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王震开始称“同志”

北大荒的春季非常短暂，如同一个诞生不久的婴儿，它那带有胎气的稚嫩容颜，还未容你仔细地看看，转眼之间就变得大模大样了。我们来北大荒那会儿，正值冰雪消融的初春，满地都是泥泞，可是经过几许春风吹抚，很快便开始渐渐进入夏季。就是在这个时候王震将军来了，跟我们这帮老“右”见了面。

这是1958年6月的一天，王震视察完云山水库，在850农场场长余友清陪同下，专程来到云山畜牧场，看望在这里劳动的“右派”。我们刚刚从工地收工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值班队长就来通知集合，说是要临时开个重要的大会。这是我们到北大荒几个月来，第一次开这样的临时重要大会，因此，许多人都在紧张地猜测，这既“临时”又“重要”的会，不知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自从整风“反右”以来，只要开会就是批判斗争，弄得人人自危心神不安，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更加恐惧，在北大荒开这“临时”“重要”会，自然更要产生许多可怕联想，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的事。这开会前等待的每一秒钟，都在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心脏伴着各种猜疑怦怦地跳动。

开会地点在一个小山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大家向着这个小山坡聚拢，很快各自找到了合适位置，就随随便便地席地而坐。这时的自然景色非常美，头顶悬有蔚蓝色的云空，成群云雀不时歌唱着飞过，眼前是初绽的绿野碧树，给这块千古蛮荒的北方土地，增加了不少神奇静谧的色彩。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看到这景色，那些诗人、画家早就捺不住性子了，他们一定会把闪过的灵感记录下来。那些演艺界的人士们，就更不会安分和沉默，一定会唱啊跳啊或出洋相。就是我们这些平常人至少也会喊两嗓子。可惜在此时此地谁也没有心思，只能白白地看着这美丽景色，从我们的眼前渐渐地消失……

 大家都已经坐定，连长首先讲话，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王震将军来到农场，马上就要跟你们见面。”啊？！原来是这样。人群中立刻发出了议论声，刚才还很沉闷的气氛，顿时又活跃了起来。原来的猜测和疑虑随即消除，代替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思想，以及多种滋味儿混糅的感情。

要知道，人在倒霉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种种奇妙的联想，比如现在，首先就让我毫无根据地联想到，王震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农垦部长、铁道兵司令员，这会儿来“看望”劳改的“右派”，是不是对我们的政策有改变呢？希望之火没有完全熄灭，人总是往好处去想事情，盼着想象中的“又一村”出现。特别是那会儿普遍存有信“神”的心理，在困境中总是希望有个大人物解救，王震此时的到来起码会让人心宽些。老作家、《北大荒》杂志当时负责人郑加真，给我提供过一些有关军垦农场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初来时的思想情况，一是怀疑组织是不是把我们推出来不管了，二是怀疑我们的劳动改造是不是跟劳改犯一样对待。”把个人命运寄托神灵的年代，谁也不可能超越人治的思维，产生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王震此时的到来，势必会让我们，存有某种幻想和期望。

过了一会儿，距我们不远的前方，有几个人前后错开，正往小山坡这边走来。为首的一位留着光头，穿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他前后跟着的几个人，有的是850总场的头头，有的是云山畜牧场的头头。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马上迎了上去。然后陪着一起走到人群前。

850农场总场场长余友清，原来是铁道兵某师的师长，王震在铁道兵部队的老部下。老场长跟大家介绍王震时，仍然是按部队的称呼，他说：“王司令员今天来，是看望大家的，请大家欢迎。”我们鼓过掌老场长就请王震司令员讲话。那位穿褪色旧军装、留光头的人，清了清嗓子，走到跟大家稍近的地方，开始了他的讲话，这位肯定就是王震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像当年面对千军万马一样，他扫视了一下人群，然后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开口，首先询问有无他认识的人，并让他认识的人站起来。这时有好几位他认识的人相继站起。王震将军当着大伙的面儿，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几句，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不过也充满了怜爱和同情。这在当时也算是很大的“荣幸”了，倘若没有这份相识的情缘，王震大概才不会搭理呢。

