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可敬的“右派”亲属

     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的妻子，通常被人称为“随军家属”；跟随工程队作业的妻子，人们一般称其为“随队家属”。这跟随“右派”丈夫劳改的妻子，应该怎么叫呢，我真不知如何给他们定位，就姑且称为“随（流）放家属”吧。在中国历史上，大官流放是带家眷的，这被治罪的“右派”也带家属，在当时还真有点新鲜。因为这样的人不多，所以很惹人注意。

    我头次发现此事，是在一次劳动中。跟我一起在田间干活的，有位40岁左右的男“右派”，瘦弱的身躯，白净的脸面，戴一副厚重的眼镜，他用铁锹打土块，显得非常吃力，一看就是个地道的书生。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女士，约摸30岁出头儿，走过来帮助他，可是他一句客气话也不说，坦坦然然地接受。我当时就想，一是这位女士，怎么出工这么晚；二是这位男士，让人帮助毫无客气话，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问了问别人才知道，原来这二位是夫妻，男的被划成“右派”以后，女的也要求随夫下放，经批准就一起来了。这不就是“随放家属”吗？

    这位坚守忠贞爱情的女士，在我们当中备受尊敬。那些离婚的“右派”会怎么想，我们没有办法猜测，相信他们此时的心情，在对比中一定会很复杂。我们这些没有家室的光棍儿“右派”，大家说到将来找媳妇结婚，总是彼此调侃地说，不管模样儿怎么样，心眼儿一定要好，跟这位大姐似的，棒打不散，落难不离，这才叫真正的夫妻。

    的确，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历来就有患难与共的说法，倘若不是因为感情上失和，只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分开，尽管是出于无奈的选择，但是在道义上总觉得有点欠缺。人在困难的境遇中，被家人冷落远比被外界伤害，在心理和情感上有时更难承受。我听好几位朋友说过，他们在政治上遭难时，所以会坚强地挺过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每次挨批斗回到家，总有一双真诚的眼睛抚慰，或者有一盆温热的洗脚水侍候，这使他们觉得即使磨难再大，总还有人疼爱和照顾自己，就是为了这个人也得好好活着。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分在各农场“右派”的情况，彼此之间都有一些耳闻，这才知道，类似这样的“随放家属”还有几对。像诗人艾青、高瑛夫妇，不仅在北大荒劳改时，高瑛大姐陪伴艾老流放，后来艾老去新疆，高瑛大姐依然相随。作家丁玲、陈明夫妇俩，虽然不属于谁“随”谁的情况，因为双双都被划成“右派”，但是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很难得的。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同样是相随相伴始终，搀扶着走过坎坷路程，尤其令人尊敬的是凤霞大姐，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劝”她离婚，她都毫不含糊地给予拒绝，如果没有对丈夫的深知深爱，我想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呀。还有田庄和陈敏凡夫妇，两个人同被打成“右派”，索性一起来到北大荒，免得分居异地互相惦念。这几位文学界的“右派”，都是我比较熟悉的，所以在这里说一说。还有更多“右派”家属——有的是妻有的是夫，用比金子还珍贵的青春和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怨无悔地坚守，最后总算迎来家庭美好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爱？这就是。

     还有，有的被划成“右派”的人，摘了帽子以后又发配到外地，不管地方多么遥远偏僻艰苦，妻子都无怨无悔地跟着去。有好几位我认识的“右派”妻子，丈夫解除劳改重新分配工作到别的省区，甚至于下放到边陲小镇，作为妻子的她们二话不说，带着孩子毅然离开大城市，甘愿跟丈夫一起去吃苦，目的就是让丈夫身边有个亲人。像我认识的《人民日报》老记者高粮，农场劳动解除后被下放到内蒙古，他的妻子、原《北京日报》记者李祖慧，毅然决然放弃大城市生活，带着孩子跟高老师去了边疆。这些人在爱情上的坚贞不渝，这些人在艰难中的相互照应，使我们这些年轻人格外敬重。当然，除了这些艰难相伴的夫妻，更多的“右派”妻子都还在家中，她们上侍公婆下护子女，跟“随放家属”一样，有着伟大的宽容胸怀。她们同样是值得人们尊重的人。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和力量，支撑着他们的爱情大厦呢？在“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我到过许多年长难友的家，跟他们的妻子说起这些事来，大家共同的说法只有一个：信任。他们说，夫妻结合在一起，难免会有天灾人祸，一方在困难的时候，另一方躲得远远的，甚至于闹离婚，那样的夫妻能有爱情基础吗？是夫妻就得有个起码信任和理解。哪有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的道理。话说得非常朴素实在却满含着深情。

