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油画家、军艺美术教授张钦若先生，离开人世到传说中的“天堂”整整一年。做为他的老朋友我深感痛惜和怀念。我俩都是“反右运动”的受难者，倘若在我们身心遭受煎熬时，能去“天堂”的话，无疑是种解脱，可是，现在毕竟生活安定了，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钦若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想起来难免令人感叹命运的不公。

钦若出生在黑龙江。黑土地的情怀，黑土地的性格，在钦若身上特别突出。他油画创作的灵感，许多都来自黑土地。我不懂得油画艺术，对于他的作品不好妄加评论，但是，从我读过的他的作品中，那些描绘北国苍茫大地的景物，让我明显地感觉和领悟到，有种雄浑、坚韧的北方气势。倘若没有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无论艺术技法多么高超，都不会有如此澎湃激情，从画笔和色彩中倾泄出来。钦若赠我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北大荒白桦树，每每仔细地品赏这幅画，立刻便会联想起钦若的形象，他那清瘦单薄的身躯，他那蓬松粗壮的银发，多么像生长在北方的白桦树呀。钦若的倔强性格和真诚品德，跟白桦树一样让我敬佩。我们下放劳动的北大荒，漫山遍野生长着各种树木，最普通也是最抢眼的树木，则是那一片片白桦树林。白桦树身躯挺拔枝叶清爽，深秋时节叶子变成金黄颜色，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闪闪发光，天气越是寒冷就越是精神。这不明明就是钦若的写照吗？

20世纪50年代，我们这群因言获罪的流人，在亘古荒原度过近三年的时光，物质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更为苦闷的还是在精神上的压抑。因为当时政治环境异常恶劣，不允许我们谈论别的话题，有些会逗乐的人就说笑话，像电影演员李景波、管宗祥等，都是大家公认的“活宝”。其它各业人中就较少幽默细胞，而在这较少幽默细胞的人中，画家张钦若则会苦中求乐，时不时会在说话中来点幽默。尽管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终因时光相隔太久远，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是在与他生前来往中，每次看到他微笑的目光，立刻就会想起当年情景。有一年我和管宗祥等难友，在他家聚会说起北大荒，都不由而同地谈到苦中找乐的事情。在人生坎坷艰难的时刻，能够坦然、乐观地面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然而，钦若却能做到并把他的快乐，送给一起劳动的其他难友。在那个荒唐的年月，令我感到非常钦佩。

下放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中，有好多位知名画家，老一辈的如丁聪、黄苗子、尹瘦石、杨角等，年轻的如张钦若、徐介诚、张晓飞等，开始都跟我们一起干体力活儿。后来由于一项政治任务需要，他们大都提前解除体力劳动，为纪念性的会堂做美术装饰，或者调到农场报刊做编辑工作。这样他们也就先于我们，离开艰苦的劳动改造场所，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里，过起是“右派”无监督的生活。从此，包括钦若在内的画家们，就从“右派”群中消失，我也就再未见过钦若。我们这些留下的“右派”，在全民大饥饿的20世纪60年代，既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又要忍受饥饿和遭受残酷批斗，其艰难痛苦的境遇可想而知，那时大家都非常羡慕这些画家。钦若先于我们脱离苦海，正是他手中的这枝画笔，给他带来的幸运和福气，不然就凭他那单薄的身体，真的跟白桦树一样难抗重负。有次跟他说起我的这个看法，他只是挤着眼睛%秘地微笑，好像是庆幸自己熬过大难。