王震让几位熟人坐下以后，他这时才正式讲话，先是叫了声“同志们”，然后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来看望大家。尽管你们犯了错误，可是自打在北京一上火车，你们就开始向“左”转了。”他这一声久违的“同志”称呼，使我们中的许多人为之一愣，有的人还欣慰地流下热泪，再一听说开始向“左”转了，就更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儿地鼓掌，借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杂情绪。

自打我们被划“右”以来，同事、同学、亲戚、朋友，一个个都跟我们划清界线，更不会有谁用“同志”相称，忽然听到一位军政大官这样称呼，简直可以用“受宠若惊”来形容。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这片土地上，本来就很看重“同志”这个称谓，更何况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这种场合公开地这样叫，这就让我们天真而敏感地意识到，看来还没有把我们完全丢弃掉。这些当时视政治如生命的人，怎么能不由衷地高兴呢。其实叫不叫“同志”，并不是什么实质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同志”，这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美丽的称呼最多只是一种宽慰。

接着王震又鼓励了一番，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自暴自弃，你们都是有用的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是把这里当做储存干部的地方，只有共产党才会这么处理，国民党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此等等。总之，说的都是非常动听的“政治话”。说到这里他冲着人群问：“哪个是吴绍澍啊？站起来。”

这时，一位年过半百脸面黝黑的矮胖子，应声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就是吴绍澍。王震问吴绍澍：“你当过国民党大官，你说办得到吗？”这位叫吴绍澍的“右派”，连声说了几个“不可能，不可能……”，王震这时才让他坐下。

这个叫吴绍澍的人，我认识，跟我同在交通部工作。在国民党时期任上海市市长，据说上海解放前夕立过功，解放后被安排在交通部参事室，任副主任，属于“右派”中的大人物。王震将军的这一席话，有明显安抚的意思，再天真的人也不会相信，一个个都被打成“右派”了，还当成什么“宝贵财富”，更不要说用劳改的办法“储存”。后来的事实更证明，这只是一席瞎话、空话，即使摘了“右派”帽子，我们也从未被当做“宝贵财富”，仍然是专政对象倒是千真万确。

王震还说了些别的话，可惜因年代过于久远，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上边那些话的意思，就我的记忆大致不会错。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位有着部长、将军、中共中央委员三重身份的人，特意来看望我们这帮“右派”，这简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怎么能不让人有些想法呢？有的思想压力比较大的人，这时精神明显振作了许多；有的本来就抱有幻想的人，这时好像距希望越来越近了；就连个别开始就无所谓的人，这时在言语上都透出欣慰。跟我们同在北大荒农场劳动的人，有的是被判刑的历史反革命，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记得刚来时这些人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指他们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你们（指“右派”）是现行反革命。我们服刑有年限，你们劳改没有年限，你们还不如我们哪。”此时听到王震看望“右派”的消息，这些人的想法多少也有了改变。

不过，讲到前边服刑人员的这番妙论，我们必须承认，当时乍一听还真有点不好接受，但是却是被事实证明的一句大实话。这说明乾坤颠倒人世沧桑，走到了这步天地，不管是人是鬼，谁要欺负我们，我们都得硬着头皮认账。但是“右派”后来的长期政治处境，的确证实了劳改犯的政治敏感，如果没有后来的政治环境的改变，“右派”们确实是没有刑期的案犯。记得刚到农场时，农场正式职工为了区分劳改罪犯和“右派”，干脆就叫我们“二劳改”，其地位跟真正的罪犯没有两样。如今有像王震这样的大官，特意来看望“二劳改”了，此时在农场职工和劳改犯眼中，我们这些处于卑贱地位的人，无论怎么说还是比他们“高”，自然也会流露出些许羡慕神情。