     这就是中国妇女，这就是患难夫妻。

     夫妻之间从相识相恋，到结合育子共同生活，没有深刻的了解做基础，那就如同没有根基的大厦，是绝对扛不住生活风雨来袭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有些当时出于无奈离婚的人，即使为了家庭的表面完整，“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复了婚，大都也是勉勉强强地在一起过日子。往日的纯真爱情，只成了美好的记忆，再也无法唤回早年的激情。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某个人，他们这样做也是各有苦衷，迫不得已，这是那个时代给他们酿成的苦酒。

     除了这些坚守家属、“随放家属”，还有另外的两种人，同样是值得尊敬的，这就是那些不散的恋人，以及敢于嫁给“右派”的人。因为“右派”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未真正获得正常生活之前，名义上说是摘了“右派”帽子，实际政治上仍然属于“黑五类”。当时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已属大龄，既无钱又无房，完全贱民一个，人家敢于跟你谈恋爱嫁给你，的确需要一点政治勇气和做出利益牺牲。说明这些人有着不以 贵贱取人的高尚品德。

     当然，“右派”亲属中还有那些父母和儿女，他们在政治的重压下，在不可预料的未来中等待。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苦苦地等待了长长的22年。有的父母等待老了。有的父母等待死了。有的子女在等待中失去最好的年华。有的子女在等待中绝望而去。更不要说其间所忍受的精神和物质的折磨。即使后来“右派”改正了，对于他们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8、“反右倾”吹走了歌声

     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当年从北京下放到各地的“右派”，大部分又从四面八方回到北京。大家见面免不了互问情况，总的说，在被“专政”“管制”的这22年里，没有一个人生活得真正自在。名义上说是摘了“帽子”，其实只是个好听说法，如同当年打“右派”时搞“阳谋”一样，所谓的摘帽子依然是个新的花样儿。

    当年被划成“右派”的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在本单位监督劳动，绝大多数是集中劳改。这些集中劳改的“右派”，所处政治环境不同，命运也就完全不一样。例如在甘肃夹皮沟劳改的“右派”，有上千人在那里活活饿死，夹皮沟成为“右派”的死亡之谷。跟甘肃夹皮沟的“右派”比起来，中央各单位最初集中一起劳改的“右派”，在北大荒850农场的，在唐山柏各庄农场的，总的情况多少要幸运一些，起码生存空间有时比较宽松。在许多年过去之后，回忆在北大荒的日子，那些苦中找乐的东西，还是可以让人怀念的，比如经常唱的歌曲，坑头讲述的故事，以及苦难中结下的友情，常常会轻轻萦绕在心头。遗憾的是这样宽松的日子，没有在我们中间真正停留多久，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反右倾”运动不断向深入发展，对我们的管制又开始严厉了。歌声的起落就是最好的晴雨表。

    头次听到歌声是在来后几个月。连里决定建一批正式房子，我们晚上到山里去扛木头，此时正是月满时分，银色的月光透过宽枝密叶，斑斑驳驳洒在静谧的森林里，使人感到无比的心情舒畅。可能是这景色太迷人了，使这些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有的人只顾欣赏林中景色，再想不到扛木头的事，结果几十个人的队伍，稀稀拉拉散落在林中。

    走在前边的带路人怕后边的掉队，他就高喊：“跟——上——来——，别——掉——队——”这喊声飘荡在幽深的山林里，发出悠远宽厚的回声，给人以激动给人以兴奋，后边的人就从不同的位置回应：“听——到——啦——，就——来——”这声音比刚才的更有气势，于是大家就像顽皮的孩子，一路上不时前呼后应地喊着。

