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柳萌 > 往事(5):初尝政治苦果

往事(5):初尝政治苦果

交通部当年办公地点在交道口。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大屋顶建筑,在20世纪50年代楼房稀少的北京,这栋楼在交道口一带非常扎眼,当时造价据说相当一条远洋轮船。现在这栋楼划归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有,它的样子和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只是显得有些老迈陈旧了。而对于我来说它却永远年轻,因为我记忆中的许多事情,仍然牢固地定格在过去的年月。

20世纪70年代末期,“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我又重新定居北京。开始工作的《工人日报》社,在东城区的六铺炕;后来任职的中国作家协会,在东城区的沙滩,跟当年交通部所在地交道口,相距都不过咫尺之遥。我前几年居住的团结湖地区,现在居住的亚运村地区,跟这个地方也相距不远。我经常有机会路过交道口,每次走过那座大屋顶建筑,心中的百味便会顿时翻腾。晚上走过看见楼内闪烁的灯光,我会想起当年欢乐的周末舞会;白天走过看见紧闭的门窗,我会想到当年挨批判的情景。这座青砖绿瓦的庙宇式大楼,如同人生海洋中的礁峰,我这叶小舟刚与它相遇,就被撞得完全粉身碎骨,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时光相隔22年之后,我再一次走过这座大楼,情不自禁地在楼前驻足,倘若没有门卫在那里把守,我想我一定会进去看看。可是现在我只能隔门相望。记忆中那原本敞亮的门洞,骤然变成一张黑糊糊的大嘴,狠狠地吞噬了我宝贵的青春,好像还想把我这仅存的躯体,再一次地吞咽下去,于是我赶紧掉头仓皇而逃,生怕再让它抓住毁灭我。走出老远忽然想到,现在毕竟不是荒唐年月了,还有什么可怕可畏的呢?

我在交通部机关任职的几年里,由于对官场事务实在无兴趣,当然也就不会有心思踏实干,平时想得更多的就是文学写作。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啊,在革命的本分人眼里,我自然就成了个另类。团支部一开团员会,总会敲打敲打我,让我安心做好工作。

在这时认识了两位老作家,一位是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处长凌丁,一位是人民交通出版社社长韩拓夫,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文坛的,既当政府官员又坚持业余写作。凌丁常以孙滨笔名发表诗歌。韩拓夫跟老作家丁玲很熟。他们都曾劝我好好安心工作,像他们一样坚持业余写作,那时我好像听不进劝说,只是希望借写作创造条件,以便将来吃文字这碗饭,所以每天下了班就回宿舍,躲在小屋里偷偷写诗,写完装在剪角的信封里,连邮票都不必贴放进邮筒。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偶尔也能发一两首小诗,更多的时候则是退稿。但是一个朦朦胧胧的作家梦,或者叫做想改变命运的梦,这时就在我的心中形成,为了这个梦的早日实现,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那会儿的单身公寓里,生活设施简陋陈旧,冬天用炉火取暖,夏天是蒲扇纳凉,我写作的兴头一上来,常常忘记加煤摇扇,却毫不觉其中的辛苦。写作带来的快乐,在我当时的感觉上,并不是拿稿费下小馆,而是印成铅字在报刊发表,苦恼自然也是出在这上面。有时见到投出的稿件退回来,我的心马上如同掉进冰窖,浑身上下都是冷飕飕的,沮丧的情绪许多天都转不过来,便趁这时候去逛大街看电影,直到情绪渐渐恢复了平静,再重新趴在桌子上继续写作。文学梦就这样诱惑着我、折磨着我。

