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右派”开始脱冠

     在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政治思想犯，这是我们国家整人者常用的利器，跟正经犯人的区别就是不判刑，只扣一顶无形的“右派”帽子。其实这比判刑更可怕，因为它没有个期限，对于受迫害者来说，看不到苦难结束的希望。既然戴了帽子，就得摘帽子，总不能老戴着吧。这样一来，摘帽子对于大小“右派”来说，自然就成了头等的事情，至于摘了帽子会怎么样，好像没有谁认真地想过。起码我自己就是如此。只是希望早点离开北大荒，尽快跟家人团聚，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争取有份还算称心的工作。这样的要求照理说并不过分，甚至于可以说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恩赐”，仍然在时间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记得是1959年夏末或初秋，反正是大田庄稼已收割，排水连准备冬季施工时，农场里开始传着一个消息：北京要派个考察团来北大荒，考察中央各部委“右派”情况，同时宣布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在垦区传开，像小时候盼过大年，人们期盼着这天早点来。

    我们排水连有几位难友，曾经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还以他们的心思猜测推断，说不定周恩来总理或者陈毅副总理来。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位领导人比较开明。后来的事实说明，这样想的人有点天真，更过于自爱和痴愚，身居高位要职的政治人物，怎么能够那样不懂政治呢？中央考察团的确是如期而至，成员都是各部委的相关干部，研究完“右派”摘帽名单，很快就离开北大荒回北京。此事也就算平息了，接下来就是各怀祈盼，希望自己的帽子能够摘掉。

    时隔40多年以后，我发现，那些难友的想法，并非是完全无稽。2006年2月28日《作家文摘》报上，刊载过一篇《因泄密，周恩来难以成行北大荒》的文章，作者是原农垦局无线电台台长刘桂彬，据这位当时年仅24岁的刘台长回忆，1958年秋天，周恩来和彭德怀的确想到北大荒，看望从朝鲜战场下来的10万转业官兵。他们电台曾向各农场拍发电报，要求垦区各农场全力以赴，做好迎接的准备及保卫工作。因电报是发往各军垦农场，铁道兵农垦局无线电台通讯队，按惯例动用那台150瓦电台，用发通播电报方式拍发，各农场在同一时间均已收到。紧接着有关周恩来来慰问的电报不断。得知周恩来来慰问的消息，全体官兵每天都热切盼望，可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仍然不见周恩来等人身影。刘桂彬回忆说：“一天，队长李占山召集我们开会，严肃地说：‘根据我国情报机关获悉，有关周总理计划来密山慰问一事，电报的内容已被日本、南朝鲜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窃听到了。为防止特务搞破坏活动，为了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央决定终止周总理等人北大荒之行计划……”

    从偶尔读到的这篇回忆文章中看，尽管周恩来等人来北大荒时间，跟我们摘帽子时间不同，但是却可以从中看出，那些熟悉周恩来的难友，他们的推测和希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倘若周恩来果然能够成行，即使不看望全体北大荒“右派”，以他的为人处世态度和方法，总还会看望他熟悉的“右派”名人，以及跟随他多年被打成“右派”的部下。1958年因失密未能来成北大荒，1959年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属于后话了。

    不过，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来，他们这一次的到来，果然给我们送来了福音——“右派”真的要摘帽子了。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给“右派”脱冠，在我们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分析，但是没有一个是分析对了的，真实背景跟建国10周年有关。在这一年连一些战犯都特赦了，对于“右派”总不能无所表示吧，何况大典特赦犯人是世界惯例。难友中有些搞美术的人，如我认识的部队画家张钦若、徐介诚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先期调走，据说就是到北京布置人民大会堂。

    后来文件出来更进一步证实，的确跟建国10周年有关。毛泽东曾给刘少奇写过信，提出给“右派”摘帽子，给予宽大处理。这之后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期分批摘掉他们的帽子。”可能是谈“右”就怕的缘故，即使有这么一个文件在手，第一批摘掉帽子的“右派”，全国只有18165人，占官方统计的“右派”总数6·4%。

    第一批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好像是在1959年的八九月份，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前夕。决定特赦一批战犯的同时，给一些“右派”摘掉政治帽子。这第一批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在当时都是属于表现比较好的，起码对“右派”问题有认识，来北大荒之后劳动也不错，像死不承认自己罪过的人，或者像我这样糊里糊涂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榜上有名的。就以我当时所在连队来说，首批被摘掉帽子的“右派”，有的原来就是著名人士，有的是参加工作多年的老革命，从社会影响和政治需要考虑，理所当然要先给他们脱冠。

    确实如我们想望的那样，首批摘掉帽子的“右派”，很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的直接调回北京原单位安排工作，有的就地分配在黑龙江省工作，还有的到其他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比起我们来他们算是个“自由人”了，他们当然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就是对我们这些未摘帽子的人来说，总算有了盼头看到了一点希望。

