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运送这些中央机关流放的“右派”，开往牡丹江的列车加挂了好几节车厢，这也算是铁路运输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这列火车所负载的重量，绝对不能用简单数字说明，它承载的是一段沉重历史。行驶起来异常艰难，路途不过几千公里，它却走了整整22年。好长好长啊。

    当列车渐渐离开前门火车站，把亲人送别的身影抛在后边，把思念和惦记留在不安的心中，一个个美满团圆的家庭，就这样从此远隔两地，过着梦牵魂绕的日子，他们心里涌动的会是什么滋味儿呢？我这个当时的光棍汉，实在想不出更不理解；后来我成家与妻儿三地分居，对于这种思念和惦记才有体会。不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们这些单身汉，虽然没有更多的家累，但是心中仍然有些苦涩，只是两种滋味各不相同罢了。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这种感情表现在恋群上，就是依靠群体快乐生存，一旦被孤立在群体之外，就再没有了活跃的生机。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最惯用的迫害方法就是，把受害者跟正常人分隔开，让你有嘴不敢说话，让你有腿不敢走动，活活地闷压在忧郁的氛围中。你受不住这种窒息的折磨，就依照施害者的意愿交代，许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造成的。我们这些人被划为“右派”以后，都曾不同程度地遭到过孤立，精神的压力和沉重可想而知。

     现在离开了北京，大家的身份完全一样，再无孤立这一说，每个人的精神负担，好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我乘坐的这节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交通部的，有的人过去并不认识，此刻成了同命运的人，彼此之间很快就熟悉了。跟我在同一座格的人，有一位工程师，姓吕，交通部哪个局的忘记了。他的性格热情、乐观，一上车就主动跟我搭话。那时他也就是四十来岁，戴一副金框白玻璃片眼镜，远视近视在一个镜片上，看报时就用下半边儿，平视时就用上半边儿，他忽而抬眼忽而低眼，显得人十分精神。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用随便闲聊消愁解闷。

    列车行驶两个小时，到达天津东火车站，正好将近中午。我急匆匆地走下车厢，站在车站的出站口，两眼直直地往市区张望。对于一个地方如此依恋，这在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涌上心头的滋味儿，甜蜜而又苦涩，欣慰而又忧伤，总之，一种混合的心态，在顽固地困扰着我。

    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时宁河县尚未划归天津市），我中学时代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走进军干校的绿色军营，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现在我竟然成了“罪人”，在发配途中驻足在这里，真是百感交集却又难以言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了我的家人，想起了我读书的学校，想起了那年离开天津的情景，可是此时，我不仅回不了温暖的家，甚至家人来看都不可能，不由得泪水湿润了眼睛。痴痴地望了许久许久，直到开车的铃声响起，车上的人呼喊时，我才依依惜别地走进车厢。

    这位吕工程师，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是个很心细的人，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待我坐定以后，若无其事地问我：“你是哪儿的人啊？”我说：“老家是河北省宁河县，父母这会儿都在天津。”他听后“噢”了一声，似有所悟，就再未说什么。过了片刻他又问我：“北京的家，还有什么人？”我说：“我还没有结婚，我出来，就人走家搬了。”他笑笑说：“那倒也好，利索，不像我们，两边互相惦记着。”接着我们就聊起家长里短的事情来。

   说到刚才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右派”家庭送行的情景，老吕对我说，他家里也有人来送他，这使他还多少感到点宽慰。他问我有没有人来车站送行，我告诉他没有。他说：“除了家里人，别人想来也不敢来啊，你不必在意。”我立刻告诉他说：“单位有两位同事，分别请我去家里吃过饭，就算是对我的送别了。”他说：“非亲非故的人，这会儿能做到这样，那就很不容易啦。”

   老吕哪能知道，其实比这更不容易的是，我说的这两位同事，一位叫王文祥，一位叫孙惠青，在《人民航运报》一起工作时，跟我并无太多过密的来往。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从北京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内蒙古，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在长长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始终在关怀着我。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有的家里人都无情无义了，他们二位都不曾怠慢我，每次到北京都热接热待，这才是最最不容易的啊。这也是我一直引为自豪的真诚友谊。

