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谓问题了结以后，代表组织跟我正式谈话的，是我一向尊重的温士一处长。那天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如同母亲对待受委屈的孩子，她让我坐在她办公桌对面，先把一杯早泡好的茶推给我，然后询问我近来的情况。过了片刻她才说到正题。

温处长首先跟我说，革命青年应该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参加革命就要经受各种考验，并列举了延安整风时的例子，说某某人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审查，险些被处决，最后证明没事照样为革命奋斗，现在就在某部任副部长。然后，她把组织结论拿出来，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有的地方还做些解释。结论的大概意思是：经过组织外调审查，没有发现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组织联系，只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不安心机关本职工作，一心一意想写作成名，经过团组织多次教育、帮助，有一定的悔改和进步表示。云云。看着这个所谓的政治结论，即使再不满意也不好说什么，谁让自己主动讨要说法呢？只好不情愿也得情愿地接受。

看着温处长那张慈祥的脸，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不禁想起不在身边的母亲，恨不得扑进她的怀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以解心头的郁闷和委屈。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在外边受了委屈，想到的第一个人，绝对不是别的人，一定是自己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人，最理解自己的人，只有自己的母亲。而我远在天津的母亲，却并不知道她的儿子，此刻所受的委屈和折磨，倘若她知道这些事，相信她一定会心急如焚，跑过来分担儿子的痛苦。整人的人也有父母子女，他们就不能从亲情角度想想吗，政治竟然可以使人变得如此冷漠？！我始终想不通。

温处长谈话的用意我是理解的，她的好心和真诚更令我感动，只是不能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以我当时的单纯想法，认为，人都是有尊严的，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只要你整错了人家，就应该公开赔礼道歉。现在你们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说得实在太轻松太不负责任了，可是，我却失掉了一次可能到北大读书的机会，女朋友也因我的所谓问题而分手，这未免太过于不讲道理了吧。难道人的政治生命就是这样不值钱？难道对人的处理就可以这样轻率？我实在有些想不通，却又不便更多地说什么。何况说了也没用。在组织面前有理也是无理。

考虑到温处长跟我的关系还不错，她又在许多事情上给过我帮助，相信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她情愿，我再有气也不能撒给她，就自认倒霉地克制自己情绪。这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留在我心上的阴影，积在我胸中的愤怨，却没有丝毫的消释。这就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我遭遇到的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从此情绪变得异常消沉。

一个刚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曾经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却反过来被怀疑和伤害，再能宽容的人恐怕也有想法。无端挨整、报考大学受阻、失恋，这三重灾难如同三把尖刀，狠狠地插在我的心窝儿里，越想越窝囊，越想越痛苦，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有点吃不消了，事情过后不久就又病倒。每天下午都发低烧，并伴有轻微咳嗽，经医院医生检查，肺结核病又复发。医生不得不让我全休。从此又过起了病号生活。

当时也是病号的高贯中、于文质，这二位同为交通部的青年干部，尽管跟我不在一个司局里工作，只是一起休病假、就医、吃病号饭，认识后成为很好的朋友，在后来他们给过我许多关怀。一直到我被划为“右派”许多年，他们都不曾对我有所歧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属难得。现在我们都已经进入老年了，经过几十年风雨吹打的友谊，却依然保持年轻时的真诚和纯净。

到我能够勉强上半班的时候，“肃反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到底抓了几个“反革命分子”，我连问都不想去问，从我自己被整的情况推测，相信同样会有人成“冤屈鬼”。只听说一位杨姓的同事，因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破坏学运”，被保卫部门带走审查去了。这位身材瘦高说话和气的同事，是个地道的老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给我的印象是个老实厚道的人。所以对他的事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再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有点所谓的历史问题，那也是年轻时候的事，对共产党缺乏一定认识，人家现在表现不错，总不能死揪着不放吧。听说此事以后，我在心里这样想。

我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的，旧军装还没有彻底脱掉，地方机关是怎么回事儿，更没有完全闹得清楚，1955年就被狠狠地整了一通。别提心里有多么别扭了。这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部队来。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体验，比之地方机关的某些人，部队的人似乎更好相处，如果我还在部队服役，绝对不会遭此大难。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理解，部队的战友情谊的可贵，可惜这已经不再属于我。现在更现实的事情是，病愈后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报考大学，还是换个新单位，反正我得离开交通部。绝对不能跟那些整我的人，在同一个大楼里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地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