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有个习惯，在睡觉前要看书；为了翻阅的方便，书都堆放在床头。这些书中有的是经常想看的，如《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等，有的则是刚买来的新书，准备有时间随便翻看。一个光棍汉的床，别说是堆着书了，连脏衣服都堆放，没有一点遮拦。来我屋里串门的人，坐在床上随手翻书，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从来也不介意。何况这种习性并非我一人有，许多单身汉都是这么邋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灾难就从这里开始。

     距“反胡风运动”开始前不久，诗人鲁藜的诗集《星之歌》出版，附近的新华书店都未到货，我特意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这本我喜欢的诗人的书。放在枕头旁还未顾上看。一天，一位同公寓的人来串门儿，他顺手拿起这本诗集看，我以为他对诗有兴趣，就主动地向他介绍说，这位诗人是天津的，挺有名气，我上中学时就读他的诗，还听他讲过诗。不承想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他记住了，在“反胡风运动”中，他检举了我，这本诗集竟成为我的“罪证”，非让我交代跟鲁藜的关系。

    随着《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连续公布，“反胡风运动”也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最初的文艺界扩展到各行各业。报上每公布一批材料就加个编者按语，其中最为厉害的一段是这样写的：“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据说这个报纸“编者按”，是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又把运动的纲上得这样高，自然会起着导向作用，整人哪有不扩大之理。公布的所谓胡风集团反革命证据材料，其实都是胡风与友人之间的平常通信，加以整理、推测和臆想就成了问题。这股风一刮起来，就自然不会消停，不管是真是假，只要沾点边儿，你就甭想跑掉，先审查批判一通再说。

这些信中有几处提到鲁藜，告密人想起了我这本诗集，就在学习时跟领导打了小报告，说我保存一本鲁藜的诗集，很可能跟鲁藜如何如何。此人是别的司局的干部，跟我本不在同一个司，劳动工资司想整我的人，正愁没借口不便下手，一见转来的材料是我的，政治神经立刻兴奋起来，马上派人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买这本《星之歌》。我觉得这算不得什么问题，就如实地告诉他们说，鲁藜是我喜欢的诗人，中学时就读他的诗，见有他的诗集出版，我就买了。完全出于负责的态度，我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来人是我的团支部书记。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尖利地高声说：“你这是为胡风集团喊冤，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正经的好人，那党中央干吗还要搞运动？你必须如实说清与他们的关系。”

天哪，真未想到，很简单的事情，竟然搞得这么复杂。幸亏还未发现胡风集团成员有卖粮食的，如果有的话，照他们这样的逻辑推论，我真不知这些革命者吃不吃粮。这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他，这位团支书本来很端正的脸，此时一下子变得歪斜了，在我的眼睛里显得非常丑陋。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让人变脸，这我早就知道；还可以让人变得很丑，却是第一次察觉。当然，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我发现更有甚者，还可以让一些人变态，以至于失去人性和人味。厉害者甚至六亲不认，连父母都打翻在地，还要狠狠踏上一只脚，以此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

对于他的这种牵强说法，我当然不会服气，就不客气地质问他：“是这本书先出版的，还是运动先搞的？如果知道这些人是坏人，别说我不会买这本书，恐怕出版社也不会出。”他一看我没有服软的意思，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扔下一句“这样对你没有好处”的话，就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团组织跟我第一次试探性“交锋”，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就这样结束，彼此好像都明白无误地表示：一个要整人，一个不服气。

这样一来更激怒了一些人，紧接着就是让我交代朋友关系，深挖不安心机关工作的思想根源。尽管我那会儿算不得是个听话的人，个性也还是比较有棱角的，但是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愚忠，再说自己又未做任何亏心的事，交代就交代呗，就把平时跟我来往的算得上朋友的人，一一向组织老实地作了交代和说明。我当时天真地认为，我的朋友都是非常正派的人，既然组织想了解他们的情况，我说一说也无妨，何况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实地跟组织交代也是应该的，就异常爽快地讲述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