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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的流放岁月(1、2)

1、重返北大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离开北大荒已经三十年了。

1990年白桦树摇金的季节,北京文化界的十几位难友,应850农场云山畜牧场邀请,结伴重返当年“右派”流放地。

我们这次行走的路线,跟1958年发配时不同。这次是从北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换车在虎林下车;当年则是从北京乘火车到牡丹江,再从牡丹江中转换车在密山下车,使得我们重温的记忆,少去了一定的完整性,只能自己在心中默默接续。还有一点与当年更为不同,由于每个人身份现在都变了,若不联系“反右”那段可怕经历,我们的心情也不再有沉重和惶惑。当然,如果不是事过人非,接待方现任农场领导人,更不会以“老同志”礼遇,热情关照这些当年“老右”,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有家人相聚般的感觉。

北大荒原本是块亘古莽原,真正意义上的处女地,诗人聂绀弩被划为“右派”,流放这里以后写过不少诗,其中有首诗说:“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可谓北大荒原始状态的真实写照。这块荒凉辽阔的处女地,先是由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军人开垦,后来又有流放“右派”近两千人劳作,这片处女地的原始蛮色渐渐消褪。再经过知青和几代农工多年经营,如今的北大荒完全改变了原来模样,有的地方已经成为繁华小城镇,最早那种空旷清新气息已经很少。这就是当年所谓的“向地球开战”带来的结果。当然,那时候还普遍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国家不富裕人民更穷苦,不得不以非常堂皇的名义,以破坏北大荒美丽原始生态为代价,换取眼前一点点果腹的吃食。我们当年劳动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仔细指点,简直没有办法辨认出来,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可是,尽管岁月沧桑物易人非,站在这片土地上很难寻觅往日生活踪影,但是,从泥土散发出的浓郁气味中,从无法忘怀的对往日记忆里,我们依然可以闻到有过的苦涩,一种莫名的情绪再次袭上心头。我们毕竟在这里流过太多的血汗,度过近三年胆战心惊的流放日子,即使天地完全变样也会意识到,这是葬送我们美好青春的受难地。我们这些被称为“右派”的人,由于长期在政治上受压抑,早就养成一种特殊心灵感应,对于这类事情比任何人都更为敏感。

记得近三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从密山搭乘火车返回北京,刚刚进入车厢找到座位,我就毫不掩饰地说:“这回终于走了,今后就是用三套马车拉,我也不会回来。”大有受难者脱离苦海的意味。足见我对北大荒那段劳改生活是多么憎恶。谁知时隔30年的今天,跟随当年的难友们,我还是来到北大荒。回来干什么呢?寻觅往日的痛苦碎片?捡拾被毁的青春落叶?不,好像都不是。仿佛有个情感精灵,隐隐约约闪在心中。这时我才真切地感觉到,人的思想感情原来是这样古怪,只要是你生活过的地方,哪怕给过你太多的痛苦和不幸,你都无法从感情的图板上抹掉。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于事件的憎恶,原来在感情上永远无法扭到一起。我对于北大荒这个地方,在热爱与憎恶上也不例外,这就是重返北大荒的原因。

我们这次重返北大荒,总共滞留了十来天,凭借每个人对当年的记忆,尽量寻找劳动、生活的所在,有的痕迹尚能依稀可辨,有的随时光流逝荡然无存,让我们不禁感叹唏嘘不已。尤其让我们永远无法心安的是,在记忆中的一座小山头上,本来想凭吊几位去世的难友,他们的墓穴却早被萋萋荒草覆盖,连个残碑断木都没有了,我们只能低首向北方默悼,用一瓣心香纪念这些政治冤魂。他们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永远地离开生前热爱的国家,死后却连个标记都未让留下,在所有的“右派”中这是最悲苦的一群——生前受尽折磨,死后无人眷顾。

这些人离世的时候,年纪都是二三十岁,稍大点的不过四十来岁,有的刚刚跨出大学门槛,有的已是单位业务骨干,本可以为国家做些事情,却在“阳谋”运动中遭暗算,被发配到北大荒强制劳改。或因饥饿或因劳累而终,成了亡命他乡的屈死鬼。比之这些死去的难友来,我们无疑算是幸运者,尽管后来生活也很艰难,有的在“文革”中再次遭殃,有的经济拮据生活凄凉,但是,在人生途程最后几年里,总还可以比较自由呼吸。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算是幸运了。

