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激起轩然大波

20世纪80年代，有部故事片，在文艺界引起争议，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就是白桦编剧的《太阳与人》。

这部电影根据白桦剧本《苦恋》改编。剧本内容是写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少年时在旧中国，家境贫寒，却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期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从此二人生情相爱。凌晨光一直反对国民党政府，为躲避特务追捕只好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当看到五星红旗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国后，享受过一段短暂快乐时光，就赶上十年“文革”浩劫来临，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一起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面对女儿的质问，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靠吃生鱼、老鼠粮生活，成了荒原上的野人。剧终时，雪住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也将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呀、爬呀……最后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近两年，并在文坛上激起了轩然大波。起初，文艺圈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影片如何如何反动，有的说其实只是说了真话，更多的人则是保持沉默，是也好非也罢都不表态。这时的政治大气候应该说还不错，文艺界多年受压制的人出来了，上边还明确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

1981年春天，批判《苦恋》的文章开始见报，只是还没有形成大阵势，只能算是透出一点批判的信息，一般的人也不会关心和关注。直到唐因、唐达成两位评论家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这才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尤其引起文艺界种种猜测。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人们普遍担心是不是又要搞政治运动。尽管这只是人们的推想，并没有什么确凿根据，但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从批判文艺作品开始的。这次，人们必然也要担心。何况有的过去靠政治运动起家的人，此时好像闻到了点什么气味儿，在言语中开始流露出杀气。

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

可能是有关部门不想造成“搞运动”的影响，就开始在宣传上加以引导。《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加花边的小消息，由白桦所在单位党支部谈白桦现状。当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任时事政治组组长，凭着多年从事报刊编辑的敏感，我觉得，这样的报导并不太有力，有心的读者一看就是“官方言论” ，如果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似乎更令读者相信和有力量。恰好这时主编戈扬在外地出差，杂志社由副主编杨犁主持工作，我就向杨犁和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建议，约白桦自己写一篇文章谈他的近况。这二位觉得我的建议可行，就让我负责找白桦约稿。

我跟白桦相识于《工人日报》时期，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何处。后来，从好友处得知，白桦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我就给白桦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他当即答应写一篇文章给《新观察》。我把此事跟杨犁、张凤珠二位汇报后，他们都很高兴，并立即叫来美术摄影组组长潘德润，让他跟我一起在北京采访白桦，给白桦拍一张近照放在封面上。事情决定后，我再次给白桦打电话，约他到北京后，在东单公园跟我见面，在那里先给他拍照。

后来，白桦到北京，拍了照。我们具体商谈了所约文章。他回到武汉所在部队后，很快寄来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经过我和凤珠、杨犁认真三审，刊登在7月25日出版的1981年第14 期《新观察》杂志上，只是没有在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领导主要考虑声势太大容易招事。

在这篇文章中，讲述完自己近年生活和创作情况后，白桦说，“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地读着那些陌生人们的函电，想像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 “六月中旬接摄制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这样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 白桦在文章最后说：“我情不自禁地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地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有不少读者来信打电话，让《新观察》编辑部向白桦转达他们的关心、问候和担心。不过，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也给《新观察》杂志社，招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后果完全与我的组稿意图相左。

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天傍晚，我正在家中洗菜准备做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主编戈扬。我马上意识到有什么急事，不然，老太太（《新观察》杂志同仁对戈扬的通称）不会亲自登门，再说明天我就要去北戴河休假，没有急事她何必这样急忙找我呢？我马上请她坐下，并给她端上一杯水，希望她能静下心来说事。

稍停了一会儿，老太太告诉我说，在一个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的文章。老太太让我看过后，问我这件事怎么处理好？我很坦率地跟老太太说：“您和我连1957年的事情都经历过了，现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您不在家的时候，经我提议组织了这篇文章，当时是想廓清社会上的传言，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您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可以这样办，一是请乔木找人写文章阐述他的意见，二是咱们派人采访他，请他说看法。”

老太太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妥。我说：“那就不好办了，我明天要去北戴河，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吧。”老太太见事情已经如此，就再也没有说什么。由于我的提议给杂志社招来了麻烦，不过，我心里并不是十分害怕，一来是大的政治环境不似20年前，二来是我自己有了应付情况的经验，三是我的初衷绝对没有恶意，只要自己不乱了方寸就好办。惟一感到有些愧疚的是，觉得对不起杨犁、凤珠，在老太太出差之际给他们建议，他们二位要代我受过。

