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柳萌 > 北大荒的流放岁月(15、16)

北大荒的流放岁月(15、16)

15、“右派”开始脱冠

在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政治思想犯,这是我们国家整人者常用的利器,跟正经犯人的区别就是不判刑,只扣一顶无形的“右派”帽子。其实这比判刑更可怕,因为它没有个期限,对于受迫害者来说,看不到苦难结束的希望。既然戴了帽子,就得摘帽子,总不能老戴着吧。这样一来,摘帽子对于大小“右派”来说,自然就成了头等的事情,至于摘了帽子会怎么样,好像没有谁认真地想过。起码我自己就是如此。只是希望早点离开北大荒,尽快跟家人团聚,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争取有份还算称心的工作。这样的要求照理说并不过分,甚至于可以说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恩赐”,仍然在时间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记得是1959年夏末或初秋,反正是大田庄稼已收割,排水连准备冬季施工时,农场里开始传着一个消息:北京要派个考察团来北大荒,考察中央各部委“右派”情况,同时宣布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在垦区传开,像小时候盼过大年,人们期盼着这天早点来。

我们排水连有几位难友,曾经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还以他们的心思猜测推断,说不定周恩来总理或者陈毅副总理来。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位领导人比较开明。后来的事实说明,这样想的人有点天真,更过于自爱和痴愚,身居高位要职的政治人物,怎么能够那样不懂政治呢?中央考察团的确是如期而至,成员都是各部委的相关干部,研究完“右派”摘帽名单,很快就离开北大荒回北京。此事也就算平息了,接下来就是各怀祈盼,希望自己的帽子能够摘掉。

时隔40多年以后,我发现,那些难友的想法,并非是完全无稽。2006年2月28日《作家文摘》报上,刊载过一篇《因泄密,周恩来难以成行北大荒》的文章,作者是原农垦局无线电台台长刘桂彬,据这位当时年仅24岁的刘台长回忆,1958年秋天,周恩来和彭德怀的确想到北大荒,看望从朝鲜战场下来的10万转业官兵。他们电台曾向各农场拍发电报,要求垦区各农场全力以赴,做好迎接的准备及保卫工作。因电报是发往各军垦农场,铁道兵农垦局无线电台通讯队,按惯例动用那台150瓦电台,用发通播电报方式拍发,各农场在同一时间均已收到。紧接着有关周恩来来慰问的电报不断。得知周恩来来慰问的消息,全体官兵每天都热切盼望,可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仍然不见周恩来等人身影。刘桂彬回忆说:“一天,队长李占山召集我们开会,严肃地说:‘根据我国情报机关获悉,有关周总理计划来密山慰问一事,电报的内容已被日本、南朝鲜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窃听到了。为防止特务搞破坏活动,为了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央决定终止周总理等人北大荒之行计划……”

从偶尔读到的这篇回忆文章中看,尽管周恩来等人来北大荒时间,跟我们摘帽子时间不同,但是却可以从中看出,那些熟悉周恩来的难友,他们的推测和希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倘若周恩来果然能够成行,即使不看望全体北大荒“右派”,以他的为人处世态度和方法,总还会看望他熟悉的“右派”名人,以及跟随他多年被打成“右派”的部下。1958年因失密未能来成北大荒,1959年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属于后话了。

不过,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来,他们这一次的到来,果然给我们送来了福音——“右派”真的要摘帽子了。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给“右派”脱冠,在我们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分析,但是没有一个是分析对了的,真实背景跟建国10周年有关。在这一年连一些战犯都特赦了,对于“右派”总不能无所表示吧,何况大典特赦犯人是世界惯例。难友中有些搞美术的人,如我认识的部队画家张钦若、徐介诚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先期调走,据说就是到北京布置人民大会堂。

后来文件出来更进一步证实,的确跟建国10周年有关。毛泽东曾给刘少奇写过信,提出给“右派”摘帽子,给予宽大处理。这之后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期分批摘掉他们的帽子。”可能是谈“右”就怕的缘故,即使有这么一个文件在手,第一批摘掉帽子的“右派”,全国只有18165人,占官方统计的“右派”总数6·4%。

第一批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好像是在1959年的八九月份,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前夕。决定特赦一批战犯的同时,给一些“右派”摘掉政治帽子。这第一批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在当时都是属于表现比较好的,起码对“右派”问题有认识,来北大荒之后劳动也不错,像死不承认自己罪过的人,或者像我这样糊里糊涂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榜上有名的。就以我当时所在连队来说,首批被摘掉帽子的“右派”,有的原来就是著名人士,有的是参加工作多年的老革命,从社会影响和政治需要考虑,理所当然要先给他们脱冠。

确实如我们想望的那样,首批摘掉帽子的“右派”,很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的直接调回北京原单位安排工作,有的就地分配在黑龙江省工作,还有的到其他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比起我们来他们算是个“自由人”了,他们当然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就是对我们这些未摘帽子的人来说,总算有了盼头看到了一点希望。

