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整我的理由是，我终日思谋着写作不安心工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当时这顶大帽子是相当吓人的，就是不把你压死也压得难以喘气。可是总不好跟胡风小集团挂钩呀，挂不上钩就整得不理直气壮。这时有人站出来揭发说，我写过一首题为《寻春》的小诗，投寄报刊被退回来了，他见过这首诗的退稿，这首诗表现幼儿园的孩子们，有着春天般的天真活泼，他认为思想倾向上有问题。

    那会儿也真有些政治高人，他们寻找整人的根据，很有一套奇妙的办法，这就是“生拉硬扯”法。在一次批判我的团员大会上，一位发言者指着我的脸，非常激烈地质问我，说：“有这么多建设工地，有这么多工农兵生活，你不去写，你偏要写幼儿园的孩子，这是宣传‘处处有生活’，是典型的胡风提倡的那一套。不管你跟胡风分子有无联系，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同样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看，联系得多么好，说得多么正确，这就是凿凿的证据。整人者的才干实在惊人。

    听了以后，我真有点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着这样的发问，就是让我说，我又能说什么呢？只是感觉恶心。在那个不讲道理的年代，你有千百个正当理由也白搭，只要人家想整你这个人，哪怕只说“你有反党情绪”，或者说你“跟落后的人交往”，你就会不容置疑地被说成“分子”。而有了诸如“落后分子”、“小集团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那你也就很难在政治上翻身，时时都要受人歧视和监视，稍有不慎就会有人打小报告，开团小组会就要受批判。更何况当时正逢政治运动，我只好忍受着莫须有的罪名，自己主动地向人家的“证据”靠拢。

    那会儿的人大都是这样，只要人家以组织的名义，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自己也就乱了方寸，像小学生语文考试填空白似的，主动把自己的思想往里边填，生怕自己跟组织不保持一致。不过现在想想也只能如此，那会儿搞的所谓政治运动，其实说穿了就是“照方子抓药”，上边说要抓个什么分子，按人员的百分之多少比例抓，下边就依照条件和比例来找，谁赶上谁就自己认倒霉。这会儿让我赶上了，我就是个倒霉蛋儿，只能认了。

    我知道人生的道路不能假设，不过有时我还是这样设想：如果不是如此迷恋文学写作，老实地囿于别人划定的生存空间，我后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美丽的文学梦自然不会实现；那么，政治运动的伤害我就能躲避吗？恐怕也很难讲。

    正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的性格是我们行为的结果。”如果用另一位哲学家布封的话说，就更简便明了：“性格即命运。”像我这样直爽、坦诚的性格，在过去那种压抑的政治环境里，即使在政治上不被人整，恐怕在精神上也要憋闷成病。这么一想我也就不后悔了，因为我毕竟为理想奋斗过，而且寻找到了自我发展的空间，尽管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地惨痛。这不能全怨我，主要是时代造成。生来逢不逢时，做事有无机遇，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