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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野地里的小酒馆

     由饥饿引发出的种种问题,使管制我们的人感到头疼,管得严了怕出事情,管得轻了不好交代,他们只好向上级打报告,希望给些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后来经总场向有关方面请示,据说批回来两句话: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尽量照顾。在当时那种靠批示行事的年代,有了这样两句通用的话,就等于有了一柄尚方宝剑,再大的事情也就比较好办了。管教人员和“二劳改”们,听后都非常高兴,互相传告着这个消息。就连农工们也高兴,他们可以做点小买卖,从我们手里赚点零花钱。

     在我们这个“右派”连里,负责给大家取信送信的人姓周,好像叫周明夫,在被划“右”之前,是一位行政八级的老干部,说一口地道的山西话。人非常厚道、和气,没有一点官架子,工作更是认真负责。有时我就独自想,像这样的大好人,性格又没有锋芒,怎么也成了“右派”啦。听说他还是彭真的同乡、老部下,却仍然没有得到这位中央领导的保护,跟我们一样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不过他毕竟有这样的背景,为人又被大家公认的好,委以传递信件的重任还是蛮合适的。

    有一天老周从总场取信回来,正在大家急着等他分信时,老周不慌不忙地卖了个关子,说:“先别急,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去总场的半路上,新开了一家小酒馆,有酒,有狍子肉。价钱还不算贵。”这的确是个好消息。说明那个批示真的落实了。我们又增加了一条生存的活路。

     首先跑去小酒馆探路的,是我们几个小光棍儿,美美地撮了一顿儿,高高兴兴地回来以后,又在人前瞎白话了一通,弄得许多人动了心。从此,每天都有人跑去喝酒吃肉,这家由一位农工开的小酒馆,买卖一时红火热闹起来。我们这个“右派”连队,却因此事被搅得乱哄哄,连长、指导员一看长此下去不行,万一生出点事情来不好办,经连里几次开会认真研究,决定由每个小队每天派人值班,统一到小酒馆给大家购买吃食。

     我所在的小队里,真正有钱的人好像并不多,有的人为了吃肉,不得不把带来的东西,诸如劳力士手表、派克金笔、毛料衣服等,以便宜的价钱卖给农工,用换来的一点钱买吃食。就这样好歹坚持了一段时间。有的人实在没有钱吃肉了,只好眼巴巴地瞅着别人吃,所以那个时期时不时传出,某某人丢了吃食的事情。过去说偷书不算偷,这会儿偷吃好像也不算偷了,有的在过去是很有地位的人,此时也饿得拿别人的吃食,明目张胆地占小便宜。有位原来是个相当级别的干部,因为拿了别人的饼干吃,在讨论他的摘帽问题时,大家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这位“右派”老哥,有较长的革命资历,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老岳父还是位高级将领,按说无论如何是不会伸手的,只是因为他家里的物品未寄到,实在忍受不住饥饿的折磨,才造成了这次小小失误。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不应有的缺憾。

     这家小酒馆的开业,对于我们这帮饥饿的人,起到了挽救生命的作用;同时对一些意志薄弱者,形成了一定的犯错诱惑。有的人为了得到一两块肉吃,而自己又没有钱买,找机会从别人碗里“借”肉的事,渐渐地也就发生了。这其中一起丢钱的事,几乎成了重大案件,在我们中间认真侦破。开了几天几夜的会,最后才算有了结果。

    记得那天当班购物的是小杨。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做事情非常干练,考虑问题也很周到,是难友公认的精明人。头天晚上,他就收齐了大家的买肉钱,准备好了放肉的两个木桶,然后就踏踏实实地睡觉了。次日早晨照例比别人早起,准备去小酒店给大家买肉,他伸手从褥子底下摸钱,钱却不见了,赶紧把褥子、棉被全抖搂开,结果还是不见这些钱,急得他满头大汗,怎么也找不到,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喊叫起来:“喂,都快起来,买肉的钱不见啦,谁看见了,快说。”

    在一个大屋里睡觉的人,懵懵懂懂地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就被推上了被怀疑的地位。有的说:“你自己放的地方,找不到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有的说:“你别贼喊捉贼了,大家凑这点钱容易吗,你说丢就丢了,谁信啊。”此时的小杨有口难辩,只好听大家随便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还嘴。一直持续到吹哨上工时,大家还在纷纷议论着此事,尤其是那些视肉如命的人,这天没有吃上肉,更是心里不痛快,嘴也就始终不停地叨叨咕咕。许多人都觉得别扭,私下里瞎猜测乱议论的话不断,却谁也不敢放在明面上说,这毕竟是关系人的品德大事。

     丢失食品的事情,这段日子常有发生,人们原本是见怪不怪的。如今连钱都不翼而飞了,这就不是小事情了,所以连队很重视,立刻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参加会议的人,除了连队里的大大小小头头,还特意邀请了一位“老公安”,此人过去一直做公安工作,搞破案侦查应该是行家里手。可是对于这样的小偷小摸之事,很像是杀鸡用牛刀,却让他着实费了不少的脑筋,主要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

