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人好说财富。那么，什么是财富呢？无非是金钱和知识。最近我发现，其实，记忆同样是财富，而且是丢失难以再生的财富，可见其价值的可贵。启发我有此认识的，是两位耄耋之年的文学前辈。一位是丁宁大姐，一位是王平凡先生。丁宁大姐我比较熟悉，她是一位老散文家，王平凡先生是我同事王素蓉父亲，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领导人。尽管这二位年事已高，由于身体和记忆力尚好，就趁势整理出经历过的那些尘封多年的文坛往事。丁宁大姐出版两本书《岁月沧桑》《文坛几多风流人物》，讲述的大都是中国作协的人和事，王平凡先生著有《文学所早期大事记》，讲述的是文学所的重大事件。这二位都有书赠我。

他们讲述的文坛往事，大都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由于喜欢文学写作，对于诸如“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红楼梦》研究等事，自然也就格外地关心，可是，当时毕竟是议论“一边倒”的年代，报刊文章和民间传说，在当时难辩是非真伪，所以我一直误认为文学界，大概都是政治运动“打手”或“推手”，可能没有仗义执言的人。那些残酷的整人运动过后，事后更不会有谁肯站出来道歉。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仍停留在遥远的过去。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二位前辈又到如此年纪，对有些事情和作家的认识，就再无 什么顾及和遮掩，说得较当时更客观更公正。这正是这两位前辈著作的可贵之处。倘若他们不说或者遗忘，那些往事也就永远定格当时，后来的读者和史学家，岂不是难从另一面获得真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回忆和认识，对于文学史更有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文坛，风风雨雨几十年，置身风雨中的作家，每个人会如何表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很难想象。读了这二位的著作，我发现，当时的人并非都是“积极分子”，起码不都是真正的积极分子，比如当时挨批的丁玲、俞平伯等，照样有人私下报以同情，若干年后也有人赔礼道歉。再比如丁宁说到揪斗“5.16”时，评论家阎纲的“顽固”,评论家吴泰昌的机敏,讲述得非常真实和传神,对照着他们至今不变的性格,我就越发觉得这些记忆的真实可靠。阎纲和泰昌二位同代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他们性格中的这些品性，现在有时还偶有光芒闪过。比如，阎纲对骗子“诗人”劣迹的揭露，那种不依不饶的坚韧劲儿，可以说是当年“顽固”的另一种表现，这说明阎纲老兄的求真精神，在他一生中是始终如一的。再比如泰昌老弟，平日看似大大咧咧，其实他的心非常细致，他最近出版的写文坛三位老人系列书，正是他机敏性格在治学上的表现。因为丁宁大姐书中说到的其他人，我并不是十分熟悉或已经故去，不好对照着印证作者回忆的情况，仅以写这两位同代友人的情况，便可知丁宁的回忆的真实性。

关于这两位文学老人回忆性著作，我只想推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详细的情况就不想更多赘述。以此为由头我想说的话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出版界，有的过于功利和眼光短浅，盯经济效益多看历史积累少，以至于随着一批批文学老人离去，那些文学界的往事也会逐渐消失，倘若将来某一天真想书写历史，就会只能靠考证推测来实现了。与其如此何不早点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令人可喜的是有的稍年轻的作家，如我认识的吴泰昌、石湾等，最近都有这方面著作问世，这既说明这些友人思想的敏锐，更说明出版此书的出版社极有眼光。

谁都知道，未来的历史就是今天的事实，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丁宁、王平凡两位前辈，趁他们记忆力尚好的时候，正在自觉地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行为，因此，在出版图书方面仍有困难，这就给一些有关部门，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可否在这方面给老人们以帮助，来个“抢救记忆财富”的计划。趁这些文学老人健在时，让他们讲述文坛往事，并给以真实的认识和评价。尽管这是一家或几家的记忆，事实和细节难免有错误之处，但是总比完全缺失要好得多，起码会为未来求证提供了线索。

当然，即使个人记忆力再好，由于年代久远难免差错，对某些事情的认识上，说不定也会有些偏颇，但是健在的老人总还有些，经过相互补充、纠正和讨论，总会把事情原委弄得清楚。读了这二位前辈的著作，真希望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开始认真地做这件事情，通过健在文学老人的回忆，把过去异常丰富的文学史料，记录整理以丛书方式出版，这对于现在和未来都会是一笔为可小视的财富。

201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