    跟我同连队的一个难友，这次摘了“右派”帽子，临近回北京之时，我问他感想如何，这位老兄非常坦率地说：“好像喝了五味酒，准确的味道，实在说不出来。”我想也是。这位老兄当年搞过地下工作，拼死拼活地跟国民党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些国民党大官成了革命者，他自己反倒被定为革命敌人，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儿。这次给“右派”摘帽子，又是跟特赦战犯一起，他心里能有好滋味儿吗？这实在是一笔政治上的糊涂账。谁想算得一清二楚，谁就会自找苦恼。

    我当时年轻，在“反胡风运动”之前，一直被视为政治落后分子，对于政治上的左右确实分不清，因此绝不是什么自觉的“右派”。就是“右派”不再那么“臭”的后来，一些人说到当年的自己时，尽量往“右派”上挂，什么“漏网右派”，什么“中右”，什么差点被划成“右派”等等，我也是坦然地这样认为自己。“右派”绝不是什么桂冠，“右派”是苦难的标记。我真正比较“自觉”地成为“右派”，应该说是在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客观上逼着我非往这条路上走不可。因此，关于我的“右派”帽子，也就比有的人多些情况，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

    “反右”运动后期，休完探亲假从天津回到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根据你这次的表现，部（交通部）里运动领导小组，决定给你戴上帽子。”我一听说给我戴帽子，真的不知是什么意思。过去参观天津监狱，看见过犯人的穿戴，以为要跟犯人一样，就赶忙询问：“不戴犯人帽子行不？”这位领导赶紧解释说：“我说的帽子是在政治上，把你定成‘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算明白，原来这是个政治概念，跟犯人的劳改背心、劳改帽不一样。戴上了“右派”帽子才知道，敢情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比千百座大山还沉重，这一压就是漫长而痛苦的22年。很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只要有人一念“你是‘右派’，老实点儿”的专政咒，我们立刻就没有了人的尊严。

     以我的年龄和在北大荒的表现，1959年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我个人认为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领导上找我谈话，让我谈对错误的认识，我却怎么也认识不上去。领导听完以后说：“你要是还是这么认识，那就不好办了，你最好写份材料，谈谈劳动以来的体会认识，就把你的帽子摘了。”我当时就想：这顶“右派”帽子，就真的那么可怕吗？开始时并未怎么感觉到，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积极。这样一拖又是一年。1960年快离开北大荒时，根据上边指示，再给一部分“右派”摘帽，领导上又考虑到我，有些年长的难友就劝我说：“你不按组织上的要求办，人家就不给你摘帽子，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听从好心人的劝说，按照要求写了劳动改造汇报，这样才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后来以“摘帽右派”的身份，1961年又被发配到内蒙古，继续在野外工程队劳动改造。

     1962年的春节，我从内蒙古回天津探亲，趁在北京换车的机会，看望一些朋友和亲戚，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上边有意给“右派”甄别。我听了以后开始心动。回到内蒙古就写了个“申请甄别材料”，交给我所在单位内蒙古邮电工程总队。内蒙古邮电工程总队领导人，是个非常爱护部下的人，他考虑政策不是很明朗，怕闹不好我再吃亏，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就没有往中央交通部转这份材料，而是放在了我的档案里。“文革”运动后期我的这份材料，被我所在单位造反派翻出，就成了我“右派翻案”证据，在对我实行专政时宣布，我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就是说想给我戴就给我戴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在55万“右派”中，恐怕也并不多见。好在这时我已经是个资深“右派”了，政治帽子就是一百顶放在头上，我也会不在乎地听其自然，真的有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功夫。

    戴“右派”帽子——摘“右派”帽子——“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给“右派”改正。这“右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我都一样不拉地完整“享受”了。倘若问我对每个阶段的单独感受，我倒是觉得这最后叫“右派改正”，而不再提“右派”帽子，总是认为叫法有些欠妥，或者是叫做“定性不准”。因为按现在的说法理解，这不就是说，帽子还在头上戴着吗，只是把歪了的“改正”了而已。实在牵强。要是让我办这件事，我就叫给“右派分子”扔帽子，从戴帽子始，到扔帽子终，这就合乎事物逻辑了。因为说“平反”又怕伤害另一些人，说“扔帽子”不是大家都过得去了吗，还不至于产生逻辑性的误会。

    16、永远的荒原火车站

    经过近三年的苦难劳役，我们这批中央机关的“右派”，带着布满身心的累累伤痕，终于要离开北大荒了。

    回想在这里的日日夜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不仅没有“其乐无穷”的快感，而且有的人还断送了性命。倘若没有中苏哥儿俩反目，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的虎林地区，仍然是所谓的巩固的大后方，我们还得继续在这里“斗争”下去。拓荒种地倒好说，即使现在从生态保护角度看有点不妥，那时总还算是投身国家建设；可是让“右派”之间的争斗，这算是什么正经事情呢？只能给喜欢政治游戏的人，增加点新的感官刺激，使他们的业绩更“光辉”。而对于我们这些“二劳改”，这块祖国的宝地，很可能就是人生墓场。不管怎么说，这会儿终于要走啦，真不知该对它说些什么。

