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当年办公地点在交道口。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大屋顶建筑，在20世纪50年代楼房稀少的北京，这栋楼在交道口一带非常扎眼，当时造价据说相当一条远洋轮船。现在这栋楼划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有，它的样子和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只是显得有些老迈陈旧了。而对于我来说它却永远年轻，因为我记忆中的许多事情，仍然牢固地定格在过去的年月。

    20世纪70年代末期，“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我又重新定居北京。开始工作的《工人日报》社，在东城区的六铺炕；后来任职的中国作家协会，在东城区的沙滩，跟当年交通部所在地交道口，相距都不过咫尺之遥。我前几年居住的团结湖地区，现在居住的亚运村地区，跟这个地方也相距不远。我经常有机会路过交道口，每次走过那座大屋顶建筑，心中的百味便会顿时翻腾。晚上走过看见楼内闪烁的灯光，我会想起当年欢乐的周末舞会；白天走过看见紧闭的门窗，我会想到当年挨批判的情景。这座青砖绿瓦的庙宇式大楼，如同人生海洋中的礁峰，我这叶小舟刚与它相遇，就被撞得完全粉身碎骨，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时光相隔22年之后，我再一次走过这座大楼，情不自禁地在楼前驻足，倘若没有门卫在那里把守，我想我一定会进去看看。可是现在我只能隔门相望。记忆中那原本敞亮的门洞，骤然变成一张黑糊糊的大嘴，狠狠地吞噬了我宝贵的青春，好像还想把我这仅存的躯体，再一次地吞咽下去，于是我赶紧掉头仓皇而逃，生怕再让它抓住毁灭我。走出老远忽然想到，现在毕竟不是荒唐年月了，还有什么可怕可畏的呢？

    我在交通部机关任职的几年里，由于对官场事务实在无兴趣，当然也就不会有心思踏实干，平时想得更多的就是文学写作。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啊，在革命的本分人眼里，我自然就成了个另类。团支部一开团员会，总会敲打敲打我，让我安心做好工作。

    在这时认识了两位老作家，一位是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处长凌丁，一位是人民交通出版社社长韩拓夫，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文坛的，既当政府官员又坚持业余写作。凌丁常以孙滨笔名发表诗歌。韩拓夫跟老作家丁玲很熟。他们都曾劝我好好安心工作，像他们一样坚持业余写作，那时我好像听不进劝说，只是希望借写作创造条件，以便将来吃文字这碗饭，所以每天下了班就回宿舍，躲在小屋里偷偷写诗，写完装在剪角的信封里，连邮票都不必贴放进邮筒。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偶尔也能发一两首小诗，更多的时候则是退稿。但是一个朦朦胧胧的作家梦，或者叫做想改变命运的梦，这时就在我的心中形成，为了这个梦的早日实现，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那会儿的单身公寓里，生活设施简陋陈旧，冬天用炉火取暖，夏天是蒲扇纳凉，我写作的兴头一上来，常常忘记加煤摇扇，却毫不觉其中的辛苦。写作带来的快乐，在我当时的感觉上，并不是拿稿费下小馆，而是印成铅字在报刊发表，苦恼自然也是出在这上面。有时见到投出的稿件退回来，我的心马上如同掉进冰窖，浑身上下都是冷飕飕的，沮丧的情绪许多天都转不过来，便趁这时候去逛大街看电影，直到情绪渐渐恢复了平静，再重新趴在桌子上继续写作。文学梦就这样诱惑着我、折磨着我。

