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等我从天津探亲回来，情况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一顶可怕的“右派分子”帽子，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

     交通部政治部运动领导小组的人，见我从天津探亲回到了北京，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等几个人，立刻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传达这样两点决定：一、根据我在运动当中的表现，决定划我为“右派分子”，给予行政降级团内开除团籍的处理；二、考虑我的身体不太好，可以不下放劳动，分配到《青海日报》工作。我当时一听就愣住了，好久说不出话来，直到谈话的人让我签字时，我才从懵懂中渐渐清醒。

    幸亏经历过“反胡风运动”，对于这一套早有领教，不然说不定会晕过去。我就问了问去《青海日报》的还有谁。对方说，还有编辑部主任姜××和编辑邓宾雄。我想，在运动中我给姜××提了意见，他肯定记恨着我，到了青海人生地不熟，还在他手下干活儿，他能轻易放过我吗？他能在新单位给我说好话吗？说不定处境比在北京会更糟。跟他一起去《青海日报》，纯粹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大的命运无法自己掌握，去向我总得争一争吧，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别让人家当哑巴给卖了。当即表示了两层意思：一、我不认为自己是“右派”，组织上怎么定是组织的事；二、非常感谢关照，让我去青海，但是我不需要照顾，我愿意去农村劳动。

     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叫乔英怀，山西人，是一位抗日时期老干部，待人非常宽厚、随和，只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他再有想法也不敢明确表示。就用满含温情的目光看了看我，不知是同情，抑或是无奈，然后说他们研究以后答复我。我的后半生的命运，就在这次简单的谈话中被决定了，简直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本来考虑我年轻，言论又不系统，而且话出有因，是想放过我去的，因为划“右派”的比例数未完成，有人提到我，我也就成了递补的“右派”。是真是假，只有天知。在那个政治混浊的年代，什么荒唐事情都会发生，我听了并不觉得有何奇怪。

     22年后给“右派”改正时，我拿到那个打印的“改正决定”，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简直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22年前的薄薄一张纸，让我成了“罪人”；22年后的薄薄一张纸，让我成了“好人”，好像每个人的好与坏，并不是由他的天性决定，而是要由某些人的口封，这种事恐怕只会发生在当时的中国。自然也是个空前的笑话——但愿永远绝后。

    现在，荒唐年代总算结束了。

    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希望能够真正警示后人。当权者手握重权呼风唤雨，对于普通百姓何必如此绝情，多少给我们点怜惜怕什么。尤其是对待宝贵的人的生命，千万不要再这么轻率、无理，更不要为了权力、名誉、情面，如此随便地践踏、污辱人，即使别人不拿我们当人看，我们的父母还疼爱我们呢。我们是父母身上的肉啊。假如整人者的子女也遭遇此种噩运，难道你们就真的不疼爱吗？我绝不相信。后来有机会读到整人者的“家书”，他们对待自己的子女和家人，流露出来的真挚感情并不少，那为什么对待普通百姓子女，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残酷呢？！轻点说，答案只有一个：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