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流放生活即将结束的1978年秋天，披着内蒙古草原的凛冽风尘，我回到离开了20年的北京，到六铺坑《工人日报》社报到。

我此时的心情，畅快、轻松、充实。绝不亚于第一次来北京。兴奋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前一天夜里火车上不眠的劳顿，完全被兴奋和遐想驱赶殆尽；压抑得近乎板结的心田，重新又长出了希望的绿色。盘旋在脑海里的那些往事，就像蚕丝似的一缕缕地抽出，缠绕在我尚好的记忆之树上。这只吐丝的蚕，就是北京。

北京，这座帝气和民风交融的城市，对我来说并不是十分陌生。早在1949年之前，我就曾跟随父亲来过，第一次领略它的恢弘气势，只是那时它名字还叫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参加革命从天津来北京，开始在这里定居、工作，更进一步熟悉了这座城市。因此，离开20年以后再回来，多少觉得有种归宿感，情绪自然就略显激动。走在一些熟悉的大街小巷，看着灰砖青瓦的宅院，闻着槐花四溢的芬芳，听着委婉圆润的京腔，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顿时悄悄袭上心头，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回来啦，真的回来啦。”这时我已经人到中年。

1958年离开北京之前的那些年，我是个人走家搬的小光棍儿，就像一朵来无牵去无挂的云，飘到哪里都照样悠闲自得。即便那时被无情的政治伤害过，是云也是一朵带着残缺和忧伤的云，但是毕竟不会牵涉更多关系亲近的人，不管思想负担如何沉重也还算单纯。无情的时光走过20年的现在，我已经为人夫为人父，身上自然多了几分责任和沉重，思前想后自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我的“右派”帽子，在1960年说是摘了，其实，既定的政治身份，根本没有多少改变，在一些熟悉我的“革命者”眼中，我依然是个“摘帽右派”，在罪恶的“文革”运动中，连摘帽子的事实，都不再被承认，一些人干脆直呼“右派分子”，或者叫“老反革命”、“老右派”。每当听到这些呼叫，我都是敢怒不敢言，像个做错事的小媳妇，忍气吞声听人家数落、谩骂。20多年的日子，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难哪！

可是现在，情况却好像大不一样，即使知道我的“右派”身份，就是不当面表示同情，起码不再有过去的鄙夷。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工人日报》即将复刊时，把我这样一个人借调来北京。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个人命运的起落沉浮，往往取决于大的政治气候。天气冷暖老天管，悲欢离合不由人。在政治不很清明的年代，个人命运犹如一只风筝，“阶级斗争”那根绳线，随时牢牢地牵扯着你，所谓的个人言行自由，充其量是在绳线拉扯下的摆动。

北京是我青春的港湾。生活之舟本可以从这里起航，驶向广阔美好的未来大海，然而还未容我把风帆扯起来，就被猛烈的政治风暴掀翻了。从此以后，我常常地这样问自己：你的青春，美好吗？思索好久，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是生命的绚丽朝霞，纵然没有耀眼光芒，起码也要闪烁清亮光点。然而，我的青春时期，还未来得及闪光，就被厚厚的政治乌云，紧紧地遮盖住了，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生活之旅。

当我学会摆脱功利的政治教义，从自身体验和思索中认识人生，这时青春早已经从生命中消失，眼前的道路犹如一条湍急的大河，任凭我怎样努力都扬不起风帆。经常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而说这话的人大都是顺利者，他们想以此表示对我的劝慰。起初我也想这样相信和接受，后来渐渐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生活正常人，为获得这样的“财富”，自己主动地去经历苦难，可见这种本可以避免的苦难，在人们意识里并非是真正好东西。更多的人还是希冀自己一生平安。

不过，作为一个有过苦难经历的人，我始终是这样认为：假如你真的经历过苦难了，苦难的感受已经融入你的血脉里，你就必须把它们当做财富，不然，你的种种苦难岂不是白受？！然而，作为一个神经健全的人，我依然渴望生活的快乐，快乐永远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我们千辛万苦地不停劳动，就是为了获得平安和快乐。平安和快乐，对于普通人，永远是幸福。

在北京，我第一次尝到政治苦果；在北京，我第一次感到人情险恶。当想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我才从迷惑中清醒过来，重新回到生活的现实中。冥冥中忽然觉得，仿佛有一种声音，正在急切地呼唤，让我赶快去接近它。哦，我知道了，这是那些与过去生活相关的地方，在等待着我去相会，在盼望着我去叙旧，不管在过去给我喜也好忧也好，我都得真诚地去走近去拜谒它们。因为那里毕竟有我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