在这座单身公寓里,有两位工程师跟我关系不错,一位是田宗耀,一位是奚明,都是上海人,他们也都非常喜欢文艺,我们三人经常同出同进。田宗耀的中学老师考诚,此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考诚先生是一位诗人,经田宗耀介绍相识以后,不仅对我的写作多有指导,而且使我更坚定了吃文字饭的信心。田宗耀还有位叫吴梅影的同学,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跟她同时毕业于上戏的同学柯慧能,这时都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后来跟我成了经常来往的朋友。我的中学音乐老师梁琛女士,这时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在北京电影厂演员剧团当演员,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望她,她很希望我在文学上发展。这些文艺圈里的几位师友,都给过我不同程度的鼓励,希望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当时那种刻板的政治环境里,几乎不准有半点儿个人利益和追求,连业余爱好都要跟政治联系,敢于这样明确支持的人并不多,一般的都是劝说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工作,而这样看似“正确”的劝说结果,往往会使人丧失发展的机会。此时还认识了几位报刊编辑,他们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就发来通知邀请我参加。我非常感激这些师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在当时跟我一样不是很合时宜,像我的老师梁琛等最后也成了“右派”。有次全国政协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组织首都文化界人士去内蒙古植树,恰好碰到老电影演员于洋、杨静夫妇,跟我说起当年梁琛被打成“右派”的情况,以及其后她的种种遭遇无不感到惋惜。20世纪80年代社会交往正常后,我曾在北京见过梁老师两次,那是她从长春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在同是她的学生金乃千家,一起聚会畅叙在天津一中的许多往事,唯独不敢提及“反右运动”中的事情,因为梁老师被划“右派”后,想不通曾经寻过短见,被抢救过来才得已活到今天。这件事对她心灵的伤害,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出,实在不忍心再去揭历史伤疤。

在开展“反胡风运动”的前一年,有次《文艺学习》杂志社召开会议,参加的人都是各界业余作者,大家同为年轻人又爱好相同,在半天的会议上很快就熟悉了。其中有两位会后还成了我的朋友。一位是诗人山青,一位是个女大学生,我们的交往直到“反胡风运动”,在政治压力下才不得不终止。从那时开始的以后若干年,我们三个人都在逆境中挣扎,因为我又在反“右派”运动中出了事,比他们遭受的罪也就更多时间也长。我跟那位女大学生的友谊,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后,从美好开始而以苦难结束,给我的初恋抹上了政治色彩,那段生活就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的政治天空略显晴朗时,我又重新走上报刊文学编辑岗位。那位女大学生这时已成为著名作家。她的一部中篇小说获奖后,轰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这时我们都已经有了家室,偶尔开会见面也只能客客气气,谁也不会也不敢去揭往事的伤疤,“反胡风运动”给她带来怎样的伤害,我当时的情况是否牵连上她,在我永远是个谜一般的悬念。在后来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她曾主动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知道我当时多难哪,有的同学要孤立我,把书桌都拉开距离。”无须她更多讲述我就能理解,我在这方面的经历远比她多。

山青从新疆调回山东老家,生前在聊城一中教书,得知我回到北京曾看望过我。他最大愿望就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家李希凡、戏剧家杜高和我,正为他的入会跟中国作协联系时,不料天不假年,刚刚步入中年的诗人,却带着遗憾永远地走了。熟悉他的朋友偶尔相遇,说起山青过去的遭遇,无不为之唏嘘、感叹、惋惜。

这就是我们那代喜欢文学的人,必定要走的曲曲折折道路,今天回忆起来难免有些心酸。

枯燥的机关工作实在让我厌烦,当时想不干又不可能,就希望到大学读书或者当编辑。可是我的性格又不像有的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包装起来,或者采取委婉的方式表达,我总是毫无遮拦地统统地暴露在外,这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听话”的环境里,就必然会被人视为落后分子。譬如,我把分内工作完成之后,就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写作,这在一些人的眼里就不得了啦,不时会有些领导或同事找我,名义上说是帮助我进步,实际上是批判所谓的名利思想,好像非得把我改造得“听话”不可。

其结果呢,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似乎谁也未能说服谁,就这样死硬地僵持着。我这个当时的共青团员,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合格的,甚至是不可救药的,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只好听任我自己走下去。我的任性和固执,毫无疑问,就给后来的命运,埋下了悲惨祸根。

推荐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