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生今世不再进电影院，最后看电影应该是十多年前，有次在西单开会中午休息，诗人雷抒雁兄约我看电影。记得那次是在首都电影院，看的影片是《红玫瑰 白玫瑰》，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对于首都电影院太熟悉了，刚一跨过电影院的门槛，立刻就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

20世纪50年代恋爱时，我和女朋友看电影，就经常在首都电影院。她读书的俄语专科学校，在西单附近的石驸马大街，距首都电影院比较近，周末傍晚她下课以后，就匆匆地跑到这里。我当时在中央某部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一些，尤其是到了周末，各大机关都有舞会，有女朋友的年轻职员，这天下午就坐不住了，不是跑工会讨要舞票，就是打电话约会时间。我和女朋友有时候跳舞，更多的时候还是看电影，这样时间就比较从容。看电影不是在首都电影院，要不就在交道口电影院，交道口电影院距我机关近。不管在哪个电影院看电影，大都是我提前排队去购票，常常是下班铃声一响，就赶紧收拾桌上的公文，像战士冲锋似的去跑票。那会儿想看场电影真的很辛苦，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排队购票，拿张报纸几块饼干就往电影院跑，跑到就边看报纸边吃饼干边排队。

如今首都电影院已经拆除了，交道口电影院改成了文化馆，原来的痕迹都荡然无存。只要一想起这两家电影院，就会想起我的初恋，想起最后一次看的电影。这电影院寄托着我多少往日情怀啊。

平生第一次看电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时我还是个少年，随家人从家乡移居天津，在美琪电影院看《艳阳天》，是由李丽华主演的国产片。影片的内容早已经忘记了，以我当时的年龄也不理解，好像是讲述女教师的故事，不然怎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群孩子跟教师作捉迷藏游戏呢？至于能记住片中的演员是李丽华，除了以后还看了些她的影片，更因为我这个从县城来的男孩，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时髦的女人，当然就记住了跟人一样美丽的名字。就是从看《艳阳天》开始，我渐渐喜欢上了电影。

十多岁的孩子正是贪玩时候，可是又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每天上学家里给点零花钱，除了买点小食品边走边吃，余下的钱都送到了电影院。像美国大片《人猿泰山》《乱世佳人》等等，就是在这个时候观看的。尽管那时不见得看得懂，但是做为娱乐的电影，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异常美好的感觉。我的眼界也由此打开。

参加工作后到了北京，独自一人住单身公寓，平日里别的娱乐不多，业余时间就泡在电影院。那时看电影显得很时尚，就连青年人谈情说爱，除了逛公园就是看电影。每月的工资六、七十元钱，我烟酒不沾吃喝简单，比之别人花销比较少，买书看电影是最大消费。隔三差五来了新影片，下班后就往电影院跑，怕买不上票连饭都不吃，手里拿着面包或饼干，边吃边抢着排队购票，这是每个电影迷的平常事。

有次来了部苏联新影片，好像是《奥赛罗》，首轮上映正好在周末 ，头天从会议上溜出来抢票，好不容易弄到两张票，而且时间座次都不错。次日傍晚兴沖沖跑到电影院，站在最高处等待女朋友，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身边有几个人撺掇我让票，这时开映的铃声响起，我赌气把票让给了别人。正在下台阶时见女朋友来了，乘坐三轮车紧赶慢赶地赶到，知道我已经把票让给了别人，她一边解释迟到原因一边哭泣，我连听都不要听，挺起胸膛自己走开，混耍男子汉的威风。从此感情的瓷噐留下裂痕，恢复理智后主动设法修复，最终因自己性格的缼欠，更因为“反胡风”政治运动原因，结束了那段美好的恋情。那次看电影的莽动也成了我终生隐痛。

命运之舟1957年遭遇暗礁，先是流放北大荒劳改，后来又发配内蒙古劳动，在塞北小城蜗居十多年，由于有个政治贱民身份，正常人大都不敢接近，日子过得相当孤独郁闷，再加上家人不在一起，业余时间全泡在电影院。那时看电影只是想排谴寂寞，当然也就不在乎是什么片子，只要能够一时忘记身份，跟陌生人享受平等就好。

