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投入父母的怀抱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了，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人生旅程就是个圆圈儿，在一个点上起步，无论走得多么遥远，最后还得回到这个点上。

    1960年的秋末冬初，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各怀不同的心情，踏上返回北京的火车。走的依然是来时的路线。这一来一去的相同路线，忽然让我想起“圆圈儿”论。尽管还没有到给生命画圈儿的时候，但是这来去的重复经历也在说明，人的命运就是个勾勾画画的过程。勾画好了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勾画得不好就是一张杂乱的废纸。当然，从每个人的愿望来说，只要渴望生命美好，谁也不想让自己一生无为。然而，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这样的愿望十有八九难以实现，因为命运绳子攥在别人的手里。

    跟我同一个车厢里的人，有的过去不在一起劳动，彼此之间只是刚刚认识。若是在过去，见是陌生人，谁也不敢多说话，生怕哪句话说不对，被人举报找倒霉。好在这一次都只是同路人，今后各奔东西再难相见，说话就不必担心那么多，一路上大家聊得还算轻松开心。起码不像来的时候那样拘谨。

     经过昼夜兼程的行驶，当列车抵达山海关火车站，正好是个清新的早晨。停车十几分钟，人们纷纷走下车来，在站台上随意活动。呼吸着关内柔和温馨的空气，遥望着气宇轩昂的关门匾额，我的心里翻腾着万千思绪。这历经沧桑的古老关隘，古往今来你见过多少人物，可是你可曾见过“右派”罪犯？我们从你这里出出进进两次，都是匆匆的悄悄的，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对于祖国和民族绝无愧疚。

    列车到达天津东站，告别了同路难友，我就先下了火车。算是真的到家了。

    两年多以前，去北大荒的时候火车匆匆而过，我只是站在车站出站口，远远地望了一眼这座熟悉的城市，那时心中涌动的是苦涩滋味儿；此时我从容地回来了，当迈进这座城市的大街，心里顿时觉得暖洋洋的。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这些年受的罪受的苦受的冤枉，实在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即使这座城市不能为我消释，至少会让我感到多少踏实些。因为这里的气息和氛围，毕竟是少年时就熟悉的，我闻着都觉得亲切、温暖。

    推开家里的木栅栏门，只见母亲正在扫院子。尽管母亲知道我将要回来，见到我时不应该意外，但是她还是愣了片刻，这才放下手中的笤帚，赶紧让我进到屋里。她说的第一句正经话就是：“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啦？模样都走了。”然后就是不住地抹眼泪，还不时地端详着我，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她刚才的发愣，大概就是惊诧我的变化。可是对于不谙政治的母亲，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如实地告诉她，一天只吃8两带皮的粮食，有不少年轻人饿死在野地里，你儿子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我总不能如实地告诉她，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苦重活儿，活干完了还要不停地互相批斗，让母亲再为过去了的事情伤心吧。

    看着母亲日渐变老的模样，以及她那尚未沉实的心境，作为不在她身边的长子，我只好跟母亲说假话：“临回家这几天，太高兴了，未睡好觉，人就瘦啦。”借以宽慰善良坚强的母亲。绝不能让她悬了几年的心再受揉搓。我知道，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可是她也不好再追问，只是仍然不住地打量我，仍然用手背不时地抹眼泪。由此我断定，在我被划为“右派”这些年，她还不定怎么思念和惦记我哪。作为一位普通的母亲，本来就够操心的了；作为“右派”的母亲，恐怕就不只是操心了。可见1957年这场人为的灾难，让多少善良的人受尽折磨。

    正喝着母亲给我泡的酽茶，娘儿俩说着别后以来的情况，这时父亲下班回来了。他比我走时明显地老了，瘦了，浓黑的头发间有了花白。父亲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像母亲那么好叨唠，就是他见到我的那一刻，也只是说一句“回来啦”，然后也就没有了话，独自在一旁不停地吸烟。从他吸烟忽长忽短相隔的时间上，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内心的痛苦，只是不像母亲那样坦率地说出罢了。作为他们的长子，在照料家庭上，未能替他们分担重负，反而给他们带来烦恼，我感到十分内疚。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在心里祈求父亲和母亲原谅。

    沉默了片刻，我问父亲：“什么时候见到我的电报的？”父亲说：“昨天就见到了。”接着他很严肃地说，“以后不要再拍电报了，免得你妈害怕。”害怕？！拍电报告诉回家，这有啥好害怕的？我疑惑地看着父亲。父亲告诉我：昨天电报局送电报时，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她正在院子里收拾东西，听到投递员喊：“5号（门牌号）电报。”母亲立刻腿就软了，愣了一会儿晕倒在墙边，幸亏，听到没有人应声，投递员推门进来，急忙喷水抢救母亲，母亲才从昏迷中苏醒。不然这次酿成大祸，我这一生都要悔恨，就是现在想起来仍然不安。

