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的“右派”问题刚改正，已经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工作，分居多年的妻子也调到北京，儿子从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来到北京跟我们团聚，单位又分给了一套新房子，一家三口三地分居多年，这会儿总算拢络到一起。家，在我的概念中，这时才第一次，不再是个符号。我曾经多次跟妻子合计，在适当时候把母亲接过来，以慰她多年对我们的牵挂。不曾想就在这时她病 了，难道是她没有这个福气?为经济一直并不算宽裕的家操劳了一辈子，为流放的我和下乡的弟弟们担心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生活开始有了盼头，母亲却老了病了，做为她的儿孙，我们哪能不着急呢?所以接到大弟的电话，我和儿子立刻请假，乘时间最近的一趟车，急急忙忙赶往天津。
北京距天津总还算不远，火车只有两小时路程，每天来回的车次也多。倘若我仍然在内蒙古，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就是我日夜兼程地赶，最快也得走一天时间。路途上的劳累且不说，只是那焦急的心情，恐怕就很难承受得住。按照咱们老祖宗的说法：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是我总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因为“右派”的问题，不只是一直在远游，而且还多次中断信息，让母亲在痛苦的等待中，忍受思念和猜测的折磨。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母亲，她招谁惹谁了，在那个没有道理可讲的年代，却要陪着她的儿子受罪。这个世道对她实在不公。
路上，一边凝视着窗外景色，一边想着母亲的一生，我的心比列车的声响，还要沉重还要压抑许多。这时那些陈年往事，在我的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过。尽管回忆有时是痛苦的，尤其是当年我正值中年，还不到应该回忆的时候，但是我仍然愿意承受痛苦，跟随母亲艰难的步履，走过风风雨雨的岁月。
我的老家是个县城，三面环水一面陆地，在北方算鱼米之乡。我们家四世同堂，曾祖母、祖父母、父母、叔婶、姑姑，一大家子十几口人。我是我们家的长孙，在家中属于众人宠爱的人，所以在我的童年时期，记不得有什么烦心的事。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总还算说得过去，不然，我的三祖父和二叔，就不可能读到大学，我父亲和三叔及姑姑们，就不可能读到小学中学。至于家里靠什么维生，我就完全不知道了，只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祖父在外地一家商店，当掌柜的也就是现在的经理，我想那收入还是可以的吧。我父亲和三叔俩人，起初好像也是生意人。长大后看见过一张照片，足有半米多高的镜框里，镶着父亲年轻时的全身照，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人显得很帅很精神。直到他后来落魄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想必是眷恋有过的得意。这起码说明父亲年轻时，经济上曾经宽裕过，倘若是个经济拮据者，哪里还有钱摆这个谱儿。所以我在懂事后，一直主观地认为，老家的男人好像有分工，谁将来得读书，谁将来做生意，我就想我也不会逃脱这个模式。
在老家的大家庭里，历来是曾祖母当家，老太太说一不二，我的长辈又都很孝敬，对于曾祖的话可谓言听计从。正是在这个家庭背景下，当我父亲突然失业后，不知怎么惹恼了老太太，她就把无名火经常发到母亲头上，母亲觉得实在忍无可忍了，在我的祖父母劝说下离开老家，带着我回到外祖母居住地，开始独立门户自己过日子。外祖母是母亲的后娘，两个人的感情并不好，不可能给母亲实际上的帮助，只是提供个落脚之地罢了，从那时起我就再很少回到老家。父亲呢，自然也就不好用家里的钱，他就跑到天津在商界讨生，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乡下，靠父亲寄来的一点钱过日子。从县城乍到乡村，等于进人一个新天地，对于我一切都是新鲜的，很快就什么都适应了。只是觉得母亲变了，经常的自己发愣、叹息，认真地算计父亲寄的钱，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钱得省着花。”但是在我的吃上穿上，母亲从来还是很大方，比方每到过年过节时，我总能穿上新衣服，衣袋里也照样少不了零花钱。可是母亲她自己，就很少做新衣服，逢年过节的时候，最多买一朵绢花戴头上，增加点节日的喜庆劲儿。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凡年，后来父亲的境况好了，把母亲、我和大弟接到天津，母亲这才不再为钱的事发愁。
