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俗话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准备对我开“刀”之时，突然接到邮局送来的一个邮包，我打开一看，邮包里是《斯大林时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等图书，还有一张我的签名照片。书上原有的收藏者签名，都用重重的蓝墨水涂抹掉。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女朋友要彻底绝交。

    她正在大学读书，学俄语且喜欢文学，这些文学书和照片，是在我们初识时，我送给她的信物，此时退还给我，又做了涂抹处理，用意非常明确。这样的时刻收到这些东西，无疑是雪上加霜伤口撒盐，是对我依然执著的感情，最巨大、最彻底、最无情的伤害，我的心一下子冷却到了冰点。不过，我还是挺住了。冷静下来再一想，在那种政治高压时刻，别说是未经事的年轻人，就是有生活阅历的人，又有谁可以勇敢面对呢？所以我毫无怨言和责怪，坦然地接受这残酷打击。我的美好初恋，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

   没过几天我又被传唤去，参加司里召开的批判会。

   这是一天下午，劳动工资司的团员和青年，大约有30多人，聚集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在我进来前大家就都已经坐好了，只有一把空椅子留给我。会议由团支部书记主持，这位平时显得很文静的青年，这会儿却表现得非常张狂，他说：“咱们今天开会，请大家帮助小刘（我的本姓），他身为共青团员，却不听党的话，跟‘胡风小集团’混在一起，现在已经滑到了反党边缘，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势必会越走越远，最后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们大家要好好帮助他。”

    听，多会说话啊，瞎话也说得如此得体而堂皇，别人听来也许会称赞他的水平，送到我的耳朵里却如针刺般的不舒服。我明知道是为了政治需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谎，却又不能站出来当众拆穿。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我只好捺下性子听他继续说谎。

接着就是一些人的发言：有的没有的事情，猜想加推测的思想，像一个个屎盆子，胡乱地向我头上扣来。这些人表演得非常充分，好像只要政治上对头，就是睁眼说瞎话都行。起初我还强压满腔怒火，低着头认真地听，后来越听越不对劲儿，离谱的话，无据的事，像毒箭似的向我射来，实在觉得无法忍受了，就站起来愤然离开会场。任凭他们怎么叫，我就是不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连道理都不讲了，这也叫帮助吗？这是成心要整人。要杀要砍，随你们便，我就是不参加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向司里领导做了汇报，由温处长出面找我谈话，批评了我的“恶劣态度”，也批评了他们的不当做法，最后勉强地开了两次会，再没有人敢胡说八道了。通过这一次的较量，使我开始认识到，面对恶劣的行径，只有勇敢地进行抗争，才会保护自己的尊严。否则就认为你软弱可欺，拿你不当人地肆意污辱。从这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在什么境遇里，对方是怎样的人，只要他欺辱了我，我都会尽量直面对待；当然，最后总是以自己的失败告终。在无道理可讲的环境里，个人命运如同草芥微尘，绝对抵挡不过社会势力。不过，只要表明不屈服的态度，多少总会争取些做人的尊严，对于自己也算是一种安慰。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会儿搞的“政治运动”，可不是像真正的体育运动，不管什么项目都有个规则，这“政治运动”如同荒滩上的水，谁也不清楚会漫到哪里。只要你摊上了，你就甭想挣脱，再喊冤叫屈都没用。这次的“反胡风运动”，让我摊上了，我也只能认，再怎么表白，整我的人都不会罢休。只能听天由命、顺势而行。

     原先还想顾全考北大的事，这会儿美梦彻底破灭了，就再也没有任何想头，身心反而真正地放松了。只是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审查，思想上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实在想不出还让我说清啥。尤其担心会不会给我欲加“问题”。自打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别的见识没有长多少，政治运动中如何整人，我亲眼看到的可不算少。比如部队的“政治整军”、“三反五反”，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尽管那时只是个旁观者，体会不到挨整的真正滋味，但是，那种残酷手段和惨烈情况，以及人们表现的“政治觉悟”，对我的心灵有很大的冲击力。这会儿自己摊上了，就不能不有所考虑，如何对待这种险恶局面。

    说实话，我并不记恨这些整我的人，在当时的政治至上环境里，以“革命理想”的神圣名义，谁都有可能做些不自觉的错事。如果我不被当成审查，此刻我也在群众的座位，还不是同样真的假的跟着喊。以这种方式获取“进步”美誉，在过去年月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成了非常普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