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那会儿，我的肺结核病并未痊愈，医生经常开假条让半休。报社领导让我参加整风运动，说是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开始我并不是十分情愿和主动，怕闹不好又生出什么事情来。后来想想自己作为共青团员，还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何况我的确有些意见想提。这时中共宣传工作会议刚刚开过，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录音，各个新闻宣传单位都在播放，听后以为政治开始宽松，觉得提点意见总不至于怎么样。但是“反胡风运动”对我的伤害，使我对这类事有点心灰意冷，本想躲开弄不懂的这些政治，后来见人们都在诚心提意见，相信共产党是要改进作风，我就很认真地准备了几条意见。

报社召开第一次鸣放会时，我去医院看病没有参加。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经过中央戏剧学院，顺便看望一位同学，见这所大学校园里，到处贴有大字报，其中批评田汉的大字报最显眼，说田汉是个“大官僚主义者”，等等。我看完大字报，当时非常惊愕。田汉是位老革命，著名的大戏剧家，在我心目中是个大人物，居然连他也敢批评，我感到既疑惑又兴奋，认为党是真心要听意见了，不然谁敢在他的头上动土。在报社第二次鸣放会上，先听了听别人的发言，我就顺势提了一些意见。

我发言提的意见，主要是这样几点：一、共产党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像“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都整错了一些好人，应该向当事人公开赔礼道歉，这样做不仅不会降低党的威信，反而会增加受害人对党的信任；二、报社有的党员负责干部，例如编辑部主任姜××，党的生活组组长周××，他们的作风实在不够正派，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特别是周××不学无术，只会溜溜拍拍，根本不像个正经文化人；三、报社的年轻人不少，应该大胆起用青年人，青年人有锐气，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要等着他们把棱角都磨圆了，觉得顺手了再使用，那样无益于工作和个人成长，等等。

当然，由于在“反胡风运动”中挨过整，我的发言难免带有个人情绪，有些言词也就过于激烈难听，这就让听的人觉得不够悦耳，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攻击的恶意。可是就是这样几句真心话，说了总共不过10来分钟，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一条被“引出洞”的“蛇”。用10分钟的发言换来22年的打击。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全部都毁在这10分钟里。

有了这一次的沉痛教训，后来的许多年，凡是以组织名义征求意见，我都格外的小心，揣摩是不是在搞“阳谋”，以免再次成“蛇”被骗出“洞”。

我们报社驻上海记者赵琪，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算是一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这次他回到报社参加鸣放，为了改进工作提了个办报方案，他拿给我看，说：“你年轻，能接受新事物，这个方案你看看，给提点儿意见。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方案不错，体现了内行办报，就在上边签字表示赞成。这个方案后来被定性为同仁办报，认为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我签字表示赞成，就理所当然地是反党。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不管其有无合理成分，就轻易地被定性处理，在中外古今怕是少见，而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却是再平常再普通不过的了。

赵琪当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先于我们遣送农村监督劳改，其“罪行”并非仅仅因为这个办报方案。朱正先生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引用了赵琪当年在全国记者协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赵琪说：“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准讲。”他把《文汇报》、《新民报》等等称为“人民群众所有制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在列举了机关报的几大特点后，他拿“人民群众所有制报纸”，跟机关报做对比说：“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说话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这可能就是他被加重处理的主要原因。有了对他这样的处理，我又赞同他的方案，当然也就不会放过我。

如今的赵琪先生，已经是位耄耋老人。我以为他去了别的地方劳改，2003年接到他的来信才知道，他也被发配北大荒军垦农场，只是不在850农场，而是在853农场，跟我不在同一个军垦农场，所以在北大荒没有见到他。从北大荒回来，他又去了江西劳动，“文革”中又受不少罪，直到离休才回到上海，跟一家老小安度晚年。

