、韶华、邓友梅、玛拉沁夫、束沛德等,都不大怎么讲究排场,更不会摆谱儿。像党组书记张光年、唐达成连个专职秘书都未配,两个人一间的小房子,摆两套桌椅凑凑合合办公。有人来了,拿过两把折叠椅子,端杯水往办公桌前一凑,谈文学、聊趣事、扯家常,彼此间是那么平等融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友关系。有时,因公事去找韶华、鲍昌、唐达成、冯牧和马烽,看见屋里有客人在,就立刻抽身想走。只要他们看见就会叫住你,让你坐会儿一起说说话。这时如果不谈工作,他们的领导身份,常常会被我忽略,如同这来客一样,加入无拘无束的交谈。就是谈工作也很平易亲和,很少听到拿捏的官腔官调。那种气氛跟这栋简易楼,我觉得非常地相衬相配。

消失的和永存的

当然,简易楼里的重要人物,并非都那么可敬可爱。有的不熟悉情况的人,说到有的人大名如雷贯耳,职务一大串,头衔一大堆,开会时在主席台上危襟正坐,人五人六的还蛮像那么回事。他的那些名堂是怎么来的,他的人品人格到底怎么样,他写的那些作品有多大价值,了解情况的人可是一清二楚。何况有的简易楼中的要人,既不是编辑出身,又不是靠写作名世,只是政治机遇把他推上官位,却俨然以什么“家”自居。倘若人品好也还罢了,总还能受到人们尊敬。个别人的人品实在不怎样,完全是靠“另路”起家,或靠某个阶梯攀高发迹,在作家中毫无威信可言。

文学界历来是不大平静的,阴阴晴晴,风风雨雨,时有出现。这简易楼就如同小小的巢穴,给作家们遮挡些小的风雨,所以那时的作家们都愿意来。这几间简易、局促的房子里,装载过许多文坛大事,它的每块木板铁皮上,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至于个别人的表演,令人作呕,本人却洋洋自得,为捞到一官半职在背地里偷着乐。幸亏这简易楼不会说话,不然它一定会以鄙夷的口吻,讲述一些人的丑态。大凡在这简易楼里住过的人,只要想起这栋简易楼,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简易楼里个别要人当年的面目。

1997年,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搬走之后,只有《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家》两家杂志社还留在这个大院里,我们一时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时,《小说选刊》使用作协跟中国文联合建的几间房,为此跟中国文联的人闹得很不愉快。为了几间办公用房伤了大家的和气,事后想想实在有点得不偿失。真的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倘若那栋简易楼还在,即使住着不怎么舒服方便,至少不会有种“寄人篱下”的落寂感。别看这栋简易楼不怎么样,可是在当时能有这么个地方挡雨遮风,也算是天大的享受和福气了。老祖宗说“安居乐业”,非常对,比后来人说的“先治坡,后置窝”更高明和智慧,也更富有浓厚的人情味儿。

简易楼的主人搬走了,它的生命也就终结。拆除简易楼那几天,眼看着一间一间地倒塌,那些支撑楼体的铁皮木板,成了七零八落的废物狼籍地上,我的好心境也随之撕成了碎片,再也拼凑不起一个圆满的记忆。拆毁的看似只是一栋简易楼,如同扫掉的一捧微尘或土屑,并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文学时段,顷刻就在刀斧下悄然消失。从此,这栋见证新时期文学事业的房舍,完全从大地和人们的视野中抹掉,留下来的也许只是文学史上的符号。

这栋简易小楼拆除之后,《求是》杂志建起院中花园,有花有草,有山有水,让不相关的人欣赏时悦目愉情。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在简易楼住过的人,不,大概还有那些在北大红楼里住过的人,以及当年跟“五四广场”有过关系的人,我相信在感情上就绝对不会这样简单了。无论什么时候走过这座大院,隔门向里望一望,都会产生一种别样的情绪,只是不会完全像院中景色那样迷人。

北京沙滩北街2号院的简易楼从建成到拆除,无声无息,就如同一个经历坎坷的普通人,生命的喜怒哀乐只有自己知道。最多给像我这样熟悉它的人,留下一丝半缕的惆怅和感叹,还有那无尽的悠悠记忆。唉,简易楼啊,沙滩北街2号院的简易楼,我应该说你些什么好呢?说什么好像都是多余的,那就让我永远铭记住你吧,我们的简易楼。

话题:



0

推荐

柳萌

柳萌

282篇文章 7年前更新

出生河北省宁河县宁河镇。现在宁河县划规天津市,60年后回去过一次,老家的样子全变了,一个四面环水的老县城,沦落成了一个破败乡村。本老汉跌跌撞撞已经活到八十大岁,不易呵。见如今许多事都颠倒,干脆俺也把年岁颠倒过来,以80后的目光观世界如何。故此仍说出生河北省,只是为那消逝的过去,在心中留下美好记忆。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