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网开一面的生路

越来越严重的饥饿，使不少人开始浮肿，今天这个说脸显大了，明天那个讲腿变粗了，可是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却未因此减去丝毫。

北大荒的夏秋两季，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遍地繁花茂草，天空云雀歌唱，置身在这样美丽的环境，再粗俗的人也要抽空望上一眼。我们这些“二劳改”，此刻却没有了浪漫情怀，只要有工夫就往四处跑，在丛林中，在野草间，寻找各种可以果腹的食物，如黄花菜、蘑菇、野韭菜、野葱等等。记得有位老兄，那天找了不少食物，一时高兴竟然出口成“诗”：“北大荒呵/你真可爱/让我认识了木耳、黄花、野韭菜……”只是后来有人调侃地续做的诗，却有点不很文雅。续诗说：“……若是不让我屙硬屎/我会永远把你爱。”从此，这首诗成了我们的“经典”之作，常常有人在无聊时高声朗诵：“北大荒呵/你真可爱/让我认识了木耳、黄花、野韭菜/若是不让我屙硬屎/我会永远把你爱。”给饥饿郁闷的人们带来稍许酸楚的乐趣。

北大荒的气候，别看夏秋两季景色美好，到了冬天老天就会变脸，不是漫天飞雪，就是狂风大作，最愤怒的时候，还会刮起风夹雪，当地人叫“大烟儿炮”。这“大烟儿炮”如同把把利剑，刮着你的脸，刺着你的心，让你片刻不得安宁。有天正赶上加班，连续干了将近20个小时，好不容易盼到收工，脚又被冻得麻木了，有的人只能挪着走。走到半路上下起了大雪，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几个人就坐下来休息。

不承想刚坐下不一会儿，天就黑得不见五指了，我们赶紧起来再走，按时间判断早该到驻地了，我们的脚下却仍然是豆垛，这说明已经迷了路，于是大伙儿索性委身在豆垛里，免得道路迷失得更远。无意中发现豆垛里还有豆角，几个人就用身体搭成挡风墙，会吸烟的人掏出火柴点火烧豆角，烧得半生不熟时就剥开吃。勉强填饱了肚子，又钻进豆垛堆里避风雪，怕在野地里睡觉着凉感冒，就连吹牛带聊天儿挨到天亮，站起来互相一看都笑了，一是笑驻地就在眼前，只是走的方向错了；二是笑每人都是满脸黑，烧豆角时被熏成了“老包”。过去许多年之后只要碰到风雪天，就会想起这次北大荒迷路，心中的滋味依然跟当年一样苦涩。

那会儿正赶上所谓的大跃进，我在北大荒参加了多种劳动。开始是在小孤山用土法胡炼钢铁，后来调到杨岗耐火材料场造砖，再后来又调到850农场二分场排水连开沟渠，这些活儿本来就都非常苦重，还要经常地加班加点搞献礼劳动，每天早起晚归，睡眠严重不足，有的人上了工就没精打采，许多伤亡事故就是这样造成的。不过，为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大家都争着抢着干活儿，再苦再累都要忍受着，农场方面为了抢工程进度，就在我们这些人中开展竞赛，在这次的竞赛活动中，我第一次获得一次奖励，由农场颁发一张手掌大的奖状。

我们在排水连修沟挖排水渠，先要用炸药炸开冰冻土层，炸开以后再用人工开渠。炸开的冰冻土必须及时清除，不然冰冻土会很快又冻结。炸的面积越大，冰冻土就越多，为了不让冰冻土冻结，我们就分两班倒，睡眠休息都成了问题。有一次连里出了一件大的伤亡事故，原因是引爆人夜里没有休息好白天犯困，布药人还未走开他就引爆了导火线。这次不幸事故的发生，让我们在困累饿的同时，在心理上又增加了不少负担。

排水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对我们这些人不乏同情心。这次伤亡事故发生后，他们很快给上级打了报告，一方面检查自己管理不严，另一方面反映我们的艰难处境。据说情况反映到上边以后，有关方面非常重视，立刻指示，想一切办法让我们保命。可是话是这么说，那会儿全国大饥荒，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只能在管制上放松点，于是就有了如下措施，也算是对我们网开一面吧：一、准许从家里寄食品；二、可以就地高价购买食物。有了这样的指示，连长他们也就有了根据，马上组织起三拨儿人，一拨儿人来往于邮电所，给大家送信；一拨儿人赶马车，给大家领取邮包；还有一拨儿人，在附近地区采购食物。

这样的决定一下达，大家也就算有了活路，立刻，有的人开始变卖东西，有的人急着往家中写信，目的只有一个：渡过难关。

我们去北大荒之前，明确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25元，不够也不准找家里要钱。据说这样做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大家谁的手头也就不会有多余的钱。这会儿政策松动了，有的难友家里经济比较富裕，趁可以从家里寄吃食的机会，顺便也就要了些钱用来购物；还有的难友就用身边的衣物，随便换点什么吃食充饥度荒。总之，那会儿只要可以保命，什么办法都想到了。我找家里写信要东西，父母只寄来一大饭盒炒面，当时我心里还很不高兴，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点不起眼的吃食，还是家里从众人口中抠出来的，我家里当时人口多经济也困难，自然也就不好跟别的难友比。