    这位“老公安”也是我们的难友。他把全宿舍的人分析了一遍,很难判断谁有做此事的可能。万一搞不好,怀疑错人,知识分子又都脸皮薄,出了人命就麻烦了。连里前前后后研究多时,连长等领导和积极分子,谁也拿不出个妥善办法,大家也只能耐心地等待。这其中最不好过的当属小杨,事情一天不搞清楚他就得背一天黑锅,几天来他一直是闷闷不乐,人也显得消瘦了许多。就是我们这些局外人,彼此之间也有了隔阂,互相间像防贼似的提防着,一时间气氛非常沉闷、紧张。

    14、结局还算圆满

    经过多日的反复研究,由“老公安”提出的方案,最终还是被连部采纳了。

    那是个大休日的前一天,连队召开全体大会。连长首先讲话,动员大家揭发小偷小摸现象,他说:“近来有不少人丢了吃食,弄得大家人心惶惶,这种情况如果再不过问,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要进行‘思想整顿’”。却只字不提丢钱的事情。轮到指导员讲话时,自然要拔高到“理论”高度,说是要“净化生活环境”,以便有利思想改造,他同样也不提丢钱的事情。一场“净化生活环境”的运动,就这样在我们连队开始了,全体“右派”无一例外人人过关,进行所谓的“思想整顿”。

    在一般人看来,知识分子是最顾脸面的,很少有勇气在人前露丑,其实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一旦走到难以回旋的地步,照样会坦诚地面对一切。此刻就是这样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不得不说出拿别人东西的事,有的说什么时候偷了谁的饼干,有的说什么时候拿了谁的酒,总之都是纯粹的占小便宜,最多算做小偷小摸的行为,大家同样没有人往钱上说。我偷吃过一次蜂蜜,当然也要主动投案自首,并且求得大家的原谅。这一轮的自我交代下来,如果没有假情况的话,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在整个连队里占有相当比例。行为不检点的人如此之多,究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还是人们故意表现假积极,我始终感到有点困惑不解。

    连里发现这种情况之后,赶紧部署第二阶段,以免此事流于形式,以后更难深入进行下去。第二阶段就是互相揭发。这要比第一阶段艰难得多,严酷得多,大家相持许久无人发言,是真的不了解情况,还是碍于彼此情面,谁也猜不透别人的心思,反正没有人肯打这第一炮。但是负责劳改的工作人员,毕竟都是久经政治沙场的老手,在对付人上还是有一套办法的。他们早摸透了知识分子的品性,只要随便一将军就不愁没有发言的人,连长便用激将的口吻说:“其实你们中间谁好贪小便宜,大家都一清二楚,无非是怕得罪人不想说罢了。你们以为这样就好啦?没那么回事。闹不好大家跟着倒霉。”

    你还别说,他这句话还真灵验,第一个站出来揭发的人,就是在唱歌引出麻烦时,我说到的那位“老革命”。他先提出来两个人,一位是某新闻单位的编辑,一位是某部的技术员,理由是他们都爱占小便宜,偷吃过别人的东西。沿着“老革命”这样的思路,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揭发,弄得被怀疑的人坐立不宁,却又不好更多为自己开脱,因为平时的确有小偷小摸行为。最后大家的所有发言,通通集中到那位编辑身上。这位编辑一看这架势,再也忍不住了,就哭着说:“大家怀疑我,我不怪,谁让我平时好占小便宜呢。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再没出息,总还不至于拿大家的钱。”

    这位难友是地道的北京人,对于民间曲艺形式非常熟悉,唱得一口字正腔圆的单弦大鼓。平时见谁在那里吃喝,他就凑过去沾沾嘴儿,说话又有点油腔滑调,大家觉得他小市民习气比较重,但是绝对没有害人之心。这次却首先怀疑上他了。可是这种事情光凭印象不行,再说这又不是“选举”小偷,怀疑的人多就一定是某个人,只是谁也不好反对这种做法。就这样拉锯似的又劝又逼,持续了近两天的时间,情况仍然没有进展,这位难友又急又悔又恨,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着急悔恨的他,一边打嘴巴一边骂大街,借以表明心迹。他的真诚与无奈,他的尴尬与狼狈,还真让人有点同情了,许多人都不再言语,用沉默表示自己的态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时有一个人再也沉不住气了,无限愧疚地说:“大家别逼老×了,钱是我拿的。我对不起小杨和大家,更对不起老×和老×。”说着他就从木板床上站起来,走到床的一边儿,从一个缝隙里拿出一包钱,交给了当班购物的小杨。见到眼前这情景,大家都愣住了,没有一个人说话。的确也不好说什么。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怀疑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绝对也不会怀疑到他,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过去的政治身份,在当时那种崇尚政治的年代,可以说无容怀疑。要不是他自报家门,即使别人怀疑是他,有的人也不会相信,很可能以为是搞错了。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容置疑。

