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风运动”还未完全停止，就转入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的所谓问题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但是又不好公开承认是错整，就不了了之地放在一边儿，让我任性地自由自在了几天。那会儿的政治运动都是这样，整错了宁让个人蒙冤受委屈，绝不能让组织丢面子失威信，组织的面子远比个人的命运重要，还美其名曰“顾全革命大局”。放在我这个草芥小民身上，就更是天经地义小事一桩，连“革命大局”都无资格关顾。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偏偏生性还很倔犟，凡事都比较较真儿。好端端地被整了一通，大学未让考，恋爱被搅黄，越想心里越觉得别扭，就想跟组织讨个说法，结果又是自找苦吃。我所在的劳动工资司领导，见我不依不饶非要个说法不可，就再次召开全体团员和青年大会，对我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帮助”。这次与过去不同的是，考虑找不出我的“罪恶事实”，就在我的所谓态度上做文章。

    有的人提出，这次没让我考大学，我非常不满意，就拒绝思想检查，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发泄对组织的不满。他们列举的事实就是，我每天晚上去看电影，而不是认真准备检查。我每天晚上看电影不假，但绝不是要对抗谁，而是我心里太别扭，就在电影院里消愁解闷。还有的人说，在上次会上拒绝帮助，大家发言不想听就走，这是明显的对抗运动，却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强词夺理。如此等等，没事找事。再笨的人也可听出，完全是应付差事。那会儿的人真不知怎么想的，只要政治运动一来，人人都是那么亢奋，当做靠近组织的机会，真的假的反正得表现积极。连平时跟我算是哥们儿的人，这时都不甘沉默和落后，有的没有的瞎说一通，借此表明自己的“进步”。

     对我胡乱地批判了一通，虽然找不出真正理由，但是保住了整人者的面子，谁也不可能再说什么。可是对我总得有个说法儿呀，便以“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结论，给我的“问题”结了这笔政治账。那时搞政治运动，有句常用的话，叫“戴大帽子开小差儿”，是用来讽刺个人检查的，现在用到对我的结论上，似乎更为贴切更为恰当。如果说我真的有错误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不安心工作，何必非要扣一顶大帽子呢？无非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对公众有个交代而已。“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后，据官方公布，被正式划为“胡风集团分子”的有70多人，而受“胡案”牵连的人达2000多人，成为“反右运动”前的第一大冤案。至于我算不算这2000分之一，恐怕还很难说，如果不算的话，受牵连的人又何止以2000计。

    不过这样也好，使我这个走上社会不久的青年，对人的复杂性有了初步认识，开始意识到，人生最本质的事情，就是，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各式各样的交道。会打交道的就是强者，不会打交道的就是弱者。人在动物中是最高级的，因此，连整治人也是最高级的，这就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这就是不正常年月的畸形政治。

我当时有这样的认识，或许过于偏激、固执，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后来又经过“反右”、“文革”运动，我忽然觉得，我的这种认识基本正确，运动中无数事实一再证明，事情的成败得失，表现的真伪多少，都跟人的本质有直接关系。比方，同样是在“文革”运动中的人，有的道德品质好的人，绝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有的品德欠缺的人则不然，打人骂人诬陷人无恶不作，丑陋灵魂暴露无遗还自以为光荣。这就是最准确最有力的诠释。

    现在返回去再说，被迫害的胡风先生等作家，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根本不认识无接触，却稀里糊涂地挨了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我总得闹个明白吧。特意找来有关资料看，原来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或中共的朋友，并且在历史上对中共多有帮助：

   胡风：湖北蕲春人。1925年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后入清华大学英语系。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0年参加“左联”东京支部和日本反战联盟。1933年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联盟，任宣传部长和常务书记，主编地下刊物《木屑文丛》。1936年在鲁迅倡议和支持下编辑《海燕》。1948年赴解放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欢乐颂》《光荣赞》《胡风评论集》《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阿垅：浙江杭州人。幼年因家境贫寒只读过私塾和高小，辍学后到绸布店当学徒以维生。喜欢文艺，刻苦自学，年轻时即开始创作诗歌散文。1929年考入上海工业专科大学读书。1933年又考入黄埔军校第10期。曾利用在国民党军事系统服务之便，将大量情报交胡风转送中共，并掩护和帮助许多革命青年去延安。1949年后任天津市文联创作组组长和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主要作品有《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等。

    鲁藜：福建同安人。中共党员。1933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后参加“左联”。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曾任晋察冀军区民运干事、战地记者。1949年后任天津市文协主席、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醒来的时候》《红旗手》《儿时的歌》《鲁藜诗选》等。

   原来，这几位都是真正的书生，过去所说的革命的文人。在艰苦环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胜利后却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天下竟然有这样不讲理的事情。制造冤案的人利用人们的愚忠，在政治上撒了个弥天大谎，使无数善良的人也受到愚弄。20多年后才真相大白。可是，这些文学老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身体多病，很快就相继去世。这笔没有债主的债就这样算是“清”了。像我这样受影响的文学青年，留下的只是往日痛苦的记忆，成了老来闲暇回忆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