在那个年月那个环境里，个人是无法掌握命运的，一切都得看自己的运气。我们离开北大荒得已生存，同样是偶然运气的使然。当初把我们放到北大荒，是考虑地广人稀跟苏联接壤，“右派”没有“叛逃”条件，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反目成仇，同样是考虑距苏联近怕我们叛逃，全部分散到全国各地劳改。我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跟所有当年北大荒难友，失去即使有也不敢联系的机会。直到回到一别22载的北京，在《工人日报》文艺部当编辑，突然接到老诗人梁南难友的信，说他摘掉“右派”帽子未能回军队，留在了黑龙江省文联当专业作家，我想同为部队“右派”的张钦若，说不定也未能让回到部队，就请梁南打听钦若的下落。梁南很快就复信给我说，钦若也是留在了哈尔滨，我们才恢复别后多年的联系。

中国的政治气候开始晴朗，我们这些人相继回到北京，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钦若在军艺美术系任教，接触也就比过去多了起来。他和他的夫人王景岚教授，每次举办画展钦若都要邀请我，只是有时工作离不开未能全部观赏。我对于绘画是个门外汉，只知道钦若是位有成就的油画家，他的成名作《海边》年轻时就看过，那是比较写实的一幅油画，总还可以读懂画家的创作意图。后来他完全学习苏联某画家，画风上越发显得意境朦胧和诗意，我也就再读不懂这位老朋友的画，不过依然很喜欢他的油画，特别是他画黑土地景物的那些作品，读来总是感到喜悦和亲切，常常地会让我想起北大荒生活。

如今，钦若匆匆地走了。他的画“北大荒白桦树”，挂在我家琴房的墙壁上，每天走进琴房看到这幅画，自然而然就会想起钦若，想起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他画的这幅白桦树油画，其背景是北大荒五一水库，那是我们这批“右派”流放者，冒着零下42度严寒的冬季，用铁镐一镐一镐刨开冻土，用大筐一筐一筐抬上高坝，昼夜兼程地赶工挖出来的，是北大荒“右派”留下的永久标志。钦若画的白桦树以此为背景，构思用意的深远可想而知。我一直把它做为我的收藏珍品。

然而，比画更为珍贵的还是钦若的真诚。他两次来我家看望我，按理做为主人我应该请他吃饭，可是每次吃饭都是他抢先埋单，惟一的理由就是他的工资比我高。特别是跟他最后一次的聚会，那是在他们的石景山的画室里，同为画家的他的妻子和女儿，三个人领着我观赏各自的画作，然后每人送我一本出版的画册，拿到画册本想就要告辞回城。谁知钦若早有准备留我吃饭，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钞票，跟女儿说：“笑蕊，你开车找个好饭店，咱们请柳叔叔吃饭。”到了饭店他一再跟女儿说：“点最好的菜吃，不要考虑钱，我带好几千来哪。”其情其景，令我感动。在谁也不太在意吃喝的今天，钦若无非是想以此表示，他对我这个共患难老弟的一片心意。我笑笑说：“何必呢，吃饭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说说话。”桌上已经有了好多菜了，他还是执意让女儿再加个菜。这就是画家张钦若，对于朋友的热诚与实意，跟我同去的一位朋友，在归来的路上跟我说：“张老师这个人，真实在，这会儿这样的人不多了。”可是钦若依然保持着这份纯真，就如同蕴育他生命的辽阔黑土地。

钦若毕业于（前延安鲁艺）东北画报社美术训练班，20世纪50年代又受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先生，后在前苏联专家油画进修班学习。除去受难的22年都在部队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钦若在油画创作上造诣很高，他的许多作品曾获奖和被人收藏，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这对于一位画家来说，足以引为自豪和骄傲，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反而滔滔不绝地说他喜欢的足球。而且说起足球来的神情，那么陶醉那么爱恨交集，天真顽皮的执着表情，犹如一个爱好足球的中学生。

钦若已经永远地走了，不知他在天堂生活得怎样。还画画吗？还观赏足球比赛吗？我想只要有画笔和足球陪伴着，这位倔强的东北汉子，他就永远不会寂寞不会孤独，他就会依然说说笑笑地，面对另一个世界的一切。钦若，我真诚地祝福你，有着白桦树一样品性的老朋友。

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