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闲文丛》一套计三种图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据说在市场销路还算不错。在这套丛书出版之前，华夏出版社也出版过一套，书名是《生活艺术丛书》　，而且这套丛书有八种之多。这两套丛书名字不同内容却相差不多。这两家出版社出版的这类丛书，都是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启发，没有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那套“五集”丛书，很难说会有后来的两套丛书。

那么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这类书，又是如何策划和最早问世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老作家吴祖光先生。没有吴祖光先生主编的《解忧集》　，就不会有《知味集》（汪曾祺先生主编）《说画集》（端木蕻良、方成先生主编）《清风集》（袁鹰先生主编）《书香集》（姜德明先生主编），可以这样说，这套1990年出版的“五集”丛书，是后来所有这类书的老大哥。这三套丛书的出版，我都是直接操作人，因此，在回忆出版情况时，我格外怀念谢世的三位文学前辈——吴祖光先生、汪曾祺先生、端木蕻良先生。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隶属中国作家协会，由文学评论家、诗人张光年和文学翻译家陈冰夷等倡导，经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批准，1980年做为作家出版社副牌正式成立。这家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就是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由于启动资金完全自筹，开始并未出版多少图书。正式投入图书出版翻译工作时，我是这家出版社唯一负责人，同样面临着着资金的筹划积累。经济状况非常困难。

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接到老作家姜德明先生电话，他说吴祖光先生找我让我去他家，我知道祖光先生当时心情不太好，他找我做什么事情我连问都未问，就直接奔祖光先生的寓所而去。吴祖光先生是我敬重的文学前辈，又是我在北大荒劳改时难友，尽管平时交往并不是很多，但是因有这两层特殊的关系，说话做事当然也就不隔心。何况新凤霞大姐还是天津老乡，在他们家我也就不觉得有什么生份，像多次一样也未电话约定就破门而入。

到了祖光先生家，只见他和凤霞大姐，两个人相对而坐。见到我来了，祖光马上说：“是德明转告你的吧？我有件急事，想请你帮忙，如果方便的话，无论如何，你得成全我这件事。”说着，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个大纸袋，打开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稿件，他说：“这是一部谈酒文化的书稿，别人约我主编的，现在出版遇到了困难。德明说，你从作家出版社出来了，现在主持一家新出版社，他让我找找你，希望你想想办法。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写的序言，其中有一段文字，你一个字都不要动，我说的难也就难在这里。”

接过书稿，我顺手翻了翻目录，一看作者都是文坛大家，而且文章也都不长，觉得出版没有什么问题，就爽快地跟祖光说：“我看可以。”祖光见我没有拒绝，他就拿出书的《序》　，指着其中一段文字让我看。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筚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一纸为《解忧集》而作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祖光文章中说的事情，因为我不了解底细，从文字表面看也没什么，就说：“这有什么，我可以一字不动。”善良的新凤霞大姐听后，在一旁插话说：“祖光，柳萌是熟人，你又让他出书，还是把情况告诉他，让他心里好有个数儿。”于是，这老两口儿就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跟我说了说，这就是我事先听说过的，胡乔木亲临吴祖光先生家，劝他退出中共组织的事情。这件事对于有过1957年经历的吴祖光夫妇来说，自然又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想借出版这本《解忧集》之便记上一笔，就在写好的序言文章中加了这段文字。

吴祖光先生是一位大作家，当今中国的文化名人，我这个小小出版社头头，当然没有资格与之相比，但是毕竟有过运动中被整经历，对于他此时的心情还算了解，就一边闲聊北大荒往事一边安慰他。告辞时我再一次跟他表示，这部书我一定安排出版，序言文字照排无误，绝对不会删动半个字。他送我到楼下，临走时，他又对我说：“柳萌，咱们是北大荒难友，我也就不客气了，还得麻烦你尽量早点出书。”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当时刚刚起步，经济非常困难，编辑人手不多，负责人只有我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很多，为了尽快安排这本书的出版，只好由我亲自操作全盘事务。

做过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图书的最大难题就是发行，这本《解忧集》更是如此。我被划“右”从北大荒劳改回来，又被重新发配内蒙古18年，在苦难中接交了一些文化界朋友，利用这种关系找到内蒙古新华书店，这个书店经理刘杰原是上海知青，懂图书又能干，并富有同情心，听我讲述过吴祖光的情况，非常爽快地答应帮助此书的出版。出版资金和发行有了着落，趁机我又提出一个新想法，以谈酒的《解忧集》为由头，再组织几本类似的图书，搞一套名家编名家写的书。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图书可以有个阵势，二是祖光序言不显眼，岂不是两全其美。刘杰经理听后立刻表示同意。

我用电话征得祖光同意后，就开始这套书的具体策划。除了酒是文化人比较感兴趣的，其它如吃、茶、书、画的话题，我想同样会逗起文化人写作欲望。按照这样思路给几位作家打电话，并提出请他们分别担任图书主编，结果正如我所料，袁鹰、汪曾祺、方成、姜德明都爽快答应，还都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

几位主编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在中国文坛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的约稿信发出去以后，很快就陆续收到来自各地的文章，不到两个月全部书稿就交给了我。我分配几位编辑处理后，即带着美术编辑和出版人员，直奔吴祖光先生家里，跟他商量有关封面设计等事。他说他没有更多想法，只有两点建议，一是书名请黄苗子题写，二是封面由方成画漫画，书画家黄苗子先生也是北大荒难友，方成先生是我在《新观察》的作者，找这两位无须再劳祖光先生大驾。非常巧的是原《大公报》名记者高汾女士，这天正好来看望吴祖光先生，高汾被划“右派”后也在北大荒劳动，我们三个同命运人难得在此会面，就一起请人给拍了张照片。

由吴祖光先生主编的《解忧集》始，最后竟然促成五《集》书。书名分别为《解忧集》（谈酒）《知味集》（谈吃）《清风集》（谈茶）《书香集》（谈书）《说画集》（谈画）。为了满足祖光尽快出版的愿望，只可惜未来的及想出个丛书的名字，就这样匆匆地推向了市场。

这套书于1990年9月出版问世后，立刻在全国和香港台湾引起关注，三地都有人写文章评论介绍。几位主编拿到样书后都非常高兴。记得我给祖光送样书那天，他拿过书只是先简单地看了看装帧设计，然后就读他写的那篇序言，见我的确信守承诺未动文字，他非常高兴地调侃说：“到底是北大（荒）同学。”这时新凤霞大姐也高兴地说：“祖光，你得好好地谢谢柳萌。”我说：“凤霞大姐，这您就说错了，我应该谢谢祖光才对，要是没有他这本书，哪能有这套书啊。这套书给我们出版社争了面子。”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客气。

这套书出版不久，吴祖光带书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从会上打电话给我，让我派人再给他送一些样书，他说许多人都想看这本书，我立刻就派人送样书给他。因为我知道，这本书对于他的真正意义，除了书本身是以文会友，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还给他的一段经历，留下了一点文字记录，他怎么能不看重不珍惜呢？祖光先生逝世时，我正在生病卧床，未能亲自去为他送行，只给他家里去了个电话，写这篇文章也算是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