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建筑，早已经改成铁路俱乐部，供现代人来消闲时玩耍。由于这座建筑并不美观且名气不大，正被一批又一批的新建筑淹没，真正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它永远是个标志性的建筑，许多人被发配到外地劳改，都是从这里乘火车远行的。现在有时去前门一带办事，看见这座建筑物的时候，哪怕只是不经意地瞟上一眼，我的心海立刻就会怒浪翻腾。当年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情景，依然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仿佛半个世纪的岁月没有前行，还停留在当时的光阴指针上。

    我的“右派”资格既被确定，离开北京也就必然成定局。传说中的去《中国青年报》未被证实，就是证实也毫无实际意义，分配去《青海日报》又不愿意去，至于最后到底确定去哪里，还得等待上级领导的通知。我就边等待边收拾东西，顺便向在北京的亲友告别。好在我是个光棍汉，两条腿一抬说走就走，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拖累。唯一感到为难的是，如何跟我的父母说。尤其是我那胆小怕事的母亲，她要是听说我离开北京，一定会朝坏处胡思乱想。那年我参加军干校，就是背着母亲走的，全家人为此担心多时。如果这会儿她知道了我要离开北京，尽管不懂得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相信自己儿子是坏人，但是她也一定会犯嘀咕。倘若因此让她伤神生病，我岂不是成了不孝逆子？

    万幸的是“反右运动”以后，全国各地都有干部下放，左派与“右派”，好人与“坏人”，劳动与劳改，局外人谁也分不清楚。何况那会儿的人，愚忠多于思考，盲从胜过独行，上边说什么都相信，根本没有人去较真。我就说是正常下放，家里人绝不会在意，更不会找我来追问。但是必须得提防“组织”，个别不正派的单位领导人，他们常常会以组织的名义，干些伤天害理的坏事情。例如，有的人被划成“右派”后，他们就通知家人所在派出所，家属也就成了被监督对象。还有的以划清界线为名，动员“右派”妻子离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坏事，大都是以组织名义干的，谁也不好说出什么来。我当时唯一的请求就是，我的“右派”问题，暂时不要通知我家里，等事情过去一年半载，由我自己告诉我父母亲。最后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帮助下，经有关方面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北大荒劳动一年后，有次写信给我父亲，专门跟他谈了这件事，家人才知我被划成“右派”。父亲未主动向当地派出所“挂号”，家里人自然就生活得比较平安。结婚后儿子出生留在天津，这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全国饿死的人以几千万计，当政者顾不上搞政治斗争，给儿子上户口就比较顺利，否则一追查我的政治身份，谁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呢？看来，我当时的提防还是对的。

     我不愿意去青海的想法，反映到有关部门，等待了一些时候，正式通知就下来了。经过一番研究和协调，批准我随大拨儿“右派”，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这时是1958年春天。

    生活工作将近十年的北京，让我得意让我落难的北京，就这样要渐渐地离我远去。从此，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将成为历史留在记忆中，愉快的也好伤痛的也好，都被这次沉重打击所代替，草芥之身将要承受新的磨难。这一去会不会回来，我没有一点儿把握，更不愿过多地去想，倒是未来前途如何，让我有点惴惴不安。不知道等待我的命运会怎样？想起来心里总是有种恐惧感。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出于响应党组织号召，会上说了几句真话，就付出如此高昂代价，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光明磊落，如果为了一时利益，就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价值。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就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如果连点自信心都没有，那活得还有什么滋味呢？在后来漫长的逆境中，以至到迈入老年的现在，我之所以会不改性情，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就是希望仍然活得像个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品格的人。

     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春日，我们这批被流放的“右派”，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渐渐地聚集在前门火车站，准备乘坐当日的一列火车，到陌生而遥远的北大荒去。这是我头次听说北大荒，假如没有这次的发配，谁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此时知道了，对于它的真实情况，谁又能说了解多少呢？单从它的名字上看，就令人感到畏惧——寒冷的北方，无边的土地，苍凉的荒原。一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会想起当年俄罗斯的流放地西伯利亚；一些听过中国评书的人，会想起古时我国那些罪官贬至的边塞。总之，大家此时心情都很复杂，还有种隐约出现的忧伤，只是谁也不说也不敢说。

