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古旧物市场有几个，不详。如今最负盛名的，除了老牌的琉璃厂，新的当属潘家园。琉璃厂以买卖古董字画古籍传名，这早已被世人所公认。我年轻时逛琉璃厂主要是淘一些旧书。这潘家园古旧物市场的买卖，似乎更为广泛更为庞杂，去逛的人也就比琉璃厂要多得多。时常听玩古旧物的人谈论它。

潘家园古旧物市场在南城，距我居住的北城太远，至今不曾光顾过那里。不过，听说这家古旧物市场已经很久，主要是得助于一些人淘金的故事。其中，青年学者李辉淘到戏剧家杜高档案的事，在文学界流传得最为广泛和生动。后来李辉写出《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杜高写出《又见昨天》一书。这二位都是我的文友，都曾赠书予我，这就越发让我对潘家园市场有了印象。可是这潘家园古旧物市场究竟都买卖些什么旧物，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个谜。

有天，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去逛潘家园旧物市场，发现我写的一封信，说卖家要卖多少多少钱，问我要不要买回来留下。我听后不禁哈哈大笑，说：“你还真把我当成个人物啦，我从来未看重过自己，这种信如果真值钱，我就再写几封去卖好啦，然后咱们去吃烤鸭。”这件事他一说、我一听，连去看看的想法都没有，我以为就算过去了。时隔不久的一天下午，邻居于润琦来访，他说他买来我的一封信，特意来送给我做纪念。润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是一位专攻明清小说的学者，业余时间还研究北京民俗，有好几本相关专著出版。他的职业和爱好注定他要去淘旧物，自然成了潘家园古旧市场的常客。前不久，他去潘家园淘书，恰巧发现了我这封信，就特意买回来赠送给我。既然买回来了，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感谢润琦。

我拿过来一看，的确是我的信。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右派”问题还未改正，从流放地内蒙古返京后，正在《工人日报》文艺部打工，给《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写的信，谈论我调入《新观察》工作的事，不知如何流落到社会上去了。信的内容是：

“……您好。知您身体欠安，不便打扰，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办的，请您尽管说。我找过杨犁同志，同他聊了聊，只要户口解决了，我的愿望也就有可能实现。我在民政部找了一个吃劲的人，只要人家真心全意给办，还是能办成的。有了准备（确）消息，我再找杨（犁）、张（凤珠）二位同志，您不必再为我分神了。十日，我去天津，探亲和过节，拟本月底回来。您天津有事，可写信……”

如果作为名人书信来看，戈扬自然是位名人，我的这封信是沾了她的光。但是我觉得这封信如果有价值，绝对不在这封信的本身，而是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来，当时回来的“右派”在出路上的无奈和焦虑，给研究这个时期的政治状况，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际例证。除此再无什么实际意义。对于我个人来说，于润琦的赠送使我们的友谊增加了色彩。仅此而已。

令我奇怪的是，润琦把这封信买回来交到我手里的半年后，拍卖市场又出现这封信，从信表面上看毫无二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普通人写的普通信，在拍卖市场竟然也被玩把戏，让从不逛旧物市场的我，开始有了一点神秘感，甚至于产生某种警惕心，认为这旧物市场角落，说不定隐藏着难测陷阱，稍不注意就会掉进去。没有起码收藏知识的人，没有对旧物市场了解的人，看来还是不涉足的为好。

说到这旧物市场，不禁想起了古董和旧物的玩家。如今，玩古董旧物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玩什么古董旧物的都有，大的如明清家具，小的如各种钱币。至于别的稀奇古怪东西，当然也不乏大小玩家。玩家玩古旧物的目的好像也不尽一样，可以说是各怀“心计”。笼统地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纯粹为了收藏，一种则是想发点财，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截然分开。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对于一个执着的玩家来说，这古董旧物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占有相当大的分量。玩古董和炒股票一样，潜伏着一定的高风险，玩不好很可能被古董玩了。因此，真正的古董玩家起码得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多少要有点鉴别知识，不然不容易分辨真品赝品；二是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不然上了当受了骗吃不消；三是要有些经营头脑，不然在购买时价钱上会吃大亏。

我对古董一窍不通，更无此雅兴和精力，无论是靠古董发财，还是被古董戏弄，敢说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认识的人当中，很有几位算得上玩家。有的玩玉器，有的玩砚台，有的玩门蹲儿，有的玩剪纸，都玩出了一些名堂。这些古旧物玩家到一起谈论“玩”事，在一旁听听，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们谈论古董，绝不是如何鉴赏，更多的时候是讲怎样买卖。

