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形形色色的“罪行”

    跟我睡邻铺的一位难友胡馨德，是中央某部的机关干部，戴一副比瓶底还厚的眼镜。为人非常老实忠厚，平时都不肯跟人说话。刚来北大荒的时候，我主动跟他找话说，他都带搭不理的，弄得我挺别扭。心想，怎么碰到这么个“闷葫芦”。

    据我所知，被打成“右派”的人，不是因为嘴，就是因为笔，像他这样一不写文章二不爱说话的人，居然也成了“右派”，实在让人多少感到费解。出于好奇和无聊，我总想解开这个谜，就跟他同一个单位的人打听。原来就是因为未说话，他才被打成“右派”的。最近跟难友李显甲说起此事，他说他也是个哑口“右派”，这不能不说是反“右”中的新鲜事儿。真应了那句老话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整你怎么也得整，不说话是“心怀不满”，比说话更“恶毒”更反动。

    “右派”问题改正以后，这时人们敢于公开议论政事了，听过许多关于被划“右派”的怪事。倘若把它们放在一起，编本《反“右”奇观种种》的书，相信一定会走俏图书市场。可是再退一步想，“反右”这件事本身就荒唐，出现一些怪事奇事新鲜事，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古怪之事经常见，唯有“反右”时候多。

    在挨饿的那几年里，常常饿得睡不着觉，躺在炕上来回折饼，爱说话的人，就有气无力地聊天儿。有过因嘴罹罪的经历，聊天也不是什么都聊，一不敢聊政治，怕触犯神圣“天条”；二不敢说过去，怕说“今不如昔”，只能说些家长里短，好吃的食品，好玩的地方，偶尔说点带颜色的笑话，算是精神会餐的调料。还得看看人多人少，人多了嘴就杂，万一有人汇报上去，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的这位邻铺难友老胡，可能是太闷得慌了，有天聊天儿他终于搭了话。我见他并不是完全不爱说话，有一天就主动问他：“听你们单位的人讲，你这个‘右派’，是因为不说话才被打成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老胡笑了笑说：“怎么，你也知道了？这还不简单，说我对共产党怀恨在心，比说话的‘右派’更狡猾。这不就成了‘右派’了吗。”

    在一起混得时间长了，彼此信任了，我俩也就无话不谈。老胡是江西省的人，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诗歌，曾跟我提到过诗人公刘，公刘他俩好像是中学同学。此事后来我也跟公刘说过。老胡的家庭出身不好，平日又不大爱讲话，共产党发动大鸣大放时，他也未像别人那样提意见。大概就是凭他家庭出身不好又不爱说话，认为他是从骨子里对共产党不满，比讲话的人更恶毒更反动，就被划成了“右派”。后来渐渐相处得熟了，我常开他的玩笑：“你捡了个大便宜，没被划成‘极右’，对你也算够客气啦。”他听后只是憨厚地一笑，也不言语，两只不大的眼睛，在眼镜片后边，闪着难以捉摸的目光。

    读了作家郑加真先生的《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从关于“一群女‘流人’”这一节中知道，当年送到北大荒被打成“右派”的人，敢情有的人情况比老胡的还奇特。例如“一位托儿所所长，为了给托儿所争一架钢琴，跟行政科长吵了一架，还给党委打了报告，要求保育员出国学习，说上海福利基金会托儿所所长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于是，她被打成了‘右派’”；再如“一位英文翻译，1954年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闲谈时说到海外华侨不愿回国，多半是怕写自传，又说写自传是可以的，结几次婚，和哪个谈过恋爱都写上，太野蛮。在国外，只有受审讯的人才能这样对待……，于是，她也被打成了‘右派’”。比上边说的情况更绝的还有：如“北京某科研单位的俄文打字员，在机关评选先进工作者时，她被评上了；但，一个外号叫‘常有理’的女干部，党委书记的妻子，说：‘怎么搞的？先进工作者让一个非党团员的毛丫头捞去了。’她听了这话，赌气地把自己的奖状撕了，又说了几句狂话……于是，构成了她的‘反党罪行’”。更为奇特的是：“一位十三岁就参加革命的年轻女干部，一身清白，也没有鸣放，为了表白自己，她把自己的日记拿出来，结果材料组把她日记上记的私生活的苦闷情绪，都摘出来，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政治运动搞得出现偏斜的时候，什么荒唐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想一想也不难理解。出现像老胡等这样近乎于笑话的事就不必说了。让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一些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竟然也被划成了“右派”，很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味道儿。