这次重返北大荒回来以后,我的心绪好久都是乱糟糟,像是一堆理不清的麻线,跟政治的是是非非纠缠一起。我想到1955年那次“反胡风运动”,我想到1957年那场“反右”灾难,我还想到以文化做包装的“革命”人祸,当然,更会想到改革开放这20多年来,人们多少总可以像个人似的生活。让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只是,过去有些权力很大的人物,放着好好的日子非不让人过,总是挖空心思地置人于死地,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国家繁荣昌盛?难道真的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难道真的是为什么崇高理想?我不相信!不相信!永远也不会相信!就像不相信寒冷的北大荒真的会有春色。

2、另类生活从这里开始

中国历史上的1958年春天,对于别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花照样跟他们微笑,风依然对他们歌唱,生活照样日复一日地过,就如同不老的时光,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然而,这个年份的春天对于我,却不是风清花艳的时节,原本还算平顺的青春岁月,被那场突然袭来的猛烈政治风暴,搅扰得天昏地暗了无宁日,从此我再没有了好的心情。就是在这一年春天,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把我从北京引向北大荒,开始了“右派”流放的生活。

生活在今天的青年人,根本不会知道,我这里说的“右派分子”,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被定为“右派”的人,又有谁能够准确地说得清楚呢?我当时毕竟年轻不懂政治,说不清“右派”问题也倒罢了,那么,作为大知识分子、政治家的费孝通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总该说得清吧!非常遗憾,照样糊涂。1987年回忆起“反右”情况,费先生说:“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甚至于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虽然这个运动在一般人已经认为是一个错误,一个过失。但是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我不能说是可怕的——没有人打我,也不要求我忍受体罚。他们只是批判我。我说,行,我愿意接受批判。严肃地说,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费先生是位有影响的人物,即使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也不会受到体罚和管制,却依然想弄清楚错在何处。像我这样的普通小“右派”,就要经受强体力劳动处罚,却连弄清错误的话都不敢说,其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人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稀里糊涂地忠和愚,比这更可怕的则是,被打被骂还不知为什么,想弄明白又不允许你。

是的,“反右运动”和所谓的“右派分子”,这是个特定历史范畴的政治术语,真正能够完全说得明白的人,大概只有制造这场特大冤案的人。可是,这个人究竟是谁,出于什么样目的,时至今日,好像依然没有披露,不知是不便启口还是另有难言苦衷,总之,一直都是个难解的历史之“谜”。恐怕只有等到有朝一日,这段历史档案公之于世,人们才会知道它的底细。只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些当事人,大概无人能够看见了,因为年纪最小的“右派”,现在都已经是古稀之年。历史欠下的这笔冤孽债,要留给后人代为清算啰。债主自然就会暴露无遗。

我当时作为“右派”受难者之一,尽管不知道这顶帽子的重量,更不了解它的真实含义,但是,它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摧残,它对人的尊严的凶狠践踏,它对政治生活的严重破坏,我还是可以隐约地感觉到。起码我自己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对于关涉政治问题的事情,再不想像过去那样坦诚表态,更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地崇拜什么人。经历了这次不寻常的打击以后,我的思想完全陷入了混沌状态,跟着数以千计的同难者队伍,茫然地走向北大荒——这片从未听说过的苍凉土地。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春天来得也很迟,这两个季节的交替很不明显。可是在1958年这一年,春天却来得格外的早,是不是老天有意眷顾,我说不清楚,反正我们这帮“右派”,都为这早来的春天高兴,起码它让我们少受了罪。说北大荒春天来得早,其实就是冰雪消融得快,没有了呛人的“大烟儿炮(暴风雪)”,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绿满枝头,河水欢唱。

我们刚来北大荒的时候,住地只有几间茅草屋,有的地方就用它来命名,如五间房、七间房等等。这些茅草屋都是两三年前,朝鲜半岛战争结束以后,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部队官兵,在北大荒垦荒时抢盖起来的,他们住过之后闲置下来,这会儿让给我们临时栖身。有的茅草屋屋顶不严实,房顶上的积雪遇暖融化,屋里就滴滴答答地“下雨”,为了能够有个安身之处,就用脸盆、雨衣来接滴水。我们的住房得由自己动手建盖,未盖起来之前要先建“马架子”,作为过渡的集体居住房舍。这种叫“马架子”的草棚,先用木棍支个人字形架子,然后,在上边披上厚厚茅草和泥巴,因为形状像个马鞍子,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就称它为“马架子”。“马架子”下边大都挖个地坑,地坑里铺上厚厚的树枝茅草,再在杂草上边铺些毯子褥子,睡上去也还算是松软、温暖。

我们在北大荒的第一个春夏季,就是在“马架子”里度过的,所以凡是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念“马架子”的,没有“马架子”的庇护,我们就得在荒山野岭过活。当然,发生在“马架子”里的故事,无论是喜是悲,无论是大是小,同样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我们前程难测的流放生活,就是从这简陋“马架子”开始的。