    这个人的家乡,原是老解放区,一出生就是红色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叔叔是省公安厅厅长。他在划“右”之前任某部部长机要秘书,而这位部长在共产党内声望相当高。他就在这位老人家家里生活工作,这位部长早把他视为家人对待,在不得已情况下他才被划成“右派”。后来他自己谈拿钱的想法时说,某部长为帮助他改造思想,坚决不让他带钱到北大荒,除了规定的25元生活费,剩下的钱都由这位部长给保存,说等他改造好了回去结婚用。他实在受不了这饥饿,就把带来的一块手表卖了,卖手表的钱花光了,又克制不住这张嘴,最后因一时不慎犯了错误。

    从此以后,此人情绪格外消沉,原本话就不多,这会儿更少开口了。我们离开北大荒时,还没有给他摘掉帽子,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这个人很不错,非常聪明,由于被划“右”而一蹶不振,怪可惜的。

    1978年我到北京等待落实政策时,他也从老家来北京谈个人的事,我们曾经相约见过两三次面。他当时很想留在原单位工作,最后却还是回到老家去了。这时他的那位老首长,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不然我想他会如愿以偿。

    这件事情的出现和它最后的结局,无论是当时还是过后许多年,在我的思想和心灵上都有震动,我觉得它颇有令人深思的时代特色。为什么呢?一是它说明在那个饥饿的特定时期特定环境里,只是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误和过错,往往弄得人今生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责,当人们谈论起来却不敢去想或忽略环境的原因;二是它说明在那个重出身重政治的年代里,在认识和处理所有不光彩事情的时候,总是从人的外在政治条件出发很少考虑个人品质,这样常常会让一些好人受冤枉遭磨难。我上边说的丢钱的事再典型不过了。这正是我在这里比较详细叙述这件事情的原因。

    极其恶劣的气候,抑郁的政治环境,以及饥饿和强体力劳动,使一些人丧失原有的尊严,使一些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对于这些英年早逝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这场政治灾难发生,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刚刚发展,正是生命蓬勃怒放的好时节。即使是在那样的境遇里,生前他们都不曾失去信心,依然希望快乐地活着。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大家彼此悄悄诉说着的话语,不是曾经有过的天真梦想,就是尚未泯灭的美好向往,唯独没有谈过的就是死亡,然而谁知死神却走近了他们,把他们的宝贵身躯,连同他们心中的隐秘,一起化为尘埃洒落在茫茫荒野上。

     这些人离开人世时,后事是怎样安排的,我当时的身份无从了解。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中,说到困难时期农场职工死亡情况,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有的职工死在山上,个别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为何人,死后善后工作也未很好处理。857农场有的职工死了40余日,尸体还停放在陈尸室内,屋内还有人睡觉。死者有的无棺材,用席子卷埋。”文中所说的农场职工,如果我未弄错的话,应该包括转业军人职工,对这些人的死者尚且如此,对于死去的“右派”怎么可能优待呢?

    那年我们重返北大荒,曾经到一座荒山上看过,黑土依旧,荒草依旧,却不见任何隆起的土堆,我们这些总算得到“改正”的人,情不自禁地为这些冤魂悲伤。历史对于他们太残酷了,生前名誉遭受污辱,死后尸骨不知去处。我们只能站在荒山上默哀祈祷。但愿死去的难友在天国不至于再遭罪受苦。

    在这里我想必须附上一笔,郑加真先生书中说的情况,绝非是作家自己的想象,而是摘自1961年牡丹江农垦局党委《关于当前垦区工作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中还说到当时死人的情况,每个农场都有具体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在北大荒的“右派”死亡数字,这份材料里没有单独列出。

    北京各中央单位的“右派”,分散在北大荒几个农场劳改,我也无从讲述死亡具体人数。光我所在的850军垦农场,由于饥饿、劳累、生病、苦闷,以及劳动缺乏安全措施等原因,能够说的上名字的死亡“右派”,在将近三年时间就有33人。平均不到一年就死亡11人。如果不是因中苏交恶被迫撤回来,谁知这茫茫的北大荒原野,还会埋下多少“右派”尸骨?需要提及的是,这些死者的年龄,大都是二三十岁或四十来岁,其中不乏各业专家,以及单位的业务骨干。

    当然,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饥饿丧命的普通人,恐怕会更难以计数。据陆定一之子陆德,在《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的文章中,回忆他父亲时说,他父亲那年去甘肃省,有一天要去打猎,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跟他母亲说:“立刻回北京,饿死人了。”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作家邢同义写的《恍若隔世——回眸夹皮沟》,讲述甘肃“右派”在饥饿年代饿死的情景,远比我们要悲惨得多,我们这些在北大荒的“右派”,还算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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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萌

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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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河北省宁河县宁河镇。现在宁河县划规天津市,60年后回去过一次,老家的样子全变了,一个四面环水的老县城,沦落成了一个破败乡村。本老汉跌跌撞撞已经活到八十大岁,不易呵。见如今许多事都颠倒,干脆俺也把年岁颠倒过来,以80后的目光观世界如何。故此仍说出生河北省,只是为那消逝的过去,在心中留下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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