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乡在冀东平原上，那是个典型县城小镇，距北京天津都很近，又紧靠京山铁路线，因此风气也就比较开化。只要这两个城市流行的事物，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这里，还不光是穿的用的东西，就连书报和戏剧曲艺节目，都几乎跟京津两地同时出现。譬如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刚有从天津回来的人说，天津这会儿正演出这部剧，未过多久小镇的业余剧团，就把这台话剧奉献给乡亲。应该说演出水平并不很高，舞台布景灯光道具更谈不上，可是那剧情却演释得照样准确，让许多观众边看边长吁短叹。

至于歌曲，就更像是自己长了腿，只要这两大城市一有人唱，家乡立刻就会飘起这些旋律。我有三个姑姑，还有几位表姑，当时都是中学生，没事就凑到一起唱歌。有次她们唱的一首歌曲，音调特别好听感人，只是略微显得忧伤，我听后心生悲凉，弄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后来听她们老是唱，就问她们这首歌歌名，这才知道叫《夏日最后的玫瑰》，是爱尔兰的一首民歌。因为好奇和喜欢，就跟着她们瞎哼哼，久而久之，想不到我也会唱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和唱的外国歌曲。从此这首《夏日最后的玫瑰》，常常出现在我寂寞的时光，情不自禁地就会随口轻哼起来，这时就会想起美好的幼年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首歌，在那个荒唐年代，却成了我的罪过。

在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检举揭发我有“小资情调” ，证据就是爱唱这首《夏日最后的玫瑰》，还有诸如《可爱的家庭》《西波涅》等，我当然不服气，就以理据争，说：“我还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哪，更爱唱《红霉花儿开》哪，这些歌曲不也是抒情歌曲嘛，难道也是‘小资情调’吗？”结果惹恼了揭发的人和“革命”者，他们愤怒地大声吼叫着：“你这是强词夺理，抒情跟抒情一样吗，《夏日最后的玫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歌，抒的情当然也就不一样。”哼，原来如此。听后我在心里不禁暗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吃的粮食，用的语言，岂不也得有区分有限制？！革命竟然革到这种地步，真也算是够悲哀的了，可是谁又能又敢说什么呢？

从此以后，缄口不唱。这首我喜欢的《夏日最的后玫瑰》，真的成了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地留在枝头”（《夏日最后的玫瑰》歌词）。这枝头就是我永远眷念美好事物的心。

二

少年时期在天津，下午放学回家，走在大街小巷里，随便什么人家，都会有收音机播放。节目或是相声，或是天津时调，或是京戏评戏，或是单弦大鼓，但是放的更多的，还是流行歌曲，什么《何日君再来》呵，什么《可爱的香格里拉》呵，什么《花好月圆》呵，只听曲调并不懂歌词。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对于这类歌曲优劣，自然也不真正知道，只是那柔柔的曲调，听起来让人觉得适意。这大概就是除了学校音乐课之外，社会上的音乐留给我的最早记忆。

中国天地变色以后，音乐也开始随之变调。听过的那些流行歌曲，几乎是同一天从电台消失，以一个少年人的理解能力，我怀疑有人“关闭了电扭”，不然怎么能够那么一致呢？竟在同一时间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高昂的革命歌曲，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的新中国》，什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什么《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唱起来倒是蛮有劲儿。让我当时非常不明白的是，那些流行歌曲不让唱了且不说，而且还毫无商量地定为靡靡之音，尽管我不懂得什么叫靡靡之音，但是相信那些歌不是好东西，在我的意念里跟当时被镇压的人一样。从此我的耳朵养成了听革命歌曲的习惯，渐渐地觉得这些革命歌曲也很不错。

十几年二十几年听下来，听习惯了，耳朵完全真的革命化了，就觉得这革命歌曲也蛮好听蛮迷人。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呵，比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呵，比如《团结就是力量》呵，很让我唱过好多年陶醉过好多年。甚至于觉得自己的革命觉悟，一半来自首长经常做的报告，一半来自革命歌曲的熏陶，所以在提倡大唱革命歌曲年代，我也不管跑调不跑调，曾经扯开嗓子可劲儿地唱。真想唱得革命更坚定觉悟再提高。

谁知时间到了“文化大革命”年月，有的革命歌曲竟成了毒草，就像当年禁放那些靡靡之音，这些革命歌曲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说真的，这时我还真的有点想不通。这些不是红色革命歌曲吗，怎么说不让唱就不让唱呢？那我们唱什么歌提高觉悟呢？再说人不唱歌怎么行呢？就連牲畜高兴了，还要吼叫几声呢，有感情的人更不应当沉默吧！