一间“马架子”里住十来个人,铺上茅草席地一字排开,被褥挨着被褥,枕头连着枕头,真的是“亲密无间”。过去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家时夜晚读书写作惯了,这会儿依然不愿意早睡,可是做别的事情又不方便,就或躺或坐地一起扯闲篇儿,借以消磨流放的艰难时光。开始还觉得蛮温馨蛮闲适的,不失为苦中作乐的惬意,有的诗人即兴做诗,用“如豆灯光,满棚闲话”的诗句,形容当时的生活情景。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应该说,在此时尤为难能可贵。既是乐观天性使然,更是自尊自信的体现,当然,还有点对未来的希望。

这些大小知识分子,在皇城根儿的大机关,对于国家政治大事,曾经真诚地关心过。结果却被政治所嘲弄,现在再不敢议论政治,即使看出是非曲直,都只能悄悄存于心中。但是,由于读书人好说的习性驱使,却又不能沉默地度过每一天,就闲聊自己读过的那些书籍。那是个崇拜苏俄的一边倒年代,熟悉俄国文学作品的难友们,就在幽暗的灯光下,讲述屠格涅夫小说《罗亭》《贵族之家》,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越说越起劲,越背越忘情,渐渐地扯到俄国十月革命前,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和生存状况。本来以为谈这些事不会出什么问题,不料却被我们中某位积极分子打了小报告,而且上纲到借洋人嘴说现在事。农场劳改干部一听,这么反动怎么行啊?便在第一次开展整顿思想运动中,这些议论内容成了消极思想的反映,参与闲聊的人都不得不做检查。其实,这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即使有什么不当说说也就罢了,竟然搞得如此严重、复杂,不知此人是出于政治投机,还是习惯性政治心理作祟。反正他成了“右派”中第一个“积极分子”。

领略了这北大荒的料峭春寒,许多人开始预感到,我们的劳改环境并不美妙,闹不好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从此,说话处世都格外小心谨慎,生怕万一再出点什么差池招祸,给自己不幸的命运雪上加霜。有了这次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教训,这以后许多天的闲暇时刻,“马架子”里都是死气沉沉,除了非说不可的话,只有轻微的咳嗽声和叹息声。有的人要不干脆早早蒙头睡觉,或者做个小油灯独自看书,还有人盘腿枯坐抽烟饮酒。原本说说笑笑的一个热闹“小屋”,顿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休息室。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位年长难友,经过一段相处了解到我好打抱不平,他多次特意悄悄地提醒我少说话,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出事犯不上。听从这位老大哥的好心劝告,我尽量克制自己容易冲动的毛病,遇到看不习惯的事和不喜欢的人,都要主动想办法远远地躲避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这是当时唯一抉择。

我们在北大荒的劳役生活,刚开始就遭遇“右派”揭“右派”,这类国人最擅长的“窝里斗”的事。许多人都隐隐约约有所预感,这么多“右派”集中在一起劳改,除了要受农场管教人员管制,还要不可避免地受同类伤害。后来我在850农场2分场排水连的经历,完全证实大家的预感是有道理的。痛苦、寒冷、饥饿、疾病、争斗,如同一条条凶狠的吃人毒蛇,在人们的心里不停地蠕动。大家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谁也不能说什么,谁也不敢说什么,心中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用大家背地里的话说,谁让我们是“右派”呢?谁让我们赶上这场运动呢?意思说白了,就是:既然摊上了,就“活该如此”。

可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样的另类日子总得过,因为时光得一直往前走。这不,“五一”国际劳动节,眼看着就来了。尽管当时还不把知识分子当劳动者,在政治上无资格享受崇高待遇,但是总还能搭车占点小便宜,分享正经劳动者应有的一点儿好处。其实,在这荒原野岭的地方,就是让你撒着欢儿过节,谁又能过出什么花样来呢?何况许多人也没有过节的好心情。

恰好节日前两天来了一批吃食,有大米、白面、猪肉、粉条,还有各种蔬菜、调料等等,是850农场总场给调拨来的节日食品,这样我们就可以美餐一顿了。不巧的是那几天天暖雪融,开化的道路满地泥泞,拉这些东西的汽车,不慎陷入道路的泥窝里。连部只好组织人去推车,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人,当时算是“右派”中的壮劳力,这种活儿就自然落到了我们身上。当时也不过三十几岁的电影演员郭允泰,由于在“右派”中是位老革命,天经地义地成了我们的队长,他便带领我们去救援受阻的汽车。

