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北京市，20世纪50年代的市区面积，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大。那会儿的和平里一带，就类似今天的新区了，只是当时没有这么叫。后来离开交通部机关，被调去做编辑工作，我供职的这家报社，就在和平里办公。和平里这个地名不错，有种祥和平安的意思，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个有着吉祥名字的地方，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祥和。相反，在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中，我遭遇到了更大的灭顶之灾，几天之内就沦为政治贱民，在社会最底层接受监督改造。

当时我所在的报社办公楼，就是现在的中央民族新闻出版大厦，只是改建得比过去漂亮多了，显得更有气派也更加新潮。前几年因事到民族出版社，刚进入大门心头就开始发紧，40多年前的痛苦往事像一件件利器，狠狠地剐着我敏感的神经。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真正忘却的；所谓的原谅和宽恕，那也只是虚伪的承诺。记住，不见得报复；记住，只是为了认识。没有鲜明爱憎，人，那还能叫人吗？

如今的和平里已经是个繁华地区，高楼林立，车来人往，大都市的喧哗完全掩饰了苦痛的历史。我退休的中国作家协会，我供职的《小说选刊》杂志社，办公地点现在都在和平里。我有时走到那里，被熟悉景物触动，马上就会想起1957年的和平里，想起和平里就会想到“反右运动”，以及在此之前的“反胡风运动”。那里毕竟是我的罹难之地，比之别的什么地方来，总会有种异乎寻常的感触。这种感触，说又说不出来，挥又挥之不去，别别扭扭地存于心里。怕是这辈子都无法剔除。

“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不，正确地说，是对我的审查停止以后，我就开始因病休养了。这一晃就过去三个月，病情稍稍有所好转，医生就让半休半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这时真不想走进交通部那座办公大楼。上班如何跟整我的人相处，养病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会儿真的要面对面了，我打心眼里感到发憷。这倒不是我有什么理亏，更不完全是自己好面子，而是挨整后深深觉得，这被称为人的高级动物，实在太难以琢磨和相处，万一关系处理不好又要倒霉。可是总不能不上班啊，为了生存的这碗饭，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大楼，强打精神去面对现实。

让我未想到的是，可能是领导考虑到了我的处境，或者是考虑到了我的爱好和志趣，对我的工作早有了新的安排。我病休之后刚一上班，劳资司的秘书就来通知，说领导上要找我谈话。起初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又做错了什么事，尤其是见张清华副司长和温士一处长，这两位女领导一起跟我谈话，这架势让我着实出了身冷汗，怕又要有什么祸事临头。经历了这次运动，被莫名其妙地整一通，对于组织对于什么人，我都没有了信任感，更感觉不出谁有什么神圣。这时在我看来人就是人，为了一己私利和政治需要，昧着良心说瞎话做坏事，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

她们谈话以后才明白，在她们二位的建议下，经过交通部政治部批准，决定调我去报社工作。

张副司长很动感情地说：“按你的情况，上大学是没问题的，我们心里明白。不巧碰上了这场运动，把你给耽误了。我们共事一场，觉得很对不起你。”温处长也说：“考虑你做过编辑工作，又喜欢文学，经张副司长提出，司里别的领导也同意，想让你去报社工作。”

听了这两位领导的一番话，我的泪水立刻潸潸流出，感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倒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而是为这两位老大姐的理解和体贴，使我这个刚刚挨过整的人感到温暖。在那种境况下，能有人理解、关怀，如同夏风冬阳，实在太不容易啦。今天想起来，依然感到欣慰。可惜这两位大好人，她们自己的命运，后来也并不很好。若干年后再次见到温处长时，她已经被下放到北京一所中学当校长；后来听说张副司长的爱人、监察部副部长王瀚，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当然，在政治比较清明以后，这位老革命干部，同样被平反恢复名义，只是不知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当时交通部有两张机关报，一张是《人民航运报》，一张是《人民公路报》，都是学习苏联办的产业报。前者是给海员读的报纸，后者的读者是公路系统职工，这两张报都是对开大张四版的周三报。出于对江河湖海的钟情与热爱，我到了《人民航运报》，在文化生活部编“浪花”副刊。从此我的“生活画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只是那“画页”越来越暗淡，“出版”不久就被无情地践踏。