要知道，这时候本来就很少有肉吃，再没有了什么歌让唱，这张嘴也实在清苦啦。当时这么暗自里想却不敢说。不过很快就有了更显革命的歌曲，比如《下定决心》呵，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呵，比如《造反有理》呵，这类所谓的红色语录歌曲，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呵，《向着太阳歌唱》呵，《遥望北斗星》呵，这类风行全国的疯狂崇拜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曲调还算不太刺耳，起码在听觉上不太有受罪感觉。因为那时我属于“黑五类”人，没有资格唱这类革命歌曲，说实在的心里和嘴里反而清静。有一首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冒了出来，于是乎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像吵架似地吼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听了就好像置身麻雀窝里，吵得人鼓膜都快被撕破了，听这类歌曲简直是活受罪。极端点说，宁愿被判刑也不想听这类歌——一时价连这样的心思都有。

我没有资格唱却有资格听，属于旁观者清的局外人，这时就拿过去被禁的一些歌曲对比，觉得这吵架歌真的不怎么样，既不像靡靡之音悦耳，又不像革命歌曲动听，心想，这也叫歌曲吗，如果这也叫好歌的话，相信那些乡下泼妇吵架，每一回都会是一只最好的歌。从此我的心中再没有了美好的旋律，对于听过的唱过的自认为的好歌曲，比如《草原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宝贝》《夏日最后的玫瑰》等等，只能在回忆时默默地在心中哼唱。

                三

1978年我从流放地内蒙古回到北京，在《工人日报》文艺部编文化副刊，想在近于空白的歌曲缺失年代里，给普通读者生活找点小的乐荷，就请《歌曲》编辑部的朋友推荐一首歌，未过几天就寄来了那首《祝酒歌》（施光南作曲），我把它放在了文化版头条位置。果然这是一首很不错的歌曲，经歌唱家关牧村、李光羲演唱后，立刻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电台里几乎天天反复播放，每一台晚会都必不可少。人们平日里哼唱的也是这首歌。

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不几天就会有只好歌，送到我的耳朵里来，有的是三十年代的歌，比如《叫我如何不想他》《思乡曲》；有的是解冻的“毒草”歌，比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秋水伊人》；有的是传唱已久的外国歌，比如《友谊地久天长》《可爱的家庭》《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至于新创作的艺术歌曲就更多，总之都是非常润心悦耳的真正歌曲。这些歌曲宛如春天的微雨，轻轻地悄悄地洒在干喝的心田，很让爱歌的人着实欣喜若狂。

但是无论如何不曾想到，台湾当红歌手邓丽君的歌，竟然这时也出现在大陆。她的歌在中国大陆的出现传唱，你也可以仅仅看做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好像又不完全这么简单，使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还有着某种信息传递出来，至于什么信息却谁也说不清楚。这就是我头次听到邓丽君歌的印象。

记得是在一个中午，报社文艺部的同事们像往常一样，都在办公室午休，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儿，有的看报纸，尽量享受这短暂的中午时光。我昨天夜里上夜班，版面处理得不很顺利，跟工人师傅折腾到两点钟，这才回宿舍睡了几小时，上午上班觉得头发沉，想趁午间补上一小觉，就在拼凑的椅子上小憩。用报纸遮住剌眼的光亮，静静地缓解身心疲惫，刚刚觉得有点朦胧睡意，忽然一阵轻柔甜美的歌声，冲进我的耳朵，然后如风似雨地洒在心中，一种久违而在企盼的新奇感觉，顿时罩上我的意识和思维，没有任何犹疑，没有任何权衡，我立刻从椅子上腾地爬起来，去寻找那喜欢的歌声。

原来是年轻编辑胡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磁带，正在录音机上播放。可能是我异乎寻常地举止，让胡健感到有些意外，于是她问我：“怎么样，好听吧？”我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却没有也不敢用言语表示。就问她：“这是谁唱的？”她说：“邓丽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陌生之中又觉得新奇，以为邓丽君是香港歌手，拿起磁带盒上的说明书看，上边显眼地写着：（台湾）邓丽君。然后就是曲目：《小城的故事》《采槟榔》《绿岛小夜曲》《何日君再来》《甜蜜蜜》等等。看着这些歌曲名字，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尤其是看到《何日君再来》的歌名，那已经消逝了的少年时代，好像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仿佛放学回家正走在天津街头，听临街人家收音机放流行歌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事情过去许多天以后，听过的邓丽君的歌声，依然在我的耳畔萦绕。多少年来，几乎还没有一首歌，让我如此动心动情，让我时时觉得惬意。其实我并不是个流行歌曲的迷恋者，只是有好几年遍地都是吵架歌，听得耳朵起了老趼长了硬皮，心里实在无法接受硬梆梆的曲调，突然听到这轻柔似水的曲调，自然有种如坐春风如睡沙滩的感觉。看来歌曲还是得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