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原河北省宁河县县城。据说：宁河镇约始于东汉末年，当时功用大致为储粮。明人《梁城（宁河镇）怀古》记载：“巍势今天迹尚存，当年曾为备粮屯。”清代《储粮城》一诗中也说：“今之宁河县，古之储粮城。”宁河镇数面水环绕，县城以水为墙，登高四望，水光潋滟，拍打堤岸，实为一处胜景。清人邵兰谱诗云：碧流如带绕为城……潮来激荡静闻声……活水源头无限意，文心时向素波生。把我的家乡宁河，誉为北方美丽水乡，我想最为恰当。

    镇上居民中有许多人家，都有人在北京、天津读书或经商，亦商亦学是这一带崇尚的民风，因此，比之有的地方显得开化许多。我家的境况如何，因为当时年幼，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是个四世同堂之家，近20口人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平静而有序地过着日子。记忆中长辈们没有愁过吃喝，家境在当地还算殷实吧，大概属于现在说的“小康”人家。

    祖父刘步洲，父亲刘森（春圃），三叔刘楷，都在外地经商。三祖父刘敬潭，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系，二叔刘林（郁生），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读书，这二位大学毕业后，都在天津教书。几个姑姑刘淑芸、刘淑芳、刘淑芬都是初、高中毕业。能够让女孩子上学读书，说明我的长辈还算开明，这在当时已经实属不易。在老家时每年过春节，老宅大门上贴红对联，总是那两句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可以算做我家的家训，更是长辈们的愿望，以至于离开故乡以后，连老家模样都忘记了，唯有老家楹联上这两句话，我一直都牢牢记在心中，忠厚为人和以书为伴，更成了我一生的坚守。

     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起，成年男子大都不常在家，家中就由曾祖母来主事，日常家务和购买东西，总是祖母辈带着儿媳们，具体地操劳和料理。只有到了旧历年三十，男人们都回来过大年，这时一大家子人才团聚。1949年前国内时局比较紧张，社会上有各种各样传闻，我的祖父辈们又不懂政治，只是希望过个太平日子，对于那些可能危及百姓的传言，就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男人们又不常在家中，女辈一时间都人心惶惶，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是好。大主意自然要由年长男人拿。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境吧，加之缺少对共产党的了解，经祖父与我的父辈们商量，于1947年举家从宁河迁居天津，只留下一所孤寂的空旷老宅。从此也就割断了乡脉，全家都成了天津居民，以后再没有一人回去过。家乡留给我的唯一记忆，就是那条蜿蜒流淌的蓟运河，以及那氤氲浩渺的大芦苇荡——这些绮丽的自然风光，常常出现在我的文字中，寄托着我对故乡的悠悠思念。有时想起来我会觉得，我的前辈们过于“绝情”，时局安定后这些年，怎么就没有人想起，回到老家去看一看呢？说不定他们心中仍有隐情。

     迁居到天津以后，没有了自己房子，只好花大钱租住。在政治时局动荡的当时，迁入天津的外地人很多，租用的房舍价钱也就贵，可是你又不能不找个栖身处，再心疼也得接受这事实。我家租的第一处房子，在天津市西北城角，那是个带花园的院子，坐落大伙巷先春园。房东姓穆。回族。穆家是天津有名的八大家之一，“正兴德茶叶庄”就是穆家第二代创办。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当年穆家第二代穆文英，在天津北门外竹竿巷一家汉民茶叶铺买茶叶，见一汉民顾客把猪肉篮子放在柜台上，对此很为不满。茶叶店的店员却讥笑说：“回民为何不自己开家茶叶铺？”穆家兄弟却把这讥笑，当做好主意采纳，后来真的自己开了茶叶铺，初名“正兴茶庄”，后改名“正兴德茶庄”。

    有这样背景的人家房舍自然不错。我家租住了穆家院的临街一排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总有四五间房子吧。这说明家里的经济尚能维持，只是后来一年不似一年了，租住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小。到了祖辈人先后相继去世，父辈按照各自血脉关系分开另过，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从此解体。我无忧少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穆家大院度过的。在这里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后又从这里参加革命到北京，这个院落也就成了我人生起步之地。

    这时我已经喜欢上大城市生活。过去社会的艰难和现在社会的变化，在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眼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从父母的神情上，我隐约地感觉到，他们不再怀有恐惧，而且对新社会生活，渐渐开始抱有希望。由此我猜想自己的未来，同样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只要努力地读书上进，进入社会准会有个美好前程。年龄又正是在花季，天真而单纯，幻想而浪漫，真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在天津市市立中学（后改天津一中）读书。这是当时一所公立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天津仅有四所，比之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如耀华、南开、汇文等中学，可以给家里节省好多钱。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很好，能考上这所学校也属不易。对于未来并无大的想望，日子却过得还算安逸、平静，像所有同年龄孩子一样，读书和玩耍是我的全部生活。十几岁的中学生，用大人们的话说，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几乎什么都是似懂非懂，干什么事情都没有长性。祖辈掌管的大家庭分开了，父亲的收入只能养家糊口，这时父亲常对我说的话就是：“好好读书，在可能的情况下，多供你几年学。要不就早点做事，咱们没有别的指望，将来要想有口饭吃，只能靠你自己努力。”父亲的话记住了，却并未往心里去，该读书就读书，该玩耍就玩耍，反正年纪不大，谁知道将来如何呢？到时候再说呗。这就是我在那个年龄时的想法。

