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的一部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审阅之后，没几天便打来电话，让我找一张生活照寄去，说是要印在书上。

当晚，我把五、六本精美的相册，还有些零零散散的照片，一股脑儿地摊在桌子上，借着明亮的灯光开始寻找。尽管在不许有美好事物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我几大本相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记录被抹掉了些，但是手头总还会有"漏网"幸存下来的，说不定从中可以找出合适的。谁知，左翻右看地来来回回折腾了几个过儿，竟找不出一张适合印在书上的照片，不免有点扫兴。这倒不是觉得这些照片上的尊容不佳，本来就长得不怎么样，哪能强求照出个俊美的人儿来呢?令我感到万分为难的是，这些照片大都是早年拍的，长得再丑也还透着一派蓬勃的朝气，如今已是满脸沟壑两鬓挂霜的入，总不能以年少代老年，让读者耻笑、生厌，甚至于说些不中听的话。想到这些我不禁后悔起来，近几年里各式各样的活动也不少，我怎么未想起拍几张照片呢?以至于想找一两张派用场都有点措手不及了。

拍照同跳舞、唱歌、旅游等活动一样，我历来认为主要是年轻人的事，年长人即使再有兴趣也不似当年了。我年轻时还是比较喜欢活动的，唱歌、跳舞、拍照、旅游，虽说样样都不精通，但是样样都能凑合，起码不至于让人给唬住。后来渐渐对于这些活动的兴趣淡漠了，大概是同年龄和心态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对于拍照并未完全到了禁拍的地步，只是从数量上看比年轻时少多了。

有年夏天，我同妻子一起去青岛度假，这北方海滨城市的明丽风光，唤起了我们年轻时的游兴，不顾乘车的艰难，我们跑了许多迷人的风景点，自然也拍了一些照片。在拍照时我格外小心谨慎，生怕丧失掉这难以再得的美景佳境。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未拍几张，我的破相机又卡卷了，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我作难之时，遇到一位善心的年轻人，他脱下自己的衣服遮住光线，把相机放到衣服里为我理顺胶卷，然后笑着递给我，并嘱咐我该注意什么，这样才使我带回几十张畅游青岛的彩色照片。现在每每打开相册观赏，仿佛那海风海浪正在扑来，顿时又会有种心旷神怡的快感，丝毫不亚于浩翰大海馈赠的美景深情。这时我又依稀看到那位帮我理卷的青年的友好微笑，倘若没有他的解难之举，我怎么能带回这美丽的海滨之城的纪念呢?

       那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奥地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使我有机会结识这座心仪已久的城市，当然不肯放过拍照的机会。次日早晨，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招待所吃过早饭，我们便匆匆赶到克里姆林宫广场，想在那里散散步顺便拍些照片。不巧的是，正赶上这天红场上有大型群众活动，周围均由军警严密把守，任何游人都不准靠近。可是我们又不想白来一趟，经过给我们作翻译的中国留学生小杨好说了一阵，值勤人员总算发了一点善心，允许我们紧靠警戒线拍几张照片，这样才算慰藉一点心愿。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这样远的距离拍照，很难会有理想的背景。我们又在莫斯科其他地方，寻找有特点的背景拍照。

回到北京交洗印社冲扩胶卷，取卷的那天，在北京和维也纳拍的几个胶卷都有，唯独找不到在莫斯科拍的那一卷儿，惹得我不得不犯态度。找不到胶卷儿破费几十元钱倒没啥，问题是我很难再去莫斯科，丢了这个卷儿岂不是终生遗憾。洗印社的几个人把所有的袋子都抱在柜台上，一袋儿一袋儿地耐心寻找，最后总算在别的袋子里翻出来。找到了，彼此都很高兴。洗印社的几位年轻人，便同我一起观赏这些照片，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美丽的异国风光之中，刚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

 这天晚上，给出版社出书用的照片并未找出来，却引起了我关于拍照的一些回忆，我就越发感到这些照片的珍贵。我想再过许多年以后，那时我的记忆力也许减退了，生活中有过的欢欣与苦恼，年轻时走过的城镇与乡村，说不定都会渐渐的淡忘，偶尔打开这几册相集，情感的浪花将会在心海里激起，重新使我干涸的心田得到滋润。谁能说老年人特有的孤独和寂寞不会得到些许宽慰呢?想到这些，把几张折角的照片，我轻轻地拂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