跟我同连队的一个难友,这次摘了“右派”帽子,临近回北京之时,我问他感想如何,这位老兄非常坦率地说:“好像喝了五味酒,准确的味道,实在说不出来。”我想也是。这位老兄当年搞过地下工作,拼死拼活地跟国民党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些国民党大官成了革命者,他自己反倒被定为革命敌人,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儿。这次给“右派”摘帽子,又是跟特赦战犯一起,他心里能有好滋味儿吗?这实在是一笔政治上的糊涂账。谁想算得一清二楚,谁就会自找苦恼。

我当时年轻,在“反胡风运动”之前,一直被视为政治落后分子,对于政治上的左右确实分不清,因此绝不是什么自觉的“右派”。就是“右派”不再那么“臭”的后来,一些人说到当年的自己时,尽量往“右派”上挂,什么“漏网右派”,什么“中右”,什么差点被划成“右派”等等,我也是坦然地这样认为自己。“右派”绝不是什么桂冠,“右派”是苦难的标记。我真正比较“自觉”地成为“右派”,应该说是在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客观上逼着我非往这条路上走不可。因此,关于我的“右派”帽子,也就比有的人多些情况,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

“反右”运动后期,休完探亲假从天津回到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根据你这次的表现,部(交通部)里运动领导小组,决定给你戴上帽子。”我一听说给我戴帽子,真的不知是什么意思。过去参观天津监狱,看见过犯人的穿戴,以为要跟犯人一样,就赶忙询问:“不戴犯人帽子行不?”这位领导赶紧解释说:“我说的帽子是在政治上,把你定成‘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算明白,原来这是个政治概念,跟犯人的劳改背心、劳改帽不一样。戴上了“右派”帽子才知道,敢情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比千百座大山还沉重,这一压就是漫长而痛苦的22年。很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只要有人一念“你是‘右派’,老实点儿”的专政咒,我们立刻就没有了人的尊严。

以我的年龄和在北大荒的表现,1959年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我个人认为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领导上找我谈话,让我谈对错误的认识,我却怎么也认识不上去。领导听完以后说:“你要是还是这么认识,那就不好办了,你最好写份材料,谈谈劳动以来的体会认识,就把你的帽子摘了。”我当时就想:这顶“右派”帽子,就真的那么可怕吗?开始时并未怎么感觉到,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积极。这样一拖又是一年。1960年快离开北大荒时,根据上边指示,再给一部分“右派”摘帽,领导上又考虑到我,有些年长的难友就劝我说:“你不按组织上的要求办,人家就不给你摘帽子,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听从好心人的劝说,按照要求写了劳动改造汇报,这样才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后来以“摘帽右派”的身份,1961年又被发配到内蒙古,继续在野外工程队劳动改造。

1962年的春节,我从内蒙古回天津探亲,趁在北京换车的机会,看望一些朋友和亲戚,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上边有意给“右派”甄别。我听了以后开始心动。回到内蒙古就写了个“申请甄别材料”,交给我所在单位内蒙古邮电工程总队。内蒙古邮电工程总队领导人,是个非常爱护部下的人,他考虑政策不是很明朗,怕闹不好我再吃亏,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就没有往中央交通部转这份材料,而是放在了我的档案里。“文革”运动后期我的这份材料,被我所在单位造反派翻出,就成了我“右派翻案”证据,在对我实行专政时宣布,我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就是说想给我戴就给我戴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在55万“右派”中,恐怕也并不多见。好在这时我已经是个资深“右派”了,政治帽子就是一百顶放在头上,我也会不在乎地听其自然,真的有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功夫。

戴“右派”帽子——摘“右派”帽子——“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给“右派”改正。这“右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我都一样不拉地完整“享受”了。倘若问我对每个阶段的单独感受,我倒是觉得这最后叫“右派改正”,而不再提“右派”帽子,总是认为叫法有些欠妥,或者是叫做“定性不准”。因为按现在的说法理解,这不就是说,帽子还在头上戴着吗,只是把歪了的“改正”了而已。实在牵强。要是让我办这件事,我就叫给“右派分子”扔帽子,从戴帽子始,到扔帽子终,这就合乎事物逻辑了。因为说“平反”又怕伤害另一些人,说“扔帽子”不是大家都过得去了吗,还不至于产生逻辑性的误会。

    16、永远的荒原火车站

经过近三年的苦难劳役,我们这批中央机关的“右派”,带着布满身心的累累伤痕,终于要离开北大荒了。

回想在这里的日日夜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不仅没有“其乐无穷”的快感,而且有的人还断送了性命。倘若没有中苏哥儿俩反目,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的虎林地区,仍然是所谓的巩固的大后方,我们还得继续在这里“斗争”下去。拓荒种地倒好说,即使现在从生态保护角度看有点不妥,那时总还算是投身国家建设;可是让“右派”之间的争斗,这算是什么正经事情呢?只能给喜欢政治游戏的人,增加点新的感官刺激,使他们的业绩更“光辉”。而对于我们这些“二劳改”,这块祖国的宝地,很可能就是人生墓场。不管怎么说,这会儿终于要走啦,真不知该对它说些什么。