幸亏当时我还算年轻，有一把力气，就让我跟难友老许采购吃食，其实就是给老许当小伙计。老许名为许铁民，在教育部担任过副司长，在我驻苏大使馆当过文化参赞（？）兼留学生管理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一带打过游击，他过去在部队的不少战友，这会儿都在东北当官儿。利用他的关系给大家买东西，自然也就比别人要方便得多。

老许为人非常厚道随和，按我接触后对他的判断，即使当官时大概也没有架子，现在跟大家就更好相处。我跟随老许多次外出，先后去过牡丹江、鸡西、佳木斯等地，购回的食品有代乳粉、蜂蜜、饼干、香烟、茶叶等，这些东西都是我用条麻袋背着。他出嘴，我出力。我们俩在当时最受大家欢迎。每次回来晚几天，人们就会着急；看见我们两个回来了，我背着的袋子又是鼓鼓的，立刻就都笑逐颜开。

跟着老许当采购员，没有别的好处，总能弄个饱肚子。老许的这些老战友老部下，这会儿都是专员一级干部，有权有势，走到哪儿都会热接热待，比起别人我们也就少受了些罪。应该说，我和老许干采购这件事，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每样东西都保管得很好，每次回来也是悉数交给大家。只是有一次，我偷吃了大家的蜂蜜，使得一生都在自责自悔，觉得不应该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做对不起难友们的事情。

那是从鸡西回来的路上，路过一个养蜂场，我们给大家买了些蜂蜜，这些蜂蜜都用瓶子装着，瓶子放在麻袋里，我背着走了一段路，瓶子硌得肩膀生疼。在我放下换肩时，不慎碎了一个瓶子，里边的蜂蜜流了出来。这些流出来的蜂蜜，把瓶子糊得黏腻腻的，我一边儿用手指抹拭瓶子，一边用嘴舔沾上蜂蜜的手指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蜂蜜。

剩下的蜂蜜本来可以倒在别的瓶子里，我不想再费这个劲儿，跟老许说了说就把它全吃进去了。回到驻地给大家分蜂蜜时，每个人自然也就不会足量。看着没有分到的人的失望眼神，我和老许当时都难过极了，尽管后来我勤跑多购食物补偿，但是依然难以解脱我内心的愧疚。

现在只要吃蜂蜜，我就会想到这件事，仍然为那时的过失汗颜。当然也会想起老许——这位新中国早期的外交官，我的患难中的老哥哥，以及流放中困难时期那段生活。这段生活中的事实让我知道，在身处艰难的境遇里，人都有本能的求生欲望，为了能够求得一时苟活，有时会不理智地失去人的尊严。这怨谁呢？不是我为自己开脱，要怨，首先怨那个人为造成的恶劣环境。当然，个人的品德意志也至关重要。

10、在大饥荒的年代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着两大困难：中苏交恶；自然灾害。这就是那时上边常说的“天灾人祸”。至于这人祸的谁是谁非，身为平头百姓的我们，不知底细不好妄加评论。饥饿却是人人都有体会。跟随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的，还有政治上的“反右倾”，使一度有过的较为宽松环境，从此变成了人与人斗争的“屠场”。作为人的原有的乐观天性，作为知识分子的原有的良知，在天灾、人祸和政治的三重挤压下，开始在我们的身上被扭曲了。从此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难过。

说到这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是谁都有亲身体会，现在想起来都会有切肤之痛。据有关材料记载，被活活饿死的人，三年时间达四千多万人。可是这场灾荒的严重程度，跟前些年的天灾比起来，特别是跟1998年三江洪水比起来，恐怕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在那时为何显得如此严重呢？以至于人到了轻者浮肿重者饿死的程度。有良心有责任的历史学家，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历史是不允许篡改的，历史更不允许被欺骗。如果从个人利益来权衡这两大困难，中苏交恶给了我们以“生机”，自然灾害则使我们身处困境。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右派”来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可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时期。

我们这些“右派”被遣送到北大荒，当时是考虑北大荒濒临苏联，是个放逐罪人的大后方、“保险柜”。所以我们到了那里，立刻想起西伯利亚，当年帝俄流放政治犯，不也是在荒凉之地吗？可是连当权者也不会想到，不久中苏两党横眉冷眼相对，交恶波及到两个国家安全。原来的大后方成了前线，怕这些集中的“右派”滋事，或者越过边境出走叛逃，这才匆匆忙忙把我们撤回，除少部分人留在北京原单位，大部分都被疏散各地安排。我就是在那时到的内蒙古。