    如当时任内务部（民政部）司长的魏泽同，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时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这样的一个人也成了“右派”。老魏不仅有此革命经历，而且个人品德非常好，是革命老人谢觉哉的老部下。在北大荒劳改时，我们同在二分场排水连，后来又一起发配到内蒙古，我一直把他作为自家兄长尊敬，却始终不敢跟他探讨这个问题，怕伤害他的心。这是一位非常善良、随和的老知识分子，据别人说，“整风”时他是领导小组成员，他不同意把某人划为“右派分子”，“左派”领导人认为他立场不坚定，反过来就把老魏划成了“右派分子”。

     跟诗人梁南一起闲谈时，曾听他说起过难友李凌（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事。李凌在划“右”之前，跟梁南同在《空军报》工作，是梁南的顶头上司，两个人的关系也不错。抗战后期李凌在西南联大读书，是地下党的支部负责人，历来洁身自爱、为人方正、性格通脱，他通晓英法两种文字，应该说，无论政治业务都很过硬。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因为写了《定息不是剥削》的文章，从学术上探讨一个政策性问题，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在北大荒劳动的“右派”中，有三位原是某政法部门的高官，都是行政八九级的大干部，听说都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他们之中的李福山，1927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审讯，是一位党龄比我年龄还长的人，因此，被年轻人视为传奇人物。尽管老李被划成了“右派”，可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老李依然是个老革命。只要有机会就去找他，听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因，据说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提出，咱们国家应该施行“以法治国”，就是说比现在早提了50年，结果成了共产党内“右派”。

    像老魏、李凌、老李这样的老革命，当时完全出于爱党爱国，怀着一腔赤诚提些意见，最后并未得到好报的人，在北大荒的“右派”中不少。我真替共产党惋惜，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成员？紧紧依靠还来不及呢，干吗非要为渊驱鱼？实在可惜啊。

    在被划为“右派”的人中，还有些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军人，某位首长的司机或警卫员，文化程度并不高，只因为休假回家探亲，看到农村生活状况不好，回来说了些真实情况，就被划成本属于知识分子的“右派”。简直是胡来到连点边儿都不沾了。幸亏“反右运动”搞得时间短，若是像“文革”那样折腾十年八年，“右派”的数字恐怕得是55万人的几倍。

 12、饥饿中的挣扎

    北大荒的冬天很冷，气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是很平常的事情。北大荒冬天的景色又很美，冰封雪锁的大地，氤氲着清新素洁的气氛。刚来北大荒的那年，许多人被这景色迷得“胡说八道”，诗人做诗倾诉出的真情，跟凡人嘴里顺口溜的调侃，几乎都流露着爱慕的激情。可是到了挨饿的困难时期，别说是赏景的情致了，就连说话都懒得张口，人们终日想的是寻找食物。

     在冰湖中发现鱼的人，第一位是谁已经记不得了，反正这一发现很了不起，他使我们少挨了饿。记得是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傍晚，连长告诉大家，冰湖里有泥鳅鱼，谁要是想吃的话，可以破冰去打捞。于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仨一群俩一伙儿，跑到厚冰覆盖的湖上，用尖镐破开一个个洞眼儿，然后把笊篱伸进去，在泥水里来回地搅动，提上来就会有无数的泥鳅鱼。就为了这几条充饥的泥鳅鱼，许多人把好好的蚊帐撕破，用来做大大小小的笊篱，至于到夏天用什么防蚊，连想都不去想，人们都是只顾保眼前的命。所谓的过今天没明天，在当时的北大荒，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饥饿来临的时候，人的真实肉体生命，远比政治生命重要，就连非常富于幻想的人，这时都变得越来越实际。因为大家都清楚，倘若肉体不存在，何谈政治生命。

   我们在北大荒农场那会儿，冬天屋里多用炉灶取暖，这炉灶大都用半截柴油桶做成，烧的是从山里砍来的树木，白天夜晚都有人值班看火，屋子总是烧得暖烘烘的。赶上值班的时候，正好可以做点吃食。泥鳅鱼捞回来，就在这炉灶上煮，数量少用搪瓷茶缸煮，数量多用搪瓷脸盆煮，煮熟了，放点盐，几个人围坐在炉子旁，你一条我一条地抢着吃。那会儿饿得人头昏眼花，即使往日最挑食的人，现在也没有了办法，只要是能入口的东西，无论什么都往嘴里搁，这泥鳅鱼更算得上美味佳肴。