王震看望劳改“右派”这件事，对于王震本人来说，不过是个例行的工作安排，然而对于“右派”来说，却带来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这些昔日的革命干部，被划成“右派”成了敌人，离开北京不过几个月时间，就有人开始念叨原单位啦，巴望着跟原单位保持一定的联系。很有点再打再骂都是娘，走到哪里都思念的味道。王震的到来自然是种精神宽慰。就是在这次王震特意来看望之后，余友清场长遵照他老首长的指示，陆续安排了一些“右派”中的名人，在总场和各分场做些他们擅长的工作。像剧作家沈默君，音乐家陈地，演员郭允泰、张莹、管宗祥、刘宗等，在王震视察讲话之后，调入850农场文工团。在853农场的老作家吴祖光，从农场调到农垦局话剧团，帮助修改反映农垦生活剧本。另一位老作家聂绀弩，则调到《北大荒》杂志社，帮助编辑部看稿件。画家丁聪、黄苗子、尹瘦石等人，同样也安排了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算是王震讲话后的“同志”代表人物。

而像我这样的年轻单身“右派”，对于王震这些话听了也就听了，在思想上好像触动并不是很大，连别人显露的表面欢喜都没有。过后仍然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过不想过也得过的劳改生活。但是对于更多的有家室的“右派”，这件事犹如某种美好的信号，使有的人显得异常的兴奋，立刻忙着给家里写信传递信息，想借此给家人些许宽慰和希望。

4、转瞬即逝的宽松

进入阳历七八月，天气开始彻底转暖，储存一冬的厚重积雪，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地消融，变成丰沛的雪水，在地上漫洇，在高处滴漏，滋润着这片蛮荒野原。有这样一个春天迎接我们，尽管心情沉重不畅，但是总还能有所消解，这时多数人尚能自持。有些画家、诗人、音乐家，这会儿显得格外激动，兴奋得暂时忘记了身份，面对这大好风光，独自吟诗作画歌唱，倒也颇有一番潇洒。

从北大荒回来若干年后，聂绀弩出版《散宜生诗》，其中近50首《北荒草》就是那段生活的记录。聂绀弩有首《拾野鸭蛋》诗，记述他和画家丁聪等人，在北大荒拾鸭蛋的事，颇为有趣：“野鸭冲天捉对飞，几人归去路歧迷。正穿稠密芦千管，奇遇浑圆玉一堆。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数来三十多三个，一路欢呼满载归。”诗中的小丁衣，是说30多个鸭蛋不好拿，丁聪立刻脱下衣服，把这些鸭蛋包了回来。其情其景写得非常生动。

我第一次认识画家丁聪，记得也是在这个时候。有天难友在地里理发，一位中年人铺开画纸，迅速而准确地边看边画，生动地记下当时情景。我凑过去一看，画得特别的像，就问在旁的一位难友，这画画的人是谁？这位难友告诉我说，他是丁聪，漫画家。这时才知道丁聪也到了北大荒。在北京的时候，经常读些漫画，对于笔名“小丁”的画家，只知其名只识其画，未想到在这种境遇里，竟然见到了画家本人。身份正常回到北京，我在《新观察》当编辑，小丁是我们的作者，那时我常跟他约稿，偶尔说起北大荒生活，总会提到他画速写的事。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有时参加社会活动相遇，丁聪跟别人介绍我，总是说：“这是我北大（荒）农垦（农场）系老同学。”

另外，有些文艺团体演员，在这样美好季节里，同样也是兴奋异常。歌唱演员喊嗓子练声，舞蹈演员伸腿练身段，演奏员拉琴吹黑管，几乎随时可以见到。在这些性情中的人看来，只要精神上有寄托，政治上的重压，生活上的艰难，大概都算不了什么事情。这正是这代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可敬之处；当然，在今天重新审视，又是并不可取的弱点，倘若整体气质稍为硬朗点，就不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那么多读书人遭难。