    难友律培兰原是空军文工团歌唱演员，来到北大荒这些天，有时他也轻哼几声歌曲，可是从来没有听他正经地放声唱过。现在显然是被这景色这气氛感染了，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东北民歌《丢戒指》，这支诙谐幽默的东北爱情小调，立刻把我们大家吸引住了，唱完了有人要求他再唱一支，于是他又唱了《看秧歌》《瞧情郎》，大家伙一边走着一边听歌，借此缓解郁闷和劳动强度。从此，在这片沉寂的荒野上，开始有了美妙的歌声，对劳改生活也算是一种调剂。

    在北大荒劳动的“右派”，都是国家机关和军委各总部的人，甭说文化修养和艺术素质都比较高，无论哪个人都会唱一两支歌。现在歌已经唱开了，谁都想亮亮嗓子，不会唱歌的就唱戏，歌戏都不会的就瞎吼，反正是自己找乐和。

    有一天在大田里劳动，休息时开地头歌会，你唱一支我唱一支，大家越唱越来劲儿，几乎把所有会的歌曲都唱遍了，越在后边唱的人越难唱。轮到一位中年的难友唱时，他老兄不知怎么来了情绪，竟然唱了一支美国歌曲。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过去很少听美国歌曲，觉得音调挺好听，歌词意思并不懂，完全是出于好奇，几个年轻人就撺掇他再唱，他又愉快地唱了一支歌。在他之后轮到别人唱，又唱了些别的歌曲。这一次的地头歌会，让大家着实地高兴了一回，许多的烦恼和不悦，都被歌声给化解了，事后并没有谁说什么。

    中国的一些事情，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过必须得弄清楚，究竟谁是树谁是风，这个根本问题弄不清楚，是非必然会颠倒，没理的反倒成了英雄。就拿反“右派”运动来说，作为“右派”的这些人，难道是风吗？事实恐怕恰好相反。如果不是有人号召鸣放，提意见不是为了国家好，我想没有谁会没事找事，所以我说呼风唤雨的，正是那些不讲信义的人。这些人不仅欺骗了我们，而且也使国家大遭其难。这样的人在左派“正人君子”中自然不少。就是在被划成“右派”的人中也有，只是开始没有暴露出来，在后来的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堂堂正正的“左派分子”，或者是想把自己装扮得进步，就表现出比任何人都更革命的样子。

    在850农场二分场排水连，跟我一起劳改的有个姓×的人，从他的资历和职位都表明，他应该是个真正的“老革命”，可是他也被划成了“右派”，平常说话总是流露出委屈，唯一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在“右派”中间他还是个官——当管我们的中队长。“右派”清理思想一开始，前一阶段的轻松气氛，在许多人身上消失了，唯有这位“老革命”，显得非常精神抖擞。似乎预感到自我表现的时候到了，他高兴得整天连嘴都快合不上，斜睨着两个小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好像所有的人在他眼里都是落后分子。

    一些年纪稍大点儿的人，开始心里打起鼓来，预感到这位“老革命”要整人。果不其然，在一次清理思想会议上，这位“老革命”在发言时，非常激动地说：“我们都是犯了错误才劳改来的，在劳改期间还不老实，有人竟敢大唱美国歌曲，这不是明显的想变天吗？这还了得。这样的人一定要老老实实交代。”听话听音。用不着怎样费劲儿猜测，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在说哪位难友。那位唱英文歌的人，自己更是紧张起来，知道灾难就要降临，有好几天连话都不敢多说。弄得别的人也是胆战心惊。

    这位“老革命”，没有多少文化，更不会懂得外语，令大家纳闷儿的是，他怎么知道唱的是美国歌曲呢？后来渐渐才闹明白，告诉他的是某部的某人，他被划“右”前是英语翻译。“老革命”询问时，他就告诉了“老革命”，“老革命”一听，“阶级斗争”的弦儿，就在他心中弹响了。恰好又赶上“清理思想”，这样的整人机会，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这位难友就成了我们中第一位因唱歌而被整的人。后来我悄悄地问懂外文的人，其实这些歌大都是美国民歌，例如像我后来知道的《老黑奴》《故乡的亲人》等，内容并没有什么反动的地方，何况我们这些人中会外语的并不多。想放“毒”都无接受对象呢。

     从此再也听不到愉快的歌声了。人们只能默默地干活儿静静地睡觉。日子过得倒是平静，却单调乏味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