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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木匠师傅

实在有点大不恭敬,木匠陈师傅的大名,我一时竟然想不起来啦。这倒不完全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事,在我多少有些勉为其难。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四十年前在一起时,我压根儿就不曾呼过他的名字。读者不妨想想看吗,我那时头顶“右派”荆冠,大凡算得上革命者的人,都天生长我两三辈儿,何况工人阶级一分子,就更是我的“天王老子”,我哪敢直呼领导阶级大名呢。所以一直呼他陈师傅,以至于陈师傅的名字,在当时也是偶尔才想起。这会儿相距已是四十多年,更没有办法忆起他的名字,就仍然呼他陈师傅吧。            

 认识木匠陈师傅,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北京的“右派”,在北大荒农场劳改近三年,突然遇到中苏两党交恶,大后方变成了“反修”前哨。把这么多阶级敌人放在这里,据说有关方面不大放心,就决定把我们疏散到全国各地。我就又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原以为“右派”帽子摘了,集中劳改总算结束了,到了内蒙古会安排机关工作,所以抱有一线再生希望。到了那里一报到才知道,仍然继续得干体力劳动,而且是在野外卖苦力。开始是扛电线杆子,后来就给木工打下手,这样就认识了陈师傅。                

 我当时不过20岁初头,算“右派”中的小字辈,又没有娶妻成家,并且经过北大荒的劳改,就一门心思地干活儿。可能是经过几天观察,陈师傅觉得我还老实,既没有乱说乱动,又没有藏奸耍猾,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时,他悄悄地跟我说:“看你脸面白白净净的,干活还行,以后就学点手艺吧,起码今后不愁有口饭吃。”对于他的关照,我自然很感动,“嗯”地答应了一句,就说:“谢谢您,以后请您多帮助我”。这是干了十来天活儿以后,陈师傅跟我说的头句正经话,也是我从北大荒来到内蒙古,身处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听到的第一句让我心热的话。如果把时间再向前推算的话,可以说是自从我被划“右”以后,这是革命者说给我的第一句温暖话,在这之前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诸如“不许乱说乱动” “只有脱胎换骨的改造才有出路”“老实点”等等,最好听的也不过是“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所以陈师傅的一席话,就像一股暖流淌过心间,让我开始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我们俩在一起时,陈师傅告诉我说,他的老家原来在山西,有一年家乡闹灾荒,连树皮都被剥光吃了,实在混不下去了,父亲一咬牙,拉扯着一家大小六口,走西口来到了绥远(今呼和浩特)。父亲是个木匠,手艺不错,靠给人家做箱柜,总算活了过来。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有个想法:“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他说:“我让你学手艺,就是这么想的。听说像你们这种人,比判有期徒刑还长呢,你年纪轻轻的,总得成个家吧,有手艺就能养家糊口”。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知道他30几岁,比我也大不了多少。然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宝贵的社会见识,远比书本上的道理,更能启发我帮助我。所以我也更敬佩他。  

人们常好说某某人聪明。那么什么叫聪明人呢?在我看来,这位陈师傅,就是个聪明人。他对生活的看法,不像读书人那么空泛,而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因此许多事理看得更透更准。渐渐地熟悉以后,他常跟我说:“这人哪,活着就跟做木工活一样,拿起一根木材,就得想想怎么用?大了浪费,小了不够,总得掂量好了再动家伙。像你们这些人吃亏,就吃在没有思量好,就说话就做事,结果倒霉了吧。这怎么行呢?”               

后来经过多时观察,我发现这位陈师傅,无论做什么事情,就跟他说的那样,确实都思量好了再做,一做起来就八九不离十。有次我们在外地施工,工间歇息的时候,见他拿枝铅笔,在一块木板上画,一会儿圆一会儿方,谁也猜不出他画啥。过几天他忽然找到我,拿着一个信封让我写住址,我很奇怪地想,这人是怎么了,既然让我写信封,说明他没有文化,那为什么不让我写信呢?我就试探着问:“陈师傅,那写不写信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信,我自己写了,反正也没有几个字,就是找家要点东西。你给我看看也行。”我接过来一看,不禁惊叹起来,与其说这是信件,反不如说是绘画,似乎更为准确。因为在一些字里行间,画着不少物品模样画,代替他不会写的难字,读起来还蛮有意思。我说要不我再为你写写。他执意不肯,说:“老求人怪麻烦的,我老板(老婆)看得懂。”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在木板上画的,正是他画在信里的,是想先练习一下。你看这人多么精细聪明。                     

信发出以后告诉我,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过几天扫盲班,学点字不用也忘了,想记点什么怕忘的事情,他就用画的办法。天长日久地画下来,他老婆看得懂,就明白是啥意思了。这种记事情的画本,他说家里有好几本,有时在家没事翻翻,还觉得很有趣的。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几分敬重。我们的所谓文化,是跟前人学习的字,陈师傅所谓没文化,却是自己在创造字,如果他是字的首创者,我们今天学习的文化,岂不正是跟他学吗。这到底是谁更富有创造性更有文化呢?                       

陈师傅心眼儿很好,非常朴实善良,用当时的标准看,他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有次我生病发高烧,他到宿舍来看我,特意带给我两个馒头,说:“一个后生家,说几句错话,就让人家离开家,生病都没人管。本来就怪可怜的。还让我监督你哪。我不懂这个派那个派的,我就看你这后生人不错。我监督个‘毬   ’。”我立刻制止陈师傅,千万可别这样说。他说:“我都不怕你怕个甚?你们这些人哪,倒霉就倒霉在嘴上,吃亏也吃亏在嘴上,官打没嘴的老理儿,连小孩都懂的,难道你们读书人不明白!?再大的事情,自己不是那么想的,就得用嘴说,争个理儿出来。不能人家说你是甚,你就自己承认是甚,那还不是闷葫芦——甘让人抖呵。小鸡挨刀还得哼两声哪。”

陈师傅走后我想,他说的完全正确,我们这些所谓的“右派” ,还不都是一打就招的主儿,连一句分辩的话都不敢说,其实有几个是存心要反共产党呵。所以在后来许多年许多事情上,特别是在万恶的“文革”当中,只要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再怎么着也死不认账,反而活得更快活更踏实。                

给陈师傅当小工打下手,无非是干些零星木工活儿,如拉拉锯抻抻线什么的,一般的技术活他从不让我动,估计是怕我给弄坏了。后来见我还真的愿意学木工,他就教我锯板开槽什么的,慢慢我还真的做了几件小东西,像我家里现在还用的马札儿、脸盒架,就是那时我跟陈师傅学习做的,所以这会儿每每看见这些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位陈师傅。我想,像他这么聪明的手艺人,如今赶上改革开放好时光,说不定自己办了工厂,早成了不大不小的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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