就是在环境比较宽松的此时，有首写北大荒的歌曲诞生了，歌名叫《战斗在北大荒》。词作者是焦勇夫，曲作者是陈地，这首歌的开头是“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战斗在北大荒。……”下边的句子就记不得了。焦勇夫是一位杂文作家，未被划成“右派分子”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东北人氏，为人坦诚，平时很有点不信邪的劲儿。就是这首歌的出现、传唱，使焦勇夫成了当时北大荒的名人，后来人们说起北大荒，总要提起焦勇夫的大名来。陈地是位延安来的老八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被划为“右派”来北大荒之前，据说是某文艺团体负责人。教唱的是从中央乐团来的几位演员。记得在学唱这支歌时，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右派”，或坐或蹲或站地围在一起，手拿歌篇一句一句跟唱，很有点年轻时学歌的样子，只是在心劲儿上完全不同了。起码我自己真的再没有那种激情。

这批由北京到北大荒的文化人中，除了艾青、丁玲、吴祖光、陈沂等在853军垦农场，更多的人都集中在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就是我们刚来时的“右派”聚集地。像我知道的又是名人的有书画家黄苗子、丁聪、尹瘦石、杨角，作家聂绀弩、沈默君，著名记者朱启平、高汾、戴煌，电影演员郭允泰、管宗祥、李景波、张莹、刘宗等。还有些中央乐团来的演员，其中也不乏名家，如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小提琴主力舒风等，都是国内一流的音乐人才，此时都被戴上“右派”帽子，一股脑儿地被送来劳动改造。后来这些人在晚会上演出，尽管没有豪华的剧场，没有讲究的道具布景，但是他们高超的艺术技能，依然感动了我们这些人。大家不无调侃地说，北京星期音乐会也不过如此，这会儿还甭排队花钱买票呢。

至于更多名气不大的文化人，许多都是刚刚崭露头角，还未容他们正经施展才干，就被这次“反右”运动断送了前程。比如我认识的油画家张钦若（逝世前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20世纪50年代受教于苏联油画家进修班，他创作的油画《海边》曾获全国第一届青年美术作品一等奖，刚刚显露艺术才华就被压制住了。再如已故著名诗人梁南（生前为黑龙江省作协专业作家），他写的国际题材诗歌《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最近北非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当时的诗歌界颇为注意，只是因为写了《深深庭院》等一两篇文章，批评高级干部的某些不正之风，从此就失去了写作自由和发展的机会。允许他们重新提笔创作时，两个人都已经是年逾半百，拼命地抓紧时间写作绘画，总算有了一些晚结的果实留下来。我真为这两位朋友感到惋惜。

在这群落魄的文化人中，有两位我始终不曾忘记，一位是沈默君，一位是胡允立，他们在当时的一些举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胡允立是唐山人，研究京戏艺术的学者，曾任戏剧家阿甲秘书。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他平时说话有点口吃，唱起戏来却顺顺当当，最拿手的是唱黑头戏。我之所以会记住他，主要是常听他讲梨园趣事，尤其是关于周信芳的。据胡允立自己讲，这位海派京剧老板，最爱吃北京风味小吃，他每次来北京开会或演出，都叫胡允立陪着逛西单，沿街吃各种京味儿吃食。

1958年在大跃进的旗号下，全国城乡上下都在瞎折腾，我们在北大荒也大炼钢铁。部分“右派”不再从事农业劳动，就直接投入这场瞎折腾运动中。我开始是在小孤山炼铁，不久又到杨岗砖厂制砖。认识胡允立就是在杨岗耐火材料厂。我们两个人都在打砖车间，当时一边打砖一边听他唱戏，倒也真有点苦中找乐的味道。胡允立戏唱得好，劳动也不含糊，砖打得又快又好，他经常受到表扬。

跟我们一起制砖且关系较好的人，还有国家气象局“小广东”廖伯阶，海军后勤部助理员杜恂凡等。我们从北大荒回来以后，胡允立回到北京什么单位，我就不得而知了，跟别人打听也未打听到。我被发配到内蒙古以后，这其间有事来北京，还看见过别的“荒友”，可是再没有看见过胡允立。最近听说他早已经病故。老胡如果仍然健在，已是年逾七旬的人了，即使嗓音还算敞亮，想唱戏大概也费劲，毕竟到了这样的年纪。不过哪怕他只是哼哼几句，都会勾起我对往日的回忆，不管那段日子多么艰难，依然有着些许人间乐趣，这就是共同遭遇造就的真情。永志不忘，值得珍惜。