我们这个文化生活部，有四个编辑，负责人叫房仲甫，很有点旧学根底儿，新派作家中他最喜欢蒋光慈，刚一见面他就给我背诵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他早年读书学的是新闻却喜欢文学，跟作家林斤澜、高晓声先生等是大学同学。“反右”之后他调到山西人民出版社，这些年专心研究中外水运史，出版两种学术著作《中国水运史》《海上七千年》，据行家说都很有学术价值。另一位编辑叫谢德忠，是文工团演员出身的小说家，“反右”后调到《山西日报》做副刊编辑，可惜英年早逝。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苏铭，在“反右”中跟我一起被划“右派”，从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分配到兰州。这三位同事的年纪都比我大，他们各方面都很照顾我。

在报社还有两位写诗的朋友，一位是四川人胡荣谦（胡牧），他是诗人沙鸥的同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反右”后调到徐州做教育工作；另一位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赵惠民（赵越），他在“反右”之后调到山西省歌舞剧院，现在是位著名的歌词作家，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歌词。谢德忠和赵越调到山西后，认识了当时在山西的诗人公刘，他们曾经跟公刘说起过我，这样又让我跟公刘有了联系。特别是谢德忠，知道我要结婚，特意寄来一套《中国文学史》，当做新婚礼品赠送给我。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当时，我这个身处逆境的“摘帽右派”，能够获得老朋友的真诚祝贺，这对我可以说是莫大安慰。这也是我结婚时收到的朋友的唯一贺礼。

报社副刊部这个小环境，在我看来还是蛮不错的，工作时心情也比较舒畅，“反胡风运动”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我也就渐渐地不在意了。何况这份工作又是我喜欢的，干起来也就格外地卖力气。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那时又正在学习写诗，副刊的散文、诗歌稿件，老房就让我来处理，我就想办法约稿组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像蔡其矫、邵燕祥、公刘、沙鸥、巴波、海默、雷加、考诚、马丁等，我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有的还给我寄来诗文发表。那时是我真正进入文学圈儿的开始，既然没有能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就想在这个岗位上认真干点事。

这张报纸的副刊跟其他报纸副刊一样，每天都有大量的自由来稿，其中最多的就是诗歌稿件。这些诗歌稿件大都出自海员之手，海员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又有远洋航行的浪漫生活，许多人愿意写诗抒发感情。更多的海员即使不写诗，生活在大海上的他们，好像天生也都是诗人，平日里非常喜欢读诗。给读者提供更多优秀诗作，就成了我这个诗歌编辑，经常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有天编辑部开会研究业务工作，我提出是不是请一位著名诗人，给这些稿件写一篇指导性文章。编辑部经过研究表示同意，我就决定请诗人邵燕祥来写。我之所以想到邵燕祥，一是我比较喜欢他的诗，二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管工业报道，自然是位最合适的人选。

20多年后我与邵燕祥成了朋友，有次曾跟他开玩笑说：“燕祥，我上过你的‘当’。”他听后为之一愣，大概是不解其意。我告诉他，在抗美援朝时他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你们的战歌就是凯歌》，当时，在天津市的中学生中，很有鼓动和激励作用，几乎大小会都有人朗诵，我们学校还编成集体朗诵诗。我就是在他的这首诗，还有那支《走进军干校》的歌鼓动下，离开温暖的家投笔从戎的。这算是后话了。却足见邵燕祥这位优秀诗人，他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之大。

我找邵燕祥约的这篇评论稿件，记不得是通电话还是写的信，反正很快就跟邵燕祥联系上了。我拿着这些作者的诗稿，如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当面交给了诗人邵燕祥。见面之后我才知道，这位我敬仰的诗人，原来只比我长一两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说起话来当然也就投缘。他文静的举止，诚恳的待人，没有一点年轻得志的架子，是当时的诗人邵燕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临别他送给我一本诗集，好像是写长江的多人集。这也是他送给我的第一本他的书。此时他正准备出国访问，说到请他写文章的事，希望我能够宽限几天，等他从国外回来再说。

可是时间没有过多久，“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我接到邵燕祥的来信，以及退回的全部诗稿。他在信上说，事情比较多，挤不出时间，实在写不成这篇文章，向我表示歉意。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受审查，再后来从报纸报道中知道，邵燕祥被划成“右派分子”。这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那场整人者自称“阳谋”灾难前后，我跟邵燕祥开始便结束的友谊。作为有才华和聪慧的诗人，作为正直和善良的同代人，邵燕祥给我的最初印象，从此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时候，我们的友谊又重新开始接续。我从内蒙古到北京时曾看望过他。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前，以及回到北京的工作安排上，他都给过我不少关怀和帮助。这会儿同在中国作家协会领薪，又有机会在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彼此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邵燕祥的人品就更令我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