舒心的日子未过多久，父亲又丢掉了饭碗，这时弟弟妹妹们，相继来到世界上，家里人至七口，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待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六十多元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个单身汉花不了，总可以寄二三十元，助父母亲一臂之力。谁知好景还是不长，突然降临的“反右”运动。一夜之间我被贬为贱民，工资也降了许多，给家里寄的钱就少了。紧接着就是天灾人祸，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母亲愁家里人吃喝，更惦记在北大荒劳改的我，吃不上喝不上还要劳动，不知瘦成啥样了呢?听家里人后来说，那时她都快“魔症”了，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老是念叨：“不知你大哥(指我)，咋饿呢?谁去救救他呵。”所以当我从北大荒回来，母亲借了许多肉票粮票，起早贪黑地去商店排队，买各式各样的食品做给我吃，说是补补亏欠的身子骨。她把好东西全放在我跟前，自己却舍不得轻易往嘴里放，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不时闪过会心的微笑，仿佛比她自己吃还高兴。这时我就默默地想，不管世上的人怎样对待我，只要有母亲在，生活就会总是美好总有希望，我就应该坚强愉快地活着。
好容易盼到我摘了“右派”帽子，表面上算是可以自由地走动了，这时又轮到两个小弟弟要上山下乡，母亲刚刚平静的心又开始不安。虽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父母无权无势的子女别无选择，只能被赶到“广阔天地”里去，但是像我家这样两个弟弟，同时上山下乡的并不多见，母亲所受的心灵折磨，母亲所受的劳累辛苦，自然也就是双倍于别的人。
有一年的秋天，出差路过天津，顺便看望父母。我一走进家门，只见母亲独自一人，站在桌子前用菜刀切肥皂，一条两块的肥皂从中间切开，然后把两块分放两个地方，那种认真劲儿真让人感动，我问：“妈，您这是干啥?” “给你下乡的弟弟呵，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这点东西总得分开吧。”我一看可不是，不光是肥皂，桌上还摆着别的东西，像虾酱、虾皮、咸菜、针线，等等，她都是不偏不倚地平分开，或用瓶装，或用纸包，小心翼翼地一样样地打点好。这时我不禁看了看母亲，她眼角的细纹又加了许多，过去乌黑的头发明显变得花白，映衬出原来慈祥而安静的心，正在变得忧虑、憔悴和不安。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在那样的年月里做母亲，岂止是担忧呵，对于远行多年的儿女们，还有着更多的无望的思念。
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好了，儿孙们也都已长大成人，生活很少有什么难处。本该可以颐养天年的母亲，谁知却临近了生命尽头，如同一盏明亮的油灯，连需要积存的油都耗费了，还怎么让她再照亮呢?想到这些就越发觉得，生活实在太亏待母亲。她在天津住了几十年，算是真正的大城市人，她竟然连劝业场都未逛过，更不要说享受城市的欢乐。唉，简单地用一个“命”字来诉说母亲的这一生，难道能完全概括吗?
我和儿子到达天津时，正是早晨，上班时间，公交车人多车稀，实在没有心情等待。可是当时又没有出租汽车，只有私人驾驶的三轮摩托，不安全也好，是黑车也好，这时已经无暇顾及这么多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爷俩总算匆匆忙忙赶到家。心想这回母亲可以得到安慰了，我们爷俩能赶过来，子孙们全都在她身边，这不正是她早就盼望的事吗?老年人希望的儿孙满堂，母亲早几年无条件享受，现在她病了能够看到，多少会让她的心情好些。我在这样想。
当时母亲跟着三弟生活，我跌跌撞撞攀上楼梯，推开三弟家的门一看，迎接我的竟是一张冰冷的床板，端端正正摆在屋子中央。母亲平直地躺在床上，面容异常清癯，神情倒还安详，瘦小的躯体罩在新被下，仿佛是劳累后休息。放在床前的三炷香火，袅袅轻烟在屋子里缭绕，家中大小都穿着孝服，个个脸上都挂着哀伤。我一看就明白了，一把拉过来儿子，扑通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多少年从没有过的悲痛，像针刺似的让我撕心裂胆，禁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母亲哪，儿子来迟了，您生前不曾尽过孝心，我就已经是羞愧万分；您现在永远地走了，走前又未赶上送行，这老天太不成全我了。
人的一生再做错事，有的都可以原谅，唯有对父母的不孝，无论如何是不能宽恕的。所以每每想起这次奔丧，我的心中立刻就会不安，总觉得对母亲有种歉疚。怕是永远永远都难以彻底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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