    后来捉的人逐渐多起来，冰湖里的泥鳅鱼也就没有多少了，为了解决肚子的饥锇问题，人们不得不另想别的辙。好在北大荒是个物藏丰富的地方，只要留意随处都有充饥之物。跟我在同一个连队劳改的有几位广东人，他们对于吃非常有门道儿，不知怎么发现了地里的田鼠，这些老广捉回来几只，用泥包上放在炉灶里烧，泥烧裂了，色变黄了，砸碎泥巴取出熟田鼠，浇点盐水在上边就吃起来。据吃过的人说，跟鸡肉一个味儿，我却始终未敢吃。只是有一次，一位广东籍难友在吃饭时给了我一块肉，说是野鸡肉，我顺溜溜地吃下去了，吃完了他告诉我说是田鼠肉。想起那在地里乱窜的毛乎乎的小东西，我立刻就要呕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给正在忍饥挨饿的人们带来一点儿乐趣。最近跟难友王志民说到此事，他说，东北是日本人细菌战实验区，这田鼠就传播鼠疫，闹不好就会吃死人，幸亏在饥不择食时，老天保佑我们未出事，不然吃死了人这账都不知跟谁算。但是因为误吃别的食物中毒的人，在北大荒的“右派”中还是有的，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海军的杜恂凡，就是在1960年因饥饿误食中毒而死。

    泥鳅鱼吃了，田鼠吃了，后来又吃刺猬、蛇，再后来又吃别的动植物，总之，只要是能入口的，都成了我们的度荒食品。在那些大饥荒的年月里，我发现人的适应力是极强的，一旦环境逼到那个份儿上，什么事情都会想出来干出来。饥饿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饥饿还可以让一个人增长机智。这就是我在饥饿时的印象。

    就在这大饥荒的最初时期，有一个难友悄悄地出走了。那是个天寒地冻的夜晚，他独自离开茅草屋，向着茫茫的原野走去。人们早晨醒来不见他了，有的说他可能找吃食去了，有的说他可能到厕所去了，唯独想不到他会自行出走。可是等了几个时辰仍不见他回来，班长才去连长那里汇报，最后由连里抽调几个人，顺着虎林火车站的方向寻找。终于在车站附近找到了他，由于连夜奔跑劳累过度，他正倚在一棵树旁睡大觉。寻找的人没有惊动他，静静地守候在他身边，待他醒来以后，几个人耐心地劝他回去，他只好万般无奈地跟着回农场。

     听寻找他的人说，在回来的路上他告诉大家，几天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妻子和女儿，因没有饭吃都饿病了，现在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他的耳边老是听到她们娘儿俩呼唤他，希望他快点回去看看。那天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觉，本想出来走一走散散心，不知不觉地信步走到了火车站。

    在后来的许多天里，这位难友的神情，依然是恍惚不定，大概是那个惦记妻女的梦，还没有完全在他的心中消失。

    无独有偶。难友倪艮山在他的回忆录《风雪人生》中说，有一位文化部的干部，思家心切，一天凌晨从农场悄悄出走，步行六十多里走到车站，然后乘火车溜回北京，刚一到家，原单位、派出所、街道就找上门来，在天天“批判教育”中，勉强待了半个月，又被人“护送”北大荒，再次接受开会批判才算了事。

这位难友逃跑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引起不小震动，许多人开始思念家人。据每天跑总场送信的人说，这之后的几天里信格外多，有寄出的，有寄来的，每一封都会寄托着无限情意。悠悠的思念和沉沉的惦记，正在折磨着异地的有情人。一些家长里短的事，一时间，成了有家室人谈论的话题。我们这些光棍汉，尽管没有妻子惦念，也没有惦念的妻子，但是这股思亲之情，同样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据一个考察“右派”情况的材料记载，在苦累、饥饿和政治压力下，由于对前途感到绝望，在北大荒的“右派”中，逃跑和自杀的事情都有。如853农场三分场一队的朱××，把劳动改造看成是一生的痛苦，拒绝改造，最后他以自缢的方式自我解脱。有些“右派”还采取别的方式，表示自己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当然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