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有点大不恭敬，木匠陈师傅的大名，我一时竟然想不起来啦。这倒不完全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事，在我多少有些勉为其难。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四十年前在一起时，我压根儿就不曾呼过他的名字。读者不妨想想看嘛，我那时头顶“右派”荆冠，大凡算得上革命者的人，都天生长我两三辈儿，何况工人阶级一分子，就更是我的“天王老子”，我哪敢直呼领导阶级大名呢。所以一直呼他陈师傅，以至于陈师傅的名字，在当时也是偶尔才想起。这会儿相距已是四十几年，更没有办法忆起他的名字，就仍然呼他陈师傅吧。

认识木匠陈师傅，是在6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北京的“右派”，在北大荒农场劳改近三年，突然遇到中苏两党交恶，大后方变成了“反修”前哨。把这么多阶级敌人放在这里，据说有关方面不大放心，就决定把我们疏散到全国各地。我就又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原以为“右派”帽子摘了，集中劳改总算结束了，到了内蒙古会安排机关工作，所以抱有一线再生希望。到了那里一报到才知道，仍然继续得干体力劳动，而且是在野外卖苦力。开始是扛电线杆子，后来就给木工打下手，这样就认识了陈师傅。

我当时不过二十岁出头，算“右派”中的小字辈，又没有娶妻成家，并且经过北大荒的劳改，就一门心思地干活儿。可能是经过几天观察，陈师傅觉得我还老实，既没有乱说乱动，又没有藏奸耍滑，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时，他悄悄地跟我说：“看你脸面白白净净的，干活还行，以后就学点手艺吧，起码今后不愁有口饭吃。”对于他的关照，我自然很感动，“嗯”地答应了一句，就说：“谢谢您，以后请您多帮助我。”这是干了十来天活儿以后，陈师傅跟我说的头句正经话，也是我从北大荒来到内蒙古，身处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听到的第一句让我心热的话。如果把时间再向前推算的话，可以说是自从我被划“右”以后，革命者说给我的第一句温暖话，在这之前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诸如“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出路”“老实点”等等，最好听的也不过是“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所以陈师傅的一席话，就像一股暖流淌过心间，让我开始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我们俩在一起时，陈师傅告诉我说，他的老家原来在山西，有一年家乡闹灾荒，连树皮都被剥光吃了，实在混不下去了，父亲一咬牙，拉扯着一家大小六口，走西口来到了绥远（今呼和浩特）。父亲是个木匠，手艺不错，靠给人家做箱柜，总算活了过来。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有个想法：“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他说：“我让你学手艺，就是这么想的。听说像你们这种人，比判有期徒刑还长呢，你年纪轻轻的，总得成个家吧，有手艺就能养家糊口。”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知道他三十几岁，比我也大不了多少。然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宝贵的社会见识，远比书本上的道理，更能启发我帮助我。所以我也更敬佩他。

人们常好说某某人聪明。那么什么叫聪明人呢？在我看来，这位陈师傅，就是个聪明人。他对生活的看法，不像读书人那么空泛，而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因此许多事理看得更透更准。渐渐地熟悉以后，他常跟我说：“这人哪，活着就跟做木工活一样，拿起一根木材，就得想想怎么用，大了浪费，小了不够，总得掂量好了再动家伙。像你们这些人吃亏，就吃在没有思量好，就说话就做事，结果倒霉了吧。这怎么行呢？”

后来经过多时观察，我发现这位陈师傅，无论做什么事情，就跟他说的那样，确实都思量好了再做，一做起来就八九不离十。有次我们在外地施工，工间歇息的时候，见他拿支铅笔，在一块木板上画，一会儿圆一会儿方，谁也猜不出他画啥。过几天他忽然找到我，拿着一个信封让我写地址，我很奇怪地想，这人是怎么了，既然让我写信封，说明他没有文化，那为什么不让我写信呢？我就试探着问：“陈师傅，那写不写信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信，我自己写了，反正也没有几个字，就是找家要点东西。你给我看看也行。”我接过来一看，不禁惊叹起来，与其说这是信件，反不如说是绘画，似乎更为准确。因为在一些字里行间，画着不少物品模样画，代替他不会写的难字，读起来还蛮有意思。我说要不我再为你写写。他执意不肯，说：“老求人怪麻烦的，我老板（　老婆　）看得懂。”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在木板上画的，正是他画在信里的，是想先练习一下。你看这人多么精细聪明。

信发出以后告诉我，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过几天扫盲班，学点字不用也忘了，想记点什么怕忘的事情，他就用画的办法。天长日久地画下来，他老婆看得懂，就明白是啥意思了。这种记事情的画本，他说家里有好几本，有时在家没事翻翻，还觉得很有趣的。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几分敬重。我们的所谓文化，是跟前人学习的字，陈师傅所谓没文化，却是自己在创造字，如果他是字的首创者，我们今天学习的文化，岂不正是跟他学吗。这到底是谁更富有创造性更有文化呢？

陈师傅心眼儿很好，非常朴实善良，用当时的标准看，他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有次我生病发高烧，他到宿舍来看我，特意带给我两个馒头，说：“一个后生家，说几句错话，就让人家离开家，生病都没人管。本来就怪可怜的，还让我监督你哪。我不懂这个派那个派的，我就看你这后生人不错。我监督个‘球’。”我立刻制止陈师傅，千万可别这样说。他说：“我都不怕你怕个甚？你们这些人哪，倒霉就倒霉在嘴上，吃亏也吃亏在嘴上，官打没嘴的老理儿，连小孩都懂的，难道你们读书人不明白？！再大的事情，自己不是那么想的，就得用嘴说，争个理儿出来。不能人家说你是甚，你就自己承认是甚，那还不是闷葫芦——干让人抖啊。小鸡挨刀还得哼两声哪。”陈师傅走后我想，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这些所谓的“右派”，还不都是一打就招的主儿，连一句分辩的话都不敢说，其实有几个是存心要反谁啊。所以在后来许多年许多事情上，特别是在万恶的“文革”当中，只要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再怎么着也死不认账，反而活得更快活更踏实。

给陈师傅当小工打下手，无非是干些零星木工活儿，如拉拉锯抻抻线什么的，一般的技术活他从不让我动，估计是怕我给弄坏了。后来见我还真的愿意学木工，他就教我锯板开槽什么的，慢慢我还真的做了几件小东西，像我家里现在还用的马扎脸盆架，就是那时我跟陈师傅学习做的，所以这会儿每每看见这些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位陈师傅。我想，像他这么聪明的手艺人，如今赶上改革开放好时光，说不定自己办了工厂，早成了不大不小的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