买卖古董旧物，非一般人能为。眼力的高低，价钱的贵贱，买卖的方法，无不体现买主卖主双方的聪明机智。

小说家邓友梅，在他的京味小说中，专门写有《烟壶》，自然是古物的玩家和收藏家，不然打死也不敢碰这类题材。有位朋友一次去潘家园古玩市场，见有一堆鼻烟壶摆在摊位上，就想买来送给玩鼻烟壶的邓友梅。这位朋友跟友梅一样也是行家，从这一堆鼻烟壶里看出门道，就跟摊主说把这堆全包圆，问多少钱，最后经过划价用150元买了来。他为什么要论堆购买呢？因为这堆鼻烟壶里，只有一个是真品。如果单独挑这一个买，摊主肯定会警惕起来，说不定要大价钱呢。幸好摊主是个“二把刀”，碰上了真正的行家，他也就只能让了买家。这位朋友跟友梅说，就这一个就买值了。友梅的这位朋友，无疑是个真正玩家，既会鉴别真假，又懂得如何划价。听了友梅的讲述，我真的很佩服。

友梅讲这个故事时，作家周明也在场，他也讲了一个故事，听来更有点令人哭笑不得。有位书画家去逛潘家园市场，看见一幅郁达夫字画，很想当时买下来，身上带的钱又不够。他正在琢磨如何办时，只听摊主说：“这可是‘有（郁）连（达）夫’的字啊，大名人，您还犹豫什么？”这位书画家一听，摊主把郁达夫念成了“有连夫”，说明是个半文盲，当然也就不会真正懂得这件墨宝的价值。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合适的价钱买下了“有连夫（郁达夫）”的字画。这位书画家的判断无疑是对的，利用摊主不懂装懂的弱点，买下了自己喜欢的古董，从此也就成了古旧物玩家中的轶事。

听了友梅、周明二兄讲的故事，更相信一位玩家朋友所说，买家内行得靠金钱“泡”，卖家内行得靠时间“耗”。有了这两方面的行家里手，这古旧物市场才会真正地成熟。的确，如果都是“二把刀”瞎混，真品赝品不分，讨价还价离谱儿，古旧物市场恐怕也就变了味儿。难怪一位古砚的玩家，在早期买得砚台时，不辨真伪怕上当受骗，主动去请教张中行。谁都知道张中行是作家，同时是一位学者和玩家，对于古砚鉴赏更是个内行。幸亏我认识的这位朋友同是文学圈内的作家，才有条件求教张中行。如果玩家是一个普通百姓，自然也就没有条件找专家鉴定，即使买来赝品恐怕也就认了，活该倒霉。

当然，并非什么事情都是绝对的。有时大的行家也会走眼，把真品当赝品或把赝品当真品，这种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如，故宫现存成吉斯汗腰牌，由张家口一个农民带到北京出售，开始就被一位行家视为赝品拒收。后来经大鉴定家史树青认定追回，这才由国家有关部门花钱收购下来，不然，这件国宝级文物很可能从此流失。古董鉴定家的眼力很了不起，他们的判断结论正确与否，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忘记是一件什么样的古董了，起初并未被买家和卖家看好，无意间被大鉴定家朱家缙发现。他只随口说了句“这可是好东西”，此物身价立刻飚升几十倍，着实地乐坏了此物的拥有者。我的另一位邻居班清河，对于古籍收藏非常感兴趣，最近购得多种楚辞新旧版本。他让我欣赏的同时，顺便说了一件事：有位四川富商拟花几百万元购买一批青花瓷瓶又怕上当，拿到北京托他找人鉴别真伪。于是，他找到故宫一位青瓷专家。这位专家拿到手中转着瞧了一眼说：“这是件新活儿，时间最多三年。”这位四川富商听后立刻吓得满头大汗，马上用手机告诉家里人不要付钱，让他避免了几百万元的损失。大概正是因为鉴定家“口可吐金”，所以他们开口都非常地慎重，生怕一件古董的真假轻重，在自己的话语中决定了前程。

盛世玩收藏。在生活比较安定的今天，家中有钱有闲的一些人，很多都是经常出入古旧物市场。他们在那里淘宝的同时，还收获了一份悦己的欢乐。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心态，即使买到赝品也不苦恼。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管它是真是假呢，只要自己喜欢就行。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希望买到真品，假的再怎么喜欢想想也堵心，更不用说还白扔了不是小数的钱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