我在北戴河住东山宾馆，同住这里的还有老作家陈登科。陈登科一见我们就急着问我：“怎么，是不是又惹祸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登科说：“白桦昨天才从北戴河走，你们住的这个房间，就是他住过的。是他告诉我的。”那时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就连电话都不普及，所有的消息，除了听广播，就是口口相传。可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消息，传播起来却非常迅速，因为那时人们非常关心政治。从传播的消息中判断局势，考虑自己的政治命运，好像是那时候人们的普遍心理。陈登科跟白桦是好朋友，思想倾向又比较一致，我就问他怎么看待这件事。陈登科说：“不要管它，既  然来北戴河了，你就好好休息，咱们一起喝酒吃螃蟹看海潮。”

这时，中国作家协会正组织作家休养，大批作家住在北戴河中海滩，我迟来了几天，就住在较远的东山，考虑不再招惹出是非，整个休养期都未敢去中海滩，每天除了跟陈登科聊天，就是观海，一时间还真把事情忘记了。但是，暂时的忘记不等于不存在。我回来到杂志社上班，就听有的同事告诉我，老太太如何跟上边周旋，杨犁、凤珠如何承担责任。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明明是我惹的“祸” ，却让这三位受过。当天下午，我就去秦兆阳家，想去他那里散散心，同时听听他对此事的看法。

秦兆阳是我敬重的文学前辈，他的为人和处事的豁达，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卧室的北房，我刚一落座，他就先开了口：“听说，白桦的一篇文章是你处理的，上边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新观察》领导的态度，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讲。听了以后，他有所思，然后对我说：“咱们都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组织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好的，就要坚持，无论多大的人物怎样说都不要怕，更不要去应合，应合的结果，对自己对解决问题都没好处。就如同人家说你脸上黑，连镜子都不照照看，就去用手抹，弄不好反而成了‘三花脸’。”秦兆阳老师说的这番话，是一位长者的经验之谈，更是一位老作家的肺腑之言。所以，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除了觉得对不住三位领导，我的心态都非常平和、坦然。

那么，此事的另一位当事人白桦如何呢？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就给他所在的武汉部队打电话。刚一接通部队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就对我盘问不止。我一琢磨不太对劲儿，就是接通白桦电话，他也不可能说什么话，我索性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把情况告诉了吴祖光，请祖光给白桦打个电话。祖光跟白桦通过电话以后，白桦的近况由祖光转告给我。知道白桦平安无事，我也就完全放心啦。

风息浪止

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从那时开始，类似的事情很少追究当事人，然而，单位领导却仍然难脱干系。1981年第17期的《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属名“冯明”的读者来信《也谈春天的“厚爱” 》，对《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的文章作了温和的批判。文章说“《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提到《苦恋》受批评的事，但是毋庸讳言，这篇文章正是从这件事引发出来的。……我们无从推测这些（给白桦）函电的内容，不知道它们对《苦恋》是褒是贬。只是从周围人们的议论中听出，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在少数，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很严厉。我个人觉得，人们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值得白桦同志重视。”这封读者来信还说：“《春天对我如此厚爱》里提及的近千封函电，如果褒贬扬抑兼而有之，而白桦同志也不以藏否定取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择其善者而从之，那自然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值得称道。如果是一片褒扬赞美之辞，白桦同志却不加分析地统统视为春天的厚爱，那就不能不说是陷进了盲目性。”事后，中国作家协会的友人告诉我，这封读者来信是时任作协秘书长杨子敏化名写的，“冯明”就是“奉命”的谐音。不过，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稳重，他们既要应付上峰指责批评，更要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真也难为他们啦。当然，更有赖于此时还算宽松的政治环境因素，不然，起码也得让我这个当事编辑，像过去那样写份书面检查。

此事的真正转机是在1981年９月-10月间国际笔会之后。当时，中苏两党论战犹酣。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国际作家笔会。会上，苏联代表借白桦之事，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据说，机敏的巴老在发言时说，怎么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一本发行百万份的杂志《新观察》，就发表了白桦的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这不就是让白桦说话吗？情况是否属实我不清楚，更不便向别的与会者核实，但是，我相信不会有大误。此事后来再无人追究，就是个最好的证明。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一旦出现问题时，成熟的领导人往往不急于处理，而是沉着地静观事态发展。原来，有的时候，时间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