    50多年前的前门火车站，来往的车辆不多，出行的旅客也少，我们离开北京那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这批特殊的远行者，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少数猜测出我们身份的人，都投来少许同情目光，无可奈何地摇头唏嘘，然后，就像躲避流行瘟疫，急匆匆地远远走开。沉闷的空气，痛苦的惜别，使这初春的雨天，显得格外的寒冷。今天想起来，都让人战栗。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等于脸上烙了钤印，有的连家人都划清界线，朋友和同事就更是退避三舍，因此，来车站送行的人都是至亲。从他们互相间称谓上看，最远的关系也就是姨姑血缘，更多的则是夫妻、父子、兄弟，别的人很少冒风险来送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心明不语，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

    我当时是光棍儿一个，家在天津，无牵无挂，自然没有送行的人。这样也好，感情上没有折磨，心灵上没有负担，再大的“罪过”也是自己扛着。这正是光棍儿的“优势”。在哭哭啼啼声中告别，离开后想起更不好受。

    这天，从早晨就开始下起雨，飘飘洒洒，湿湿漉漉，整个都城笼罩在阴郁之中。好像是心里明白的老天爷，有意怜惜这些无辜者，却又无力伸援手帮助，只好用泪水表示同情。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到车站乘火车，上机场坐飞机，不是家里人用自行车载，就是搭公共电车汽车，或者是坐辆三轮车，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这一天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用公家小汽车送的，是极个别的一些人，大都是划“右”之前，就享受高干待遇的，这次机关仍是出车送站。那天的前门火车站，显得非常拥挤，却很少嘈杂声，气氛异常沉闷压抑。连我这个无牵无挂的光棍儿，心里都像塞了团麻乱糟糟的，那种滋味实在说不出。

    在细雨霏霏的车站前，有的打着雨伞在交谈；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室，有的在一旁轻声抽泣。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为啥哭泣，尽管没有谁真的能知道，但是谁都会猜测得出来。本来是朝夕相伴的恩爱夫妻，却因为一方罹罪发配而分离，从此天各一方两牵挂；本来是父慈子孝和美的一家，却因儿子一句话招祸去远方，从此老父不得不孤苦盼子归。这种从天而降的人为灾祸，谁能想得通谁敢说得出呢？只能用泪水冲淡心头重负，只能用虚语安慰破碎的心。人说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倘若是天灾尚情有可原，我们的分离却是人为造成，因此，这次的离别就越发痛苦。至于何时再相见，这一去可否归来，更是难卜的事情。

    在这些一起被发配的“罪”人中，有我认识的一个青年干部，跟未婚妻刚商量好准备结婚，他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所幸的是他的未婚妻并未因他的遭遇离开他，当组织决定让他去北大荒劳改后，她毅然决然地跟他马上登记成婚，今天又特意来为她的新郎送行。这对新婚的年轻夫妇，手拉着手久久相对而视，既想亲热又不便亲热，既想劝慰又不好劝慰，只见两人的眼睛都挂着泪珠，那种皱皱巴巴的神态，那种凄凄切切的情绪，连旁观者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假如没有这场灾难临头，这对新婚的小两口儿，应该正在一起度着蜜月，享受人间的美好情爱。可是现在却不得不被分开，一个留下，一个远行，生死茫茫的岁月揪着两颗心。这是何等可怕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无情的人为折磨，恐怕夫妻俩到了白头之时，回想起都会心怀难解的伤痛。

时间在沉闷的气氛里，一秒一秒地过去；离情在依恋的人群中，一点一点地流逝。

    稍后，开车的铃声终于响起来了，车站上立刻引出一阵骚动。远行的人说，照顾好孩子，别惦记我。送行的人说，别惦记家，照顾好自己。年长者说，说话做事稳当点儿，别再出事。年轻人说，您注意身体，我到了来信。这些听起来极其平常的话，在此时此地说出来，每一句都如同闷雷，击在乌云密布的心头，催落积蓄多时的泪雨，顺着众人的眼角流出。有的赶紧扭过头去，有的止不住地抽泣，是为不幸的命运悲伤，还是为难测的前途担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谁也无法分得十分清楚。

    开车的时间到了。一列长长的墨绿色火车，在播放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歌曲声中，喘着粗气徐徐地启动，就要离开首都北京，向着茫茫的北大荒驶去。这些被划为“右派”的旅客，以及送他们远行的亲人，每一张脸都像这阴雨天，几乎没有半点儿爽朗。这时的列车上下，有的在抽泣着不停地招手，有的在长吁短叹地注目，仿佛是哪个不怀好心的人，故意把这么多的痛苦告别，集中在今天一起展示给人间，让善良的人经受沉重折磨。此时的雨下得更密了，此时的风刮得更紧了。就在这凄风苦雨的春天，我们踏上了漫长的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