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风运动”越来越深入，却找不出我任何“罪证”，就暂时把我搁置一旁。恰在这时，我的两位朋友也被审查，一位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孔庆珊（山青），一位是天津作家协会的侯红鹅（林希）。他们的情况转到我所在单位后，我的“问题”也就开始升温，整我的人误以为有鱼可捞，暗地里张开了审查的大网，而我自己却全然一无所知。当时，我正跟交通部几位干部吴重阳（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教授）、刘志诚（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任职）等几位同事，终日在一起加紧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根本不会想这些运动中的事情。再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完全没有必要再理会这件事。直到组织上找我谈话，提出林希和山青的“问题”，这才意识到对我的审查并未结束。

    但是，凭着我对这两位朋友的了解，以及我当时只考虑上大学，头脑里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加之对于这种整人的做法实在不满意，说话时自然也就不会冷静。我说：“从天津到北京，能证明我的人，都超不过30岁，一个也死不了，你们调查去好了。”这下更惹恼了某些人。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只有他们胡乱整人的资格，没有挨整者说真话的份儿。据此，便说我是“对抗组织审查，态度恶劣”。在当时的政治运动里，有了这样的组织（其实是某些人或某个人）认识，即使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这次的“恶劣”态度，注定要让我吃大亏。

    林希和另一位叫谢文良的同学，都是我在天津一中的校友，其实并不在同一个班里，由于我们都比较喜欢文学，都是天津一中文学社成员，在学校时也就来往多些。后来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干部学校到北京，林希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到唐山开滦煤矿教书，谢文良毕业后到了《天津工人报》当编辑，由于友情未断依然不时有书信来往。我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时，记得那年林希也要报考大学，他给我来信说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林希在年轻时就显露出文学才华，不然他也不会被阿垅等前辈看重，所以在“反胡风运动”时被定为“胡风分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绝不是当时说的那种政治恶人，因此，《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的文章后，单位的领导拿报纸给我看时，我才说了一些同情侯红鹅（林希）的话。

    山青（孔庆珊）是在《文艺学习》开会时认识的，由于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李希凡、蓝翎的同学，当时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当教师。他写的歌颂宪法的诗《赞歌》，受到了老作家丁玲的好评，丁玲在第一届人代会上发言时，曾引用过山青这首诗。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问题”，原山东大学教授吕荧先生在会上发言，公开为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问题申辩。最后吕荧先生因此罹难。山青系吕荧先生在山大的弟子，在审查吕荧先生时他也受到株连。过了不久整山青的材料也到了我们单位。我同样凭着对山青平日交往的印象，说了些实实在在的公道话，结果反而认为我是同情他。

    我跟上边这两位朋友的关系，大概就是整我的又一个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