     从灾难中解脱的欢欣，无疑是我们共同的感受，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有其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着特殊的想法。“帽子”没有摘的人考虑，回去怎么跟家人交代；摘了“帽子”的人考虑，回去怎么给安排工作；年老的人考虑，自己的“右派”问题，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年轻的人考虑，被划“右派”的经历，会不会断送未来前程。总之，人们怀着各自的不安与疑虑，告别这块辽阔的黑土地。

     这块黑土地是美丽的，它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热爱；这块黑土地是苦难的，它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憎恨。如今真的就这么离开它了，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儿，还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管怎么说，在北大荒的开垦过程中，我们出过力流过血汗，自然也就有一定的感情，只是这感情比较复杂。

     1958年，从北京来北大荒，记得是在密山下火车；这会儿，从北大荒回北京，我们要在密山上火车，在这荒原小站的一上一下，完全是一般旅客行为。这种事对于这个遥远的北方小站，实在再平常再普通不过了，就如同隆隆而过的火车，绝不会给它留下什么记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人，这荒原上的小火车站，却是艰难人生的驿站，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此刻我们在这里等待上车，许多人想起初来时的情景，不禁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它。

     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从北京发配来的一批“右派”，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到达火车终点站密山。这座北方边陲的小火车站，在此之前曾经热闹过繁忙过，接待一批批复员转业军人。军人们从朝鲜战场撤下来，整师整团的建制不变，在这里改建成军垦农场，从事开荒和农副业生产。迎接他们到来的场面，我们这些人不曾看见过，后来听说相当庄严神圣。军人们发誓要把这块荒原变成米粮仓。其情其景都很感人，作为他们的同代人，我们非常敬佩他们。这批先期到达的军人，有的后来成了农场领导，负责管理监督我们这些“右派”。

    关于这历史性的大垦荒，我想在这里顺便带上一句话。用现在的科学眼光来看当年的开垦，那简直是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为了一点暂时需要糊口的粮食，为了安置转业军人和“右派”，就对水草丰美的地方进行掠夺，到底是功是过也就一清二楚了。不然北大荒的美丽风光可成为又一个九寨沟。2004年《光明日报》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北大荒”重现原始风貌，保护区内有成群飞鸟和遍野绿色。报道中还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垦荒，使三江平原湿地面积从536公顷减少到113公顷，锐减了79%。经过近10年的保护，湿地面积大大改观。多年不见的荷花又在湿地湖泊里绽放，禽、鸟逐年增多，植被明显恢复。目前保护区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无疑是对过去那种错误做法的纠正。看到这则消息以后，让我们这些当年参预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在心情上总算稍释重负。当然，后人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以免再拿愚昧无知当光荣赞扬。

     现在——1958年，我们这些“右派”来了，也在这个小火车站下车，可就是没有那种热闹氛围了。这批被送来劳改的“右派”，既有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又有进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既有喝过洋墨水的专家、教授、工程师，又有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文化人；既有刚度过蜜月的新郎官，又有妻离子散的中年汉子，这些人过去的身份、情况不同，此刻的心境却大体相似。从那一张张强颜欢笑的脸上，以及万般无奈的眼神里，隐隐约约地显露着某种疑惑和不安。

    聚集在这个小火车站的人不少，却没有通常的喧哗和忙乱，人们怀着一种莫名的情绪，默默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如今——1960年，一晃近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会儿我们要走了，不管今后的日子多么艰难，离开这里总比久留要好，大家的心态也就不同于来时。说说笑笑的有之，打打逗逗的有之，喝酒行令的有之，互换地址的有之，这平日冷清的荒原火车站，此时要比两年多前我们来时热闹。记得有位上了些年纪的难友，面对着眼前的此情此景，意味深长地说：“人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兴奋，一种是对未来充满幻想，一种是对前途感到失望。”我们这伙儿人，属于哪一种，我实在琢磨不出来。

     这位年长难友说的这番话，让我回想起两年多前刚来时，大家表现出来的沉闷和沉重。大概那时更多的人的思想，是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而此刻很有点不计好坏，过一天乐和一天再说的想法。这也就是说，经过近三年的劳改，有的人对未来还抱有幻想，有的人对前途则开始失望，总之，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人还是人。谁想用自己的意志强制别人都难以得逞。

     这会儿给我们送行的人，比我们来时接站的人多了些，毕竟相处了近三年的时间，彼此有了一定的感情。而且给我们当头的那些军官，我们走了以后得重新分配工作，可是他们中有的人除了管人整人，再无别的什么维生本事，只得下地干农活儿，这是他们所最不希望的。有的管教人员曾说：“你们走了，我就得当农工了。”显得是那么无奈，那么不情愿。然而对于我们，只能说，“再见了，北大荒”；“再见了，850农场”；“再见了，荒原火车站”。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个我们曾经落魄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