    母亲告诉我说，自打她知道我出了事（被打成“右派”），正在东北劳改，她就总是胡思乱想。有时夜里还做噩梦，被吓醒了才知是梦，白天只要谁说“右派”，她也会马上想到我。这次听到电报来，以为我出了更大的事，往最坏处想，她一下子就眼花头晕了。唉，真也难为了我可怜的母亲，我因为说几句真话罹难，自己受惩罚还不算，更要连累母亲跟着担忧。

      这次，是我头回给家里拍电报，竟然就碰到了这种事，都怪我自己没有个主意。其实我当初并未想到发电报，见别人都往家里拍电报，一位好心人劝我说：“你还不给家里拍个电报，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再说也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觉得有道理，就这样做了，不承想适得其反。实在不该。从这以后的多少年里，就是再有急事要事，我都未给家里拍过电报。给别人也很少拍电报。

     听过父亲讲述电报的事，我不禁怜爱地看了看母亲，她比三年前憔悴了许多，她额头那一道道的绉纹上，刻着深深的辛劳与惊吓。母亲本是个家庭妇女，根本不懂得政治，什么“左派”啦“右派”啦，她能记住这些名词，就算是很不错了，还能要求她别的什么呢？可是她还是得跟着我经受惊吓和折磨，谁让她是“右派”儿子的母亲呢？我觉得像母亲这样没文化的人，比有文化的人心中更痛苦，因为她自己分不出政治上的是非，只任凭别人说好说坏，而她自己又不见得能接受“右派”——起码对我、她的儿子——是坏人的说法。

     临近傍晚时分，弟弟妹妹们都回来了，见到我都很高兴，只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正在学校读书，有的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些政治上的事情，当然要听学校或单位的，对我这个“右派”哥哥，自然会有一种矛盾心理。说不定还有点埋怨呢。这我完全能够理解。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思想和感情常常会在组织说教和自己观察两者间，来回地徘徊和十分矛盾中，最后往往不得不相信组织。于是我就主动跟他们搭讪，问问这个学习，问问那个工作，以便消除政治造成的陌生感。后来听说有的“右派”难友，弟弟在入党升官时受到影响，一回到家里就被弟弟赶出家门，从此兄弟之间也就反目成仇。幸亏我的弟弟妹妹们年纪都不大，他们还没有拒绝我这个“右派”哥哥。

     就这样，在真真假假的糊涂中，全家人总算是团聚了。最高兴的当属母亲，一边忙着做饭一边说话，几年来的忧虑和烦恼，顿时从她身上消失。到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揭开热气腾腾的锅，端上她精心做的饭菜。我一看，嗬，什么红烧排骨、清蒸鸡块、红烧鱼、炒豆腐，炒香干芹菜，等等，等等。在困难时期能有这样的饭菜，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大口福，别说是我这个刚流放回来的饿汉了，就是弟弟妹妹们也惊喜异常。父亲指着一桌子饭菜对我说：“听说你要回来，你妈特意借了些肉票、副食票，说你在外边吃不到什么。”这时母亲就搭茬说：“他大哥（指我）一进家，我吓了一跳，原来白白嫩嫩的人，这会儿又黑又瘦，简直是两个人啦。这些年不知咋受罪哪。”说着说着母亲又抹起了眼泪。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古话，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和体会到，而我的母亲还不只是担忧，更有着对儿子命运的惊吓。

    吃饭时，母亲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菜，生怕我吃不好吃不饱，恨不得把我亏空多年的油水，在这一顿饭里全部都填补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顿饭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饱最好的饭，这以前在北京的许多年里，不管吃过怎样的美味佳肴，都没有这顿饭的记忆深刻。这是在北大荒流放两年多来，我投入母亲怀抱以后，跟全家人吃的第一顿饭，而且是在全国大饥饿年代。所以这会儿一听到有人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顿饭和怀念母亲。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母爱最圣洁，母爱最无私，遭受过苦难的人体会得更真切。

    18、住在家里的日子

     过去由火车托运行李，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几乎是人到行李就到。那会儿少说也得五六天，到未到还得自己去车站问，行李员不耐烦了还要呲你。我从东北托运的行李，途中要经过两次中转，抵达天津火车站时，比我迟到了四五天。弟弟们帮我从车站取回来，在院子里摊开晾晒时，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衣物，母亲又是不住地抹眼泪。

     这时我仔细地一瞅这些东西，可不是，别说是母亲了，连我这个过来人，都觉得实在看不下去。烟熏火燎的衣被，潮湿发霉的书报，在太阳底下一曝晒，悠悠地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儿。这是北大荒“右派”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是一个被劳改的人的苦难见证，母亲看到这些当然会想象当时的情景，怎么能不为她儿子所受的罪难过呢？

     在这些破烂衣物当中，有床蓝地红花的被子，格外引起母亲的关注。这床被子是母亲给我做的，几年前从天津带到北京，又从北京带到北大荒，这会儿又从北大荒带回来，可是原来亮丽的模样完全没了。在一次炕火引起的火灾中，这床被子被烧破好几个洞，我就用几条带花的手绢补上，那针脚足有一寸长，线色有的白有的黑，简直就是一幅旧时百衲图。母亲一边翻看着一边流泪。我无法知道她此时在想什么，只能从她凝重的表情上猜测，她大概在为儿子的命运感叹。