按照我当时的年龄、经历，说实在的，要是说点软话、顺耳话、求饶的话，当权者放我一马也有可能，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这样做，更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想整我的人见我不给台阶，那就更有理由打我于地狱之中，此时被我提意见的姜××等人，正在领导着“反右派”运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跟这些人顶了牛：当权者说：“共产党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的，你说党员溜溜拍拍、拉拉扯扯，这就是攻击共产党组织。”我说：“如果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攻击共产党，那这个党员的不正之风算谁的？要是说算共产党的，我就承认是攻击共产党。”他们在逻辑上讲不通，完全是强词夺理，但是又怕丢面子，就以污蔑共产党为由，又给我加了一条“态度恶劣”的“罪状”。

《人民航运报》属于交通部政治部，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是章（章伯钧）罗（罗隆基）联盟的头面人物，交通部也就成了反“右”重点单位。凡是部里召开的反“右”大会，不管是批判章伯钧的，还是批判别的“右派”的，都要通知我去参加；因为我在报社做编辑工作，首都新闻界的反“右”批判会，也得让我去陪听陪批，说是从中受些教育，光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的会，我就去了两三次，那时终日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活。

有次在团中央大礼堂开会，批判青年作家刘绍棠，还特意指定两个人陪我去听，理由是我也写东西，这样受些教育更直接，回来还要谈体会谈教训，一时间弄得我精神负担很重。我当时又没有成家，每次开完会回到宿舍，同室的人也不敢搭讪，心情感到非常苦闷和压抑，就干脆在街上到处瞎逛，直到深夜再回宿舍睡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独自到公园里坐着，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敢情人离开群体的确不好受，难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者动辄就喊叫“划清界线”，在精神上孤立被批斗对象，目的就是要在心灵上“动刑”。

一天下午我正往北管公园的方向走，不经意间发现有人跟着我，想甩也甩不掉，就干脆来个猛回头，然后迎着他走过去，他想躲又一时躲不开，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我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部保卫处的干部，尽管说不出他的名字，却还熟悉他的模样儿。我很不客气地质问他，是谁指派你的？我又不是特务，怎么还来盯梢啊？被我突如其来地这么一弄，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讷讷地解释说：“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看这个人还算比较老实，那副为难的样子着实可怜，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次日，保卫处来人特意跟我解释说：“有人汇报，说你每天都是三更半夜回来，领导上怕你想不开，万一出点事不好交代。我们就派了个人‘保护’你。”动机到底是真是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过他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说话了。反正在我的思想里，绝对不会相信，还有如此的好心人。何况盯梢和“保护”，谁又能够分得清呢。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的生命刚刚开始，我才不会不明不白地死哩。既然我已经被拖进苦难中，再大的苦难我也准备去接受，再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怀疑我，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连我这样的意见都难容，所谓的鸣放、提意见、整风，统统就都是假的糊弄人的了，今后再有这样的事谁还相信呢？正是抱着这样天真的想法，我才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对待，最多不过像“反胡风运动”那样，把我批判一番了事。这么往好处一想，心路仿佛就宽了，别人说什么，怎样对待我，我根本不去过多地理会。随着运动渐渐接近尾声，我就更不去多想它了。

恰好这时我祖母病重，我就请假回天津探望，借此机会正好可以休息几天……

就在我请假要回天津探亲时，报社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中央各部委的报纸要撤销，业务人员由中宣部统一分配。整风、鸣放、反“右”，这些不断翻新的花样儿，本来已经把人搞得心乱如麻了，突然又传来报纸停办的消息，人们自然越发心神不安起来。比之关心政治运动，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去向，人人都在想办法探听消息。不久听部里一位熟人说，交通部政治部与中宣部初步决定，我们报社的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和我，《人民公路报》的王舜华（曾任《体育报》总编辑）和许岱（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等去《中国青年报》，李牧生（民主党派人士）去《光明日报》，这两家报社的其他人，除少数人留在交通部机关，大都分配到各省市新闻出版单位。听了这样一个小道消息，我自然比谁都高兴，自以为这场灾难躲过去了，不然不会这么“优待”我。

人员分配方案初步确定，鸣放的事就再无人过问。我想总不至于有大的变化了，一天下午，我踏踏实实地离开北京，回天津探望病中的祖母。在我们家我是长孙，自幼祖母就很疼爱我，这会儿祖母病了，我想应该多陪伴她几天，再说报社正处于动荡时期，大家都无心思干别的事，索性在家里多待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