    跟我同一节车厢的人，有的来自中央各部委系统，有的来自各群众团体机关，还有的来自军队各总部和军种，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大家渐渐地认识了、熟悉了。为解除这漫长旅途中的寂寞，人们就用聊天儿来消磨时光。开始的时候彼此有些戒备，谁也不敢往深里聊什么，只能说些诸如“谁送你上的火车啊”，“你知道北大荒这地方吗”，如此而已。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封闭的，经过这场“反右运动”之后，个个惊魂未定，就更要把自己的心扉紧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可怕的年代里，正直人和正派人能够选择的唯一的也是正确的处世方法。能做到这样独善其身的人，在我看来就相当可敬了，跟那些卑鄙小人比较起来，在当时可以算是“圣人”啦。

    经过途中的短暂接触，彼此开始稍微有些了解，说话时也就不再那么谨慎，连自己的“罪过”也敢讲了。这时人们仿佛一下子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有着共同命运，从此再也无法彼此分开，只有互相帮助和照应，才好一起度过未来艰难岁月。倘若再像过去运动那样，为了保全个人的利益，彼此你揭发我我批斗你，最后还不是两败俱伤，统统被消灭打入另册！这样的教训起码在此刻大家会记取。

    原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时，许多人都出差来过东北，这条北京至哈尔滨的铁路线，对于我们应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列车隆隆北上的此时，人人好像是头次踏上这条路，列车一过古老的山海关，就有不少人倚在车窗前，凝望这茫茫的松辽平原。神情是那么严肃、凝重。谁在想些什么，无法准确判断。在我国北方的城乡，人们心目中的山海关，永远是个人生门槛，谁出关谁入关都有说道，历史上许多大大小小人物，都在此演绎过悲欢离合。

    坐在我对座的一位难友，约有四十左右岁，白净的脸上架着宽边眼镜，显得非常斯文和稳重，他给人的初步印象，属于那种很难接近的人。他在窗前凝望的时间最久，谁也不好破坏他的情致，大家就从侧面看着他的神情。不料他忽然扭过头来，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们说：“听我爷爷说，他当年闯关东，就是走的这条路。”

   啊，原来他想的是这样久远的往事。那时山东、河北的穷苦人，背井离乡闯关东，是为了活命讨生活。我们这会儿闯关东，是为了什么呢？谁的心中都有答案，只是谁也不便说出，任凭滚滚车轮无情地把它碾碎，扬弃在这冰冷的漫漫铁路线上……

    从离开父母热情地投身革命，到因“胡风事件”遭难，再到“反右派”戴上沉重帽子，这前后不过六七年光景，却让我饱尝了人间最大的不幸——用无限信任换取无端怀疑，用无限热情换取无情伤害。这难道就是革命给予我的最好“犒赏”？！这种现实令我实在无法接受。在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痛苦。我不明白更不理解，对待自己人，怎么这样狠，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言论对错，一律打入地狱。难道这就是革命？！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人世间也许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是还有什么比思想矛盾，给人的撞击更难以承受呢？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进步，此时在我的心目中，都成了难以判断的是非，过去许多视为崇高的东西，再也不看得那么神圣了。我甚至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不随潮流参军，如果不喜欢文学，如果不轻信那鸣放，我的命运即使不见得好，起码总不至于刚进入社会，就这样快地落到如此大难。谁说青春无悔？对于自己的青春，我永远悔恨不已。

   以上种种真实想法，如同车轮滚动声，不停地响在耳畔，扬弃在黑暗之中。这一夜在列车上我失眠了，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辗转反侧，胡思乱想，消沉情绪如同夜幕笼罩心头，压抑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过去很少思虑未来的我，这时开始对前途担忧，要知道我才二十几岁啊，“右派”劳改又没有时间表，走到什么时候才算了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