沈默君是一位部队剧作家，大尉军官，被划“右派”前是总政创作员，著有电影《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海魂》《自有后来人》等，他跟沈西蒙（作家，著有《霓虹灯下的哨兵》《南征北战》等）、沈亚威（音乐家）被人称为军队文艺界“三沈”。沈默君是安徽人，高高的个头，瘦长的身条儿，很有些浪漫气质。他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盖房。

我们刚到北大荒时，住的是“马架子”窝棚，开春想盖些正式房子，房屋样式的设计方案，连里希望由大家来提。来北大荒的老“右”中，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干这点事情手拿把攥，小事一桩。可是还未容行家发言，这位沈默君老兄却抢了先，自告奋勇干这件事情，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没过几天，老沈拿出了图纸，大家围过来一看，都不禁笑了起来，一个个房屋的样子，都是细长的楼房，很像洋教的教堂。老沈却一本正经地说：“嘿，你们先别笑，这北大荒的气候和风景，我看都很像北欧，安徒生童话中的房子，不就都是这样吗？”

我们这位大作家的浪漫气质，原来还未完全失去，这会儿在这里用上了，这也正是沈默君的可爱之处。

后来沈默君调到850总场文工团，不久又传来他的一些故事。听别人说有次他喝了点酒，可能是醉了，把军装套在狗身上，没有看住，狗就在总场院里乱跑，引起了场领导的不满。结果怎样，我就不详了。此事如果当真，我想恰好说明，老沈心中的苦闷。事情明摆着嘛，他1944年就参加了解放军，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可以说是在部队长大的，这会儿说让脱军装就脱了，他心中哪能没有郁闷。

“右派”改正后我回到北京，知道老沈住在总政招待所，等待部队给他落实政策。我曾两次去那里看望过他，每次都想询问这件事情，想开口又不好意思。这以后就再未听到他的消息。许多被划“右派”的部队作家，像我认识的公刘、白桦、徐光耀、周良沛、梁南等，复出后这些年都在不停地写作，唯独未见老沈发表作品。前不久见到一份《北大荒右派名录》，从这个名录上看老沈也已作古。

类似沈默君、胡允立这样的文化人，在北大荒“右派”中还有许多。

天真单纯，随遇而安，乐观豁达，不失本色——是他们自己也是这代知识分子性格和素养在逆境中的展现。如果没有了这份乐观不服输的情怀，在精神压抑的环境里劳动，他们是不可能活过来的；在身份正常以后的这些年，他们也不会在事业上有作为。就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人来说，都是比较正直、正派和富有才干的，对事情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所以后来“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有的人过去因为别的问题遭惩治，却甘愿把自己往“右派”堆里归类，大概就是看中多数“右派”的好品质。不过真也难为这些人了。“右派”并非官位，何必如此攀附呢？

在反“右派”运动中，由于过于轻信和天真，我们被“阳谋”成反革命，未离开北京的时候，许多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有的曾是历次运动积极分子，这次自己却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本来出于热爱提了些意见，不承想“好心没好报”被当成敌人，而且受到的惩治比过去任何运动都严厉，许多人怎么也想不通弄不明白。特别是一些被搞得妻离子散的人，在北京的时候终日愁眉苦脸，更不要说对未来抱有什么希望。可是到了北大荒这块土地以后，来的人彼此彼此，谁也不会嫌弃谁，自然风光又是这样美丽怡人，紧绷的心弦反而觉得松弛了。一些开心的活动也就多了起来。

在北大荒开的第一个文娱晚会，我敢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全球最独特的。因为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多艺术家一起遭难，又在一起同台演出最好的节目。这也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一次晚会，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不曾有过，估计今后也不会出现这种荒唐事。这个晚会却让我们赶上了。