如果我的分析还有道理，这就是有关决策者多虑了，错估了这些书生的情操和觉悟，其实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即使在人格受到最大侮辱时，都没有谁想到离开自己的祖国。倒是饥饿使一些人失去了书生的尊严。

最初知道饥饿的到来，是从饭碗里感受到的。刚来时的伙食不能说好，但起码还都可以吃得饱，副食不怎么样，主食可敞开肚皮吃，一天的热量总还算够用。渐渐地碗里的饭变少了，再后来，碗里的饭又开始变稀了，像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本来就很能吃，又是干重活儿，这点稀汤寡水根本撑不鼓肚皮，一个个饿得心乱眼花，走路时腿上像坠着秤砣，只能一步步地往前挪动。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只听肚子里咕咕地叫唤，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硬挺着，睡的还是热乎乎的东北大炕，一热了就要来回地翻身，一翻身就更消耗体力，肚子里就越发不得安宁。俗话形容肚里无食“前胸贴着后胸”，只有在这时才会真切地感受到。

死于饥饿与劳累中的“右派”，在北大荒各农场劳改点都有，他们既是政治上的冤魂又是灾荒年月的饿鬼。在我们心中形成的恐惧和压力，甭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许多年之后都不曾在记忆中消失。不过死也就是死了，在那个时候，连正常人的死都很少有人过问，对于专政对象“右派”的死，就更如一片微尘吹落，最多只是在花名册上做个记号。除了他们的亲友，谁还痛惜？

到了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其他的粮食很少供应了，就用高粱来给我们充饥。在平顺的年月里，高粱经过精加工，就是一般的人家，都不是经常地吃。更多时候是当做牲畜料。现在用带皮高粱给人吃，倘若管饱吃也倒罢了，问题是连半饱都不给，每人一天只供应8两，还是按带皮儿计算。带硬皮儿的高粱，焖干饭是不可能的，就磨成面用来煮菜稀粥。到了开饭的时候，一人端着一个小盆儿，面带微笑地讨好掌勺人，巴望他能抄底捞点干的，端过来一看大失所望，盆里好似镶着一块镜子，清清楚楚照着自己清瘦的脸。

这高粱面儿粥，吃的时候倒是容易，黏糊糊像是小鱼虫子，随着菜汤争先恐后往肚子里跑，不一会儿肚子就鼓胀了。可是几泡尿下来，肚子就又空了，一阵阵地鸣叫着。最难办的是几天一次的大便，干硬得拉不下来，使出吃奶的劲儿都不行，最后不得不用手抠。抠出来的硬粪蛋儿，像玻璃球似的掉在地上，自己回头看看，一股凄悲不禁涌上心头，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家，想到呵护自己的母亲。尤其是身患痔疮的难友，不吃吧，饿得慌；吃吧，解大便时受罪，吃与不吃都是磨难。

当年有句顺口溜，说东北的三大怪：“大姑娘叼烟袋，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放在摇篮里）。”这三怪中的一、三两怪，在东北农村我都看见过，当做一种地方风情，倒是颇有些独特情调。至于这第二怪“窗户纸糊在外”，我不仅在东北农村看见过，而且我还自己亲手糊过，只是它跟我的饥饿联系在一起。

记得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我们几个人执行一个临时任务，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土坯屋里，一阵阵的老北风吹个不停，呼啦啦地掀动着窗户纸，不到半天窗纸就被掀去半截儿，如果不及时修补很快就要透天，这一天的夜里就很难过了。班长就去找连长反映情况，希望连长跟炊事班说说，申请一点面做糨糊糊窗户。连长还真的挺给面子，班长回来时提着个小铁桶，里边放着热乎乎的糨糊。我们一看就乐了，几个人争着抢着要去糊窗户，其实真正的目的并非要劳动，而是考虑多时没有填饱的肚子，想趁机捞点剩余糨糊吃。

这一切班长都心知肚明，他立刻吩咐：“让年轻人去。”我们四个年轻人高兴地走出来，刚把铁桶放下，就你一口我一口，如狼似虎地吃开了糨糊。等到窗户糊到最后，恰好缺一点糨糊，几个人一看傻了眼。后来一想，这寒冷的东北地区滴水成冰，干脆在糨糊里对点水把它浇上，我们就往糨糊桶里倒了点水，来来回回用力地搅一搅，然后连浇带贴地很快就冻上了。班长出来看到这情形，悄悄地乐了起来，说：“亏你们想得出来。”饥饿就这样让我们失去了尊严。

在以后越来越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排水连的“右派”当中，不时传出，谁谁谁丢了什么吃食，谁谁谁偷了什么吃食，让一些稍微还有点斯文的人，感到无比地难过难堪，可又是那么无可奈何。人在这时候总不能顾脸不顾命啊。你可以责备这种行为，你可以批评这种做法，但是你也必须回答：倘若吃得饱，不，哪怕吃个半饱，又有谁愿意这样自扫人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