从灾难中解脱的欢欣,无疑是我们共同的感受,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有其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着特殊的想法。“帽子”没有摘的人考虑,回去怎么跟家人交代;摘了“帽子”的人考虑,回去怎么给安排工作;年老的人考虑,自己的“右派”问题,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年轻的人考虑,被划“右派”的经历,会不会断送未来前程。总之,人们怀着各自的不安与疑虑,告别这块辽阔的黑土地。

这块黑土地是美丽的,它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热爱;这块黑土地是苦难的,它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憎恨。如今真的就这么离开它了,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儿,还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管怎么说,在北大荒的开垦过程中,我们出过力流过血汗,自然也就有一定的感情,只是这感情比较复杂。

1958年,从北京来北大荒,记得是在密山下火车;这会儿,从北大荒回北京,我们要在密山上火车,在这荒原小站的一上一下,完全是一般旅客行为。这种事对于这个遥远的北方小站,实在再平常再普通不过了,就如同隆隆而过的火车,绝不会给它留下什么记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人,这荒原上的小火车站,却是艰难人生的驿站,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此刻我们在这里等待上车,许多人想起初来时的情景,不禁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它。

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从北京发配来的一批“右派”,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到达火车终点站密山。这座北方边陲的小火车站,在此之前曾经热闹过繁忙过,接待一批批复员转业军人。军人们从朝鲜战场撤下来,整师整团的建制不变,在这里改建成军垦农场,从事开荒和农副业生产。迎接他们到来的场面,我们这些人不曾看见过,后来听说相当庄严神圣。军人们发誓要把这块荒原变成米粮仓。其情其景都很感人,作为他们的同代人,我们非常敬佩他们。这批先期到达的军人,有的后来成了农场领导,负责管理监督我们这些“右派”。

关于这历史性的大垦荒,我想在这里顺便带上一句话。用现在的科学眼光来看当年的开垦,那简直是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为了一点暂时需要糊口的粮食,为了安置转业军人和“右派”,就对水草丰美的地方进行掠夺,到底是功是过也就一清二楚了。不然北大荒的美丽风光可成为又一个九寨沟。2004年《光明日报》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北大荒”重现原始风貌,保护区内有成群飞鸟和遍野绿色。报道中还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垦荒,使三江平原湿地面积从536公顷减少到113公顷,锐减了79%。经过近10年的保护,湿地面积大大改观。多年不见的荷花又在湿地湖泊里绽放,禽、鸟逐年增多,植被明显恢复。目前保护区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无疑是对过去那种错误做法的纠正。看到这则消息以后,让我们这些当年参预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在心情上总算稍释重负。当然,后人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以免再拿愚昧无知当光荣赞扬。

现在——1958年,我们这些“右派”来了,也在这个小火车站下车,可就是没有那种热闹氛围了。这批被送来劳改的“右派”,既有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又有进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既有喝过洋墨水的专家、教授、工程师,又有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文化人;既有刚度过蜜月的新郎官,又有妻离子散的中年汉子,这些人过去的身份、情况不同,此刻的心境却大体相似。从那一张张强颜欢笑的脸上,以及万般无奈的眼神里,隐隐约约地显露着某种疑惑和不安。

聚集在这个小火车站的人不少,却没有通常的喧哗和忙乱,人们怀着一种莫名的情绪,默默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如今——1960年,一晃近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会儿我们要走了,不管今后的日子多么艰难,离开这里总比久留要好,大家的心态也就不同于来时。说说笑笑的有之,打打逗逗的有之,喝酒行令的有之,互换地址的有之,这平日冷清的荒原火车站,此时要比两年多前我们来时热闹。记得有位上了些年纪的难友,面对着眼前的此情此景,意味深长地说:“人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兴奋,一种是对未来充满幻想,一种是对前途感到失望。”我们这伙儿人,属于哪一种,我实在琢磨不出来。

这位年长难友说的这番话,让我回想起两年多前刚来时,大家表现出来的沉闷和沉重。大概那时更多的人的思想,是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而此刻很有点不计好坏,过一天乐和一天再说的想法。这也就是说,经过近三年的劳改,有的人对未来还抱有幻想,有的人对前途则开始失望,总之,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人还是人。谁想用自己的意志强制别人都难以得逞。

这会儿给我们送行的人,比我们来时接站的人多了些,毕竟相处了近三年的时间,彼此有了一定的感情。而且给我们当头的那些军官,我们走了以后得重新分配工作,可是他们中有的人除了管人整人,再无别的什么维生本事,只得下地干农活儿,这是他们所最不希望的。有的管教人员曾说:“你们走了,我就得当农工了。”显得是那么无奈,那么不情愿。然而对于我们,只能说,“再见了,北大荒”;“再见了,850农场”;“再见了,荒原火车站”。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个我们曾经落魄过的地方。

推荐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