这个苦中寻乐的晚会，参加演出的一些人员，好多是文化部各院团来的“右派”，他们曾经是单位的业务尖子。这些人的事业心非常强，一些演奏员还带来了乐器，到了这里也就派上了用场，使我们享受到了国内一流的演出。没有礼堂就在打谷场上，没有舞台就用木板拼凑，再挂上两三盏汽灯照明，就成了一个大“戏园子”。在这台野外文娱晚会上，最精彩也是高潮的节目，当属“芭蕾”表演《天鹅湖》。这个节目的表演者，并非真正的芭蕾舞演员，而是郭允泰和管宗祥，两位北影厂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宗祥这两位演员，战争时期在文工团演戏，都是部队培养的“红小鬼”，1949年以后调电影制片厂当演员。

郭允泰从影情况，前边已经说过。管宗祥因在电影《祝福》中，成功饰演魏老六这一角色，一炮打响而为更多观众所知，后来还在《神秘大佛》《包氏父子》等影片中，饰演过许多重要的角色。这两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个装扮王子，一个装扮天鹅，把花花绿绿被单披挂在身，以极度夸张的动作表达各种情节，招惹得大家捧腹大笑，让许多人一时忘记了烦恼。这二位的名声从此大振。晚会过去许多天以后，在田间地头劳动时，在晚上小屋闲聊中，大家还谈论这个“活报舞剧”。在那样压抑郁闷的环境里，能有一时半会儿的笑声，这简直不啻是杯解忧的酒，只是仔细地咂摸起来，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会让人想起许许多多别的事情。

跟郭允泰、管宗祥一起来的李景波，也是北京电影厂的老演员，同样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他演过的喜剧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把个溜须拍马的牛科长演得那么活灵活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看过这部片子。因此，在演艺界的“右派”中，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平时大家都戏称他“牛科长”。在这个文娱晚会上，他先说了个单口相声《找驴》，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地笑，谢幕几次下不了台，不得不再加演个节目，叫《说几‘国’的中国话》（学说地方方言），又把大家逗得笑出了眼泪。

可能是嫌这些节目不够逗乐吧，过些时又有一出生活“喜剧”上演，而且连我们都成了“群众演员”。

那是在准备给大伙儿改善伙食时，连里决定杀一头猪，连长询问谁会杀猪，一位年纪大点的难友，立刻站出来表示他会。从他的年岁、经历上看，说他会杀猪宰羊，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于是连长决定，由他带领几个年轻人，杀一头猪给大家吃。这事情就这么定下了，谁也未再说什么，只盼着猪肉早点放到碗里。这些日子伙食太清淡，大家早希望解解馋了。

一天傍晚，忽然听到阵阵凄厉的猪叫声，从猪圈那边传过来，在驻地周围不停地飘荡。大伙一听就高兴起来，知道这是几位难友在杀猪，明天午餐开饭时，每人碗里都会有肉吃了。可是没过多久猪不叫了，只听有人在喊“快点追”，接着就是杂乱的脚步声，由近而远地渐渐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人来传达连部命令，让全体人员赶快集合，到附近去找猪。原来这头被杀的猪，并不那么老实等死，这几个人向跟前一走，猪便在圈里乱蹿起来。这位年长难友一看没了辙，他就让大家拿棍子打，说是打个半死再动刀子，不承想这头猪比人还精，三蹿两蹿就顶开了圈门，飞快地跑进了茂密的丛林。

我们几百口子人，一起出动钻进丛林，在月光下找猪。跑了好长时间，连个猪影子都没有，一个个怏怏地走了回来。看着这位年长难友，大家开玩笑地说，真有你的，没吃上猪肉，倒差点儿让猪给吃了。这也算是又一出“喜剧”吧。

不过这猪到底还是猪，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猪的记性是记吃不记打，可能是在林子里找不到吃食，过了几日它又自己回来了。众人一见就都乐了，那位年长难友，不住地用手抚弄着猪，不知是向猪表示歉意，还是另有别的意思。后来这头猪还是被杀了，屠夫不是我们这群人，而是农场里的两位农工。猪杀完按照当地人的规矩，人家拿走了这头猪的猪头，一些喜欢吃猪头肉的人，立刻显出惋惜而又无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