     谁知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一场战争，不仅搅乱了我的平静生活，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时是1950年的深秋时节，有天放学乘有轨电车回家，车过西北城角街头阅报栏，见有老老少少的许多人，围着阅报栏指指点点，好像议论着什么事情。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紧张，有的人还不时愤怒地嚷嚷，看那样子很有些不依不饶。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立即就近下了电车，凑过去想看看热闹。到了跟前才知道，原来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时一般人家没有收音机，报纸也不是早晨送到，读报人就下午到街头来看报。读报人都是“时评家”，有的论是议非，有的猜胜测负，阅报栏前成了“会场”。刚刚摆脱战乱的国人，非常珍惜安定生活，此时又要为战争担心，人们不免有些忧虑。

     未过几天，政府就号召全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动员全国青年和在校读书的学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阻挡美军打过鸭绿江侵略我国。作为重点学校的天津第一中学，更是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那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义愤，激励着每一个单纯的年轻人，投笔从戎成了同学们的强烈愿望。我是建国后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团员，当时在班上担任团干部，又有些少年人的虚荣心，觉得自己应该带头参军，跟家里人一说却遭到反对。磨蹭多日都没有效果，眼看从各个学校参军的大拨儿人，都已经渐渐穿上军装走了，这时街道刚刚开始征兵，如果我再犹豫不决，肯定再没有机会，就跑到学校开了个证明，背着父母走进绿色军营。

现在想起当时情况，实事求是地说，除了道理上的爱国之情，至于别的觉悟根本谈不上，完全属于随波逐流的行为。对于那场战争的是与非，以及它形成的真正原因，别说是像我这样当时的孩子，就是成年人也无法知道真相，其行动全凭“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如果用“抗美援朝”这个口号，再愚忠的人大概也会掂量掂量。不过，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穿上这身绿色军装，不管是觉得新鲜，还是真的感到自豪，这时涌上心头的情感，就像沐浴在春风里，喜悦和激动交织在一起，生命的火花立刻闪亮，有一种渴望迸发的强烈欲望。

在军校开始跟苏联专家学习军事统计，结业后到中央军委某军种后勤部，先后担任工作员、文化教员、编辑，属于那种“当兵多年未摸枪，抗美援朝未过江”的学生兵，在部队机关过着安定的生活。那时只有大学生参军，部队才给排级干部待遇，我这个高中文化的学生兵，在部队机关跟大学生一样，享受着排级干部的待遇，穿四个口袋的绿军装，应该说还是比较知足的。尤其是部队团结、友爱、单纯的氛围，挺适合我的直率、坦诚性格，很快也就喜欢上了这个新环境。

起初真的想在部队干一辈子，丝毫没有离开军营的念头，就如同刚刚到部队时一样，既没有当大官的打算，更没有当英雄的想法，只是想把工作认真地做好。怀着这样的平常心态，反而给我带来了荣誉，曾多次受上级嘉奖，还立过一次三等功，在平凡的机关工作岗位上，得到这样的光荣并不容易。

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机关，就在北京西苑一带，距北京大学只有百尺之遥。由于当时编辑工作的需要，部队曾送我到北大旁听部分课程，这使我有机会接触这座名牌大学。此时在北大读书的学生中，有我少年时的朋友，有我中学时的同学，我们也就断不了来来往往，这就让我羡慕起他们来。那会儿的年轻人，有理想，心气高，彼此谈论的事情，大都是对未来的向往。我在部队机关穿军装不摸枪，跟在地方单位没有大的区别。心想，这些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都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只图眼前的高兴，将来脱下军装什么本领也没有，想得再好岂不是白搭？还不如趁着年轻早做打算。从此就把到大学读书，当成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只是不敢公开声张。

不过，我必须得真实、客观地承认，若是我真的单纯想读书，部队曾给我提供过机会，保送到张家口军事外语专科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部队做翻译工作，只是毫不犹豫地被我回绝了。表面的正当理由好像是，一位老八路出身的战友，说的一番话刺激了我，他说：“干点什么不好啊，千万可别当翻译官，你没见电影上的日本翻译官，像条‘狗’似的让人家‘牵’着走。那活儿咱们绝不能干。”

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欠妥的。绝对不会对我的志向造成影响，问题是我真正的想法不在于此，而是，并不想去别的学校读书，真正想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明说又怕自己考不上丢人，就以不是理由的理由推辞了。其实，到北京大学读书也没有理由，就是被一种虚荣心驱使着，认为要上学就上名牌大学，像我的那些朋友和同学一样。不然，在他们面前，就没有面子，我丢不起这个人。

思前想后许久，最终还是跟领导提出，我想报考大学，哪怕学成再回部队都行。就在等待领导研究回答时，同住室的一位年轻战友，终日咳嗽吐痰胸觉郁闷，他怀疑自己会不会是肺结核，我就陪着他去部队医院检查。这位战友检查的结果，只是一般慢性气管炎，并无别的什么大毛病。他劝我也顺便检查一下，这一检查不要紧，不承想他怀疑的结核病，却在我的肺部潜伏着。医生建议我马上住院治疗。

肺结核在20世纪50年代算是大病，我一听立刻就像丢了魂儿，有好多天都是闷闷不乐。首先想的就是报考大学的事，这一病可就全都泡汤了，弄不好还要成为长期病号，那前途就更难说会是怎样。我把诊断书交给直接领导，经过有关部门研究同意，马上送我到部队所属疗养院，进行住院治疗和离职休养。

想到大学读书未读成，未想当病号却成病号，这老天爷真的很会捉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