郭允泰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在电影《智取华山》中饰演过解放军参谋,凡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他。尽管这会儿大家一起成了“右派”,无论是名人还是一般人都是一路货,但是有点儿名气的人还是要吃香的,有不少被委任为“右派”中的官儿。郭允泰成了我们的队长,比之别人似乎更随和更好相处,因为他毕竟是个电影演员。我们十来个大小伙子,有的扛着棍棒,有的背着绳子,在老郭的带领下,说笑着向陷车的地方走去。

人大概都是这样,当一时陷入烦恼之中,也许会沮丧,也许会失望,甚至连自杀心思都有。可是,一旦无所谓地豁出去,或者脱离开当时环境,说不定反而会彻底解脱。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在北京的时候先是挨批斗,定性之后又遭群众孤立,头上都像罩着一块乌云,没有一天安生日子好过,更不知这种日子何时了。到了北大荒大家一起被迫劳动改造,身份和心态跟过去就不一样了,即使是大官儿、大作家、大演员、大画家,都得和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拉平,架子和派头好像都通通不存在了,这时我觉得他们反而很放松很自在。所以一到北大荒广漠的原野上,大家又露出往日的平常神态,自己给自己找乐和解愁消忧。

我们这十几个年轻人,一边在泥泞中跋涉,一边唱歌讲故事,如同刚刚出笼的小鸟儿,自由自在地任着性子撒欢儿,竟然忘却了政治上正在遭难。尤其是几位演员出身的人,不让唱不让跳的日子结束了,好容易有了无拘无束的自由,就更加放肆地开起心来。毫无顾忌地唱喜欢的老歌曲,绝无遮掩地讲那些鬼故事,完全还原了做人的本来面目,被践踏的尊严也得到了恢复。

到了陷车的地方一看,十几个人马上愣住了。满载着物资的大卡车,两个后轱辘全陷在了泥泞中,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从陷窝中推出来呢?何况又都是很少劳动的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刚才在路上的高兴劲儿,这会儿全都没有了。汽车司机见状二话未说,像对待劳改犯似的上来就厉声呵斥:“还愣着干什么,把东西全卸下来,推出车再装上。”按照这位司机的命令,把装在车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搬下来,车厢完全腾空了,司机上车开动机器,我们聚在车的后部,喊着口号:“一二三,一二三……”用尽吃奶的劲儿往前推,车轱轳照样在泥窝里转,就是一点儿也不往前挪动。司机一看这情形,人少了的确不行,他就吩咐我们,先拣些急需的食品,用人力运回到驻地,顺便再多叫点儿人来推车。

挑拣了一些急需的物品,每个人或扛或担,我们一起往驻地搬运。融雪后的道路全是泥泞,走上去深一脚浅一脚,不是这个跌倒了,就是那个歪斜了,几乎是在一点点地移动。来时的精神头儿全没有了,别说是唱歌讲故事打闹了,就是喘气怕也没那么平和。说句实在的话,真也难为大家了,在未被划“右”之前,无论是机关职员还是文艺界人士,在北京各个地方出出进进时,都也还算是个有模有样的人,有的连喝茶水都得等别人沏。然而这会儿可好,个个成了散架子的泥胎,不管你过去是位什么神,一律成了烂泥巴。

距驻地20多里的艰难路程,在跌跌撞撞中总算走过来,等到了驻地互相一看“尊容”,一个个的狼狈相好笑又可怜,有的人不禁地长吁短叹起来。到了晚上临睡觉时,脱下衣服彼此再看,每个人的肩上背上,都是红一块紫一块,被绳子棍子勒出的血痕。这时才觉得有些酸痛,以及火烧火燎的痒痒。在泥泞地跌撞大半天,浑身都觉得很乏很累,按说应该有个好觉睡。可是不知是累了,还是想家了,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一夜很难合上眼。虽说劳动是光荣的,工人农民一辈子都这样干,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呢,但是把劳动当做惩罚,这劳动也就变了味儿,在人的心里就成了重负。当初在单位整风鸣放会上,只是说了几句真话实话,竟然会受到如此严厉处罚,这是任何人不曾想到的。命运就是这样不公平,正直人就是这么难当。

北大荒的第一个节日,就这样匆匆地度过了。别看没有欢愉只有叹息,却让我牢牢记在了心上,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又度过许多节日,无论怎样红火热闹,都不曾留下深刻印象。倒是1958年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像刀刻斧雕似的留在我生命的碑石上。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跟当时所处的特殊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一想起这个节日,我就常常地默念:节日还是得过,而且要过好,只是这样整治人的年代,希望今后永远不要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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