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好了吗，等春暖花开时，咱们再来聚会。花是早就开了，天气却总是不暖，文祥兄，你却不再等待，就匆匆地走了。老友的聚会，从此少一人。

这时我才意识到，像我们这些老人，有些事情是不能等待的，时间就如同生命，主动权不属自己。恶劣天气过去了，老朋友应该聚聚了，我打电话约你，你老伴夏大姐说你病了。我说去看看你，夏大姐说，等你出院再说吧。好吧，那就等你出院。在祝福与期盼中，等待跟你和孙惠青、高贯中，践约我们一年一度的聚会。谁知过几天再打电话，夏大姐告诉我，你已经走了，就在这个花开天未暖的时节。我听后头脑嗡地一声成了空白。

在健在的老朋友中，你的身体是最好的，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职位上退下来，你到处讲学、开会，像年轻时一样热心，帮助这个人做这个，帮助那个人做那个，总是有种不服老的劲儿。每次你来电话，从你爽朗的话音中，我都会受到感染，觉得自己也还年轻。这时我会想起许多，半个世纪以来的往事。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去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行前在北京吃的几顿饭，就有你家的那顿美餐。那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呵，你依然像对待亲弟弟似的，用真诚的友情抚慰我鼓励我，这才使我有足够的勇气，面临那场毁灭性的打击。从北大荒劳改回来，我又被发配到内蒙古，每年休探亲假来回过北京，你，还有孙惠青、高贯中，你们这三位年轻时的朋友家，就成了我歇脚的地方，当然，更成了我失落心情的慰藉处。在“右派”问题未“改正”时，我比一般“右派”早回来一年，借调到《工人日报》社文艺部，同样是得利于你的帮助。这样的帮助和关怀，用简单的语言岂能表示，何况真诚友谊又无须表白，我只是默默地深深地埋在心里。这会儿尽管有点迟了，不过我还是想说：谢谢啦，我的文祥老哥。

我们的相交都半个世纪啦，这是怎样的50年呵！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世道上的险险恶恶，我们竟然顺畅地走过，彼此没有伤害，互相只有信任，这是人间纯正友谊的最好见证。常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我是怎样苦苦熬过来的，我总是坦率地告诉他们：友谊的支持和鼓励。从来没有别的什么，例如理想、信念、信任，绝对不是这些，政治上的一次蒙骗，早使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尽管它们曾经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

文祥，一位多么好的人哪，一位多么好的兄长，就这样匆匆地走啦，未能让我最后跟他告别，我埋怨他的老伴。我说：“他对我有恩哪，你怎么这么狠心，不让我送送他呢？”他老伴夏大姐劝我说：“柳萌，你别哭了，你别说了，我心里更不好受呵。他最后的形象都变样儿啦，我怎么让你们看哪。”我理解，完全理解。因为我也有过失去亲人的经历。我当时的心情也是这样，不想惊动任何的朋友，独自悄悄地把她送走，朋友们本来活得够累了，何必再让朋友们伤心操劳。

可是，我心目中的王文祥，他是永远不会变样的：宽厚、热情、真诚，宠辱不惊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存放在我心室的他的唯一遗像。走好，好兄长王文祥。

 2010年6月5日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