     看着母亲难过的样子，我有点儿后悔。如果我不把这床被带到北大荒，或者我不把这床被带回天津来，母亲就见不到这床缝满她爱意的被子，恐怕她也就不会如此地伤心难过。其实在离开北大荒的时候，我真的曾想把它们通通扔掉，回到北京工作再置办新的。一位年长的难友知道后，特意来提醒我说：“年轻人，你太心急了吧？事情别老往好处想，万一要是再让你继续劳动，这些东西，有的还会用得着啊。”听了他的话，我就没有扔。后来一宣布分配名单，果真让这位难友说中，我被发配到内蒙古。到了内蒙古真的又继续劳动，而且是在野外工程队，这些东西又都派上了用场，只是大都被母亲重新洗补过。本来母亲想给我购置一套新的，因为家里布票和钱都不富裕，就不得不再让母亲为我劳累。

     回到家里这些天，让母亲最操心的事，就是我虚弱的身体。可是这时正是全民挨饿的年月，别说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就是有钱也难买到东西，吃用全都得凭票证供应。母亲除了积攒家里的票证，还不时地找邻居借一些，然后再起早贪黑排队去买，什么排骨、猪肉、粉条、面酱、海带……总之，凡是能够入口的东西，母亲都一样一样往家里买，回来还要一样一样地收拾做好。其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却全然不去理会，只要看到我大口大口地吃，她就觉得很心满意足了，脸上马上就会绽出微笑。

     经过母亲这样的精心照料，还别说，我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脸面丰满并显出红扑扑的光泽。这时的母亲比谁都高兴。只要邻居们说：“你们家老大（指我），这会儿的面目，比刚来时好多了。”母亲就像受表扬的小学生，为自己“作业”得高分，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我从北大荒回来这些天，母亲只顾关照我的身体，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没问。父亲跟我聊天时也是说些别的，同样不曾问过我今后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好像摘了“右派”帽子回来就没事了。即使不能再回北京原单位，至少也会调到天津工作，总不能再给什么惩罚吧。好容易让父母高兴了几天，我怕给他们心里再添堵，要调内蒙古的事就没有急忙说。

      眼看着走的时间就快到了，有天跟父亲聊天儿时，我就顺便告诉给他，恰巧让母亲给听到了，她的一颗心立刻又悬起来。从此有好多天，她都闷闷不悦地叨咕：“这是啥事啊，刚从东北回来，又要去内蒙古，那不是更远了吗？到底犯啥罪啦，这么不依不饶地害人哪。”我只好给母亲解释说：“内蒙古不远，比东北还近。这次去内蒙古，不是劳动，是坐机关。还可以经常回来。”以此来解脱母亲心中的疑虑。

     到了内蒙古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话，除了“比东北还近”这一句是真的，别的都是自欺欺人的假话。我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不仅没有让我蹲机关，而且是放到了野外工程队劳动，可以说是北大荒劳动的接续，只是形式上比在北大荒“自由”点。仅此而已。因为我那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又存在着某些天真的想法，就想当然地编造了那些话，用来安抚母亲和宽慰自己。

     我从十几岁离家在外，还很少有想家恋家的时候，这次可能是因为“右派”问题，真正地尝到了人间的冷暖恶善，觉得唯有在父母的怀抱里，活得才踏实、安逸、真实、自在，所以对家显得越发地留恋。距离要走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我的不安和烦躁就一天天加剧，心中不时地涌动着莫名的惆怅。最后终于到了不走不行的时候，动身前一天晚上，看母亲给我准备路上的吃食，她那满脸忧伤沉闷的表情，如同一块石头压着我的心，我的眼泪不禁潸潸流下来。

     这时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我到北大荒的第二年，饿得实在无着无落，农场允许寄吃食时，我给父亲写信要东西，家里只给我寄了一饭盒炒面，跟别人寄的东西比较，我觉得又少又不太好，心里还曾经埋怨过父母。看到眼前母亲准备东西的情景，现在想起来实在羞愧难当。相信那时母亲跟现在一样，几乎倾其家中所有的食品寄给我，而我却不能理解母亲的心意。越想这些越内疚，心绪就越不平静，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母亲赶紧问我：“哪儿不舒服了，是不是生病啦？”这时我真想跪倒在地，给母亲磕头谢罪，恳求她宽恕我的误解和不孝。

     再不想走也得走啦。我自己跟难友说要打前站，哪能食言呢？走的时候，哭泣的母亲，沉默的父亲，就像两座铜浇铁铸的雕像，耸立在我情绪乱如野草的心园。时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见，什么时候一想起来，我的心头就会发紧发酸。这时是1961年的年初，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刚过，迎着塞外初春刺骨的寒风，我独自一人“走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