有一次看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这部片子又是演又是唱，故事还是那么扣人心弦，散场后许多人谈论剧情，我只是出耳朵听不搭话，默默地感受欢乐的气氛。忽然有个年轻人问我：“你说，朝鲜国家不大，更不富裕，怎么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我一听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敢也不便多嘴，就哼哼哈哈搪塞过去。20多年以后在一次文人的聚会上，聊天儿聊起看过的老电影，说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在座的歌词作家乔羽先生讲述中朝文化合作往事，其中就说到这部《卖花姑娘》电影剧本的修改，“乔老爷” 乔羽曾经被朝鲜请了去，在《卖花姑娘》文字润色上出过力。听到这里忽然想起，当年观看这部电影，那位观众的疑问。真为他的敏感惊讶，竟然从这部影片制作上，悟出存在的问题。今天被“乔老爷”乔羽所证实。真了不起。

看电影赏风景吃大餐，本来都是美好的事情，不过一旦不自愿就成受罪。别看我这么爱看电影，也有讨厌电影的时候，那就是在“文革”学习班。我当时所在的内蒙古，全区实行军事管制，干部全部进学习班，圈在一个外地的军营，组织审查个人，个人“斗私批修”，余下的晚上时间就是看电影，按说这差使够美的吧？只是跟看样板戏一样，翻过来掉过去折腾，就是那么三部电影，强制你不想看也得看，把看电影上纲到政治任务，学员们自然要反感抵制，于是就编出顺口溜：“吃的是大米饭，看的是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战上海》），闲着没事院里转，说是‘斗私批修’，其实是瞎扯淡”。顺口溜传到学习班领导那里，这还了得，这不是明显地对学习班不满意吗，对学习班不满意不就是对抗吗，对抗不就是“现行反革命”吗？追查。于是一层一层一人一人地追查，好在这时大家都有了挨整经验，知道应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问到每个人时，人人都说是夜里上厕所听别人讲的，厕所有档板隔着，只听声见不到人，哪能随便胡说到底是谁说的。众口一词多腔一调，最后不了了之，更多的这类顺口溜，反而如长翅膀越传越多。这段经历成了我看电影的经典故事。

不过，真正把看电影当做一种享受，这样的时候也还是有的，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工人日报》社当文艺编辑，正好赶上时兴内部电影，出于职业的需要看电影，这时叫做业务参考，而在我却成了最好的享受，隔两三天就要进一次电影院，常常是一次看两三部片子。如果碰到一部非常喜欢的影片，看过以后总还要设法再看，比如《魂断蓝桥》《翠堤春晓》这些大片，少说也看过七、八次了，每次看完弄得神情难安，到时还是想再去看看，仿佛这种不安就是情感需要。

我妻子是音乐教师，婚前也喜欢看电影，两个电影迷走到一起，按说应该双双观看，岂知两地分居十多载，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以后，好容易从边疆调回北京，这时许多事情都物异人非，就连电影院都有变化，首先是电影票价比较贵，其次是距电影院比较远，再有就是乘车不很方便，年纪又一天大似一天，就很难再走进电影院，无形之中就跟电影绝了缘。偶尔想起早年看电影的事，依然会隐隐感到那种快乐，还在我的心中悠悠地回荡。这时才意识到看电影的瘾头未减。

好在如今电视普及、DVD片成堆卖，连奥斯卡金象奖大片都有，这些年也买得不算少，偶尔来了兴趣就放DVD片，在家里悠然独享世界电影。泡一杯醇香的绿茶，仰坐在柔软沙发上，遥控器往手上一握，想开始就开始，想终止就终止，喜欢看的片断再放一次，不喜欢的地方就揭过去，比往年进电影院更舒适。所以说那次跟抒雁兄看电影，是今生今世的最后一次，这也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除非再有朋友拉着我去。当然，还得是我喜欢的电影片子。

如果就此划个句号，我看对我来说也不错，那拆除的首都电影院，给我留下的永远记忆，岂不是最后的美好——最早跟朋友看电影在此，最后跟朋友看电影也在此，人生有这样的巧合多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