    在这座单身公寓里，有两位工程师跟我关系不错，一位是田宗耀，一位是奚明，都是上海人，他们也都非常喜欢文艺，我们三人经常同出同进。田宗耀的中学老师考诚，此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考诚先生是一位诗人，经田宗耀介绍相识以后，不仅对我的写作多有指导，而且使我更坚定了吃文字饭的信心。田宗耀还有位叫吴梅影的同学，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跟她同时毕业于上戏的同学柯慧能，这时都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后来跟我成了经常来往的朋友。我的中学音乐老师梁琛女士，这时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在北京电影厂演员剧团当演员，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望她，她很希望我在文学上发展。这些文艺圈里的几位师友，都给过我不同程度的鼓励，希望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当时那种刻板的政治环境里，几乎不准有半点儿个人利益和追求，连业余爱好都要跟政治联系，敢于这样明确支持的人并不多，一般的都是劝说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工作，而这样看似“正确”的劝说结果，往往会使人丧失发展的机会。此时还认识了几位报刊编辑，他们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就发来通知邀请我参加。我非常感激这些师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在当时跟我一样不是很合时宜，像我的老师梁琛等最后也成了“右派”。有次全国政协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组织首都文化界人士去内蒙古植树，恰好碰到老电影演员于洋、杨静夫妇，跟我说起当年梁琛被打成“右派”的情况，以及其后她的种种遭遇无不感到惋惜。20世纪80年代社会交往正常后，我曾在北京见过梁老师两次，那是她从长春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在同是她的学生金乃千家，一起聚会畅叙在天津一中的许多往事，唯独不敢提及“反右运动”中的事情，因为梁老师被划“右派”后，想不通曾经寻过短见，被抢救过来才得已活到今天。这件事对她心灵的伤害，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出，实在不忍心再去揭历史伤疤。

    在开展“反胡风运动”的前一年，有次《文艺学习》杂志社召开会议，参加的人都是各界业余作者，大家同为年轻人又爱好相同，在半天的会议上很快就熟悉了。其中有两位会后还成了我的朋友。一位是诗人山青，一位是个女大学生，我们的交往直到“反胡风运动”，在政治压力下才不得不终止。从那时开始的以后若干年，我们三个人都在逆境中挣扎，因为我又在反“右派”运动中出了事，比他们遭受的罪也就更多时间也长。我跟那位女大学生的友谊，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后，从美好开始而以苦难结束，给我的初恋抹上了政治色彩，那段生活就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的政治天空略显晴朗时，我又重新走上报刊文学编辑岗位。那位女大学生这时已成为著名作家。她的一部中篇小说获奖后，轰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这时我们都已经有了家室，偶尔开会见面也只能客客气气，谁也不会也不敢去揭往事的伤疤，“反胡风运动”给她带来怎样的伤害，我当时的情况是否牵连上她，在我永远是个谜一般的悬念。在后来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她曾主动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知道我当时多难哪，有的同学要孤立我，把书桌都拉开距离。”无须她更多讲述我就能理解，我在这方面的经历远比她多。

    山青从新疆调回山东老家，生前在聊城一中教书，得知我回到北京曾看望过我。他最大愿望就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家李希凡、戏剧家杜高和我，正为他的入会跟中国作协联系时，不料天不假年，刚刚步入中年的诗人，却带着遗憾永远地走了。熟悉他的朋友偶尔相遇，说起山青过去的遭遇，无不为之唏嘘、感叹、惋惜。

    这就是我们那代喜欢文学的人，必定要走的曲曲折折道路，今天回忆起来难免有些心酸。

    枯燥的机关工作实在让我厌烦，当时想不干又不可能，就希望到大学读书或者当编辑。可是我的性格又不像有的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包装起来，或者采取委婉的方式表达，我总是毫无遮拦地统统地暴露在外，这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听话”的环境里，就必然会被人视为落后分子。譬如，我把分内工作完成之后，就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写作，这在一些人的眼里就不得了啦，不时会有些领导或同事找我，名义上说是帮助我进步，实际上是批判所谓的名利思想，好像非得把我改造得“听话”不可。

    其结果呢，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似乎谁也未能说服谁，就这样死硬地僵持着。我这个当时的共青团员，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合格的，甚至是不可救药的，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只好听任我自己走下去。我的任性和固执，毫无疑问，就给后来的命运，埋下了悲惨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