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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的流放岁月(17、18)

  17、投入父母的怀抱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了,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人生旅程就是个圆圈儿,在一个点上起步,无论走得多么遥远,最后还得回到这个点上。

1960年的秋末冬初,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各怀不同的心情,踏上返回北京的火车。走的依然是来时的路线。这一来一去的相同路线,忽然让我想起“圆圈儿”论。尽管还没有到给生命画圈儿的时候,但是这来去的重复经历也在说明,人的命运就是个勾勾画画的过程。勾画好了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勾画得不好就是一张杂乱的废纸。当然,从每个人的愿望来说,只要渴望生命美好,谁也不想让自己一生无为。然而,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这样的愿望十有八九难以实现,因为命运绳子攥在别人的手里。

跟我同一个车厢里的人,有的过去不在一起劳动,彼此之间只是刚刚认识。若是在过去,见是陌生人,谁也不敢多说话,生怕哪句话说不对,被人举报找倒霉。好在这一次都只是同路人,今后各奔东西再难相见,说话就不必担心那么多,一路上大家聊得还算轻松开心。起码不像来的时候那样拘谨。

经过昼夜兼程的行驶,当列车抵达山海关火车站,正好是个清新的早晨。停车十几分钟,人们纷纷走下车来,在站台上随意活动。呼吸着关内柔和温馨的空气,遥望着气宇轩昂的关门匾额,我的心里翻腾着万千思绪。这历经沧桑的古老关隘,古往今来你见过多少人物,可是你可曾见过“右派”罪犯?我们从你这里出出进进两次,都是匆匆的悄悄的,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对于祖国和民族绝无愧疚。

列车到达天津东站,告别了同路难友,我就先下了火车。算是真的到家了。

两年多以前,去北大荒的时候火车匆匆而过,我只是站在车站出站口,远远地望了一眼这座熟悉的城市,那时心中涌动的是苦涩滋味儿;此时我从容地回来了,当迈进这座城市的大街,心里顿时觉得暖洋洋的。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这些年受的罪受的苦受的冤枉,实在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即使这座城市不能为我消释,至少会让我感到多少踏实些。因为这里的气息和氛围,毕竟是少年时就熟悉的,我闻着都觉得亲切、温暖。

推开家里的木栅栏门,只见母亲正在扫院子。尽管母亲知道我将要回来,见到我时不应该意外,但是她还是愣了片刻,这才放下手中的笤帚,赶紧让我进到屋里。她说的第一句正经话就是:“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啦?模样都走了。”然后就是不住地抹眼泪,还不时地端详着我,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她刚才的发愣,大概就是惊诧我的变化。可是对于不谙政治的母亲,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如实地告诉她,一天只吃8两带皮的粮食,有不少年轻人饿死在野地里,你儿子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我总不能如实地告诉她,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苦重活儿,活干完了还要不停地互相批斗,让母亲再为过去了的事情伤心吧。

看着母亲日渐变老的模样,以及她那尚未沉实的心境,作为不在她身边的长子,我只好跟母亲说假话:“临回家这几天,太高兴了,未睡好觉,人就瘦啦。”借以宽慰善良坚强的母亲。绝不能让她悬了几年的心再受揉搓。我知道,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可是她也不好再追问,只是仍然不住地打量我,仍然用手背不时地抹眼泪。由此我断定,在我被划为“右派”这些年,她还不定怎么思念和惦记我哪。作为一位普通的母亲,本来就够操心的了;作为“右派”的母亲,恐怕就不只是操心了。可见1957年这场人为的灾难,让多少善良的人受尽折磨。

正喝着母亲给我泡的酽茶,娘儿俩说着别后以来的情况,这时父亲下班回来了。他比我走时明显地老了,瘦了,浓黑的头发间有了花白。父亲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像母亲那么好叨唠,就是他见到我的那一刻,也只是说一句“回来啦”,然后也就没有了话,独自在一旁不停地吸烟。从他吸烟忽长忽短相隔的时间上,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内心的痛苦,只是不像母亲那样坦率地说出罢了。作为他们的长子,在照料家庭上,未能替他们分担重负,反而给他们带来烦恼,我感到十分内疚。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在心里祈求父亲和母亲原谅。

沉默了片刻,我问父亲:“什么时候见到我的电报的?”父亲说:“昨天就见到了。”接着他很严肃地说,“以后不要再拍电报了,免得你妈害怕。”害怕?!拍电报告诉回家,这有啥好害怕的?我疑惑地看着父亲。父亲告诉我:昨天电报局送电报时,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她正在院子里收拾东西,听到投递员喊:“5号(门牌号)电报。”母亲立刻腿就软了,愣了一会儿晕倒在墙边,幸亏,听到没有人应声,投递员推门进来,急忙喷水抢救母亲,母亲才从昏迷中苏醒。不然这次酿成大祸,我这一生都要悔恨,就是现在想起来仍然不安。

母亲告诉我说,自打她知道我出了事(被打成“右派”),正在东北劳改,她就总是胡思乱想。有时夜里还做噩梦,被吓醒了才知是梦,白天只要谁说“右派”,她也会马上想到我。这次听到电报来,以为我出了更大的事,往最坏处想,她一下子就眼花头晕了。唉,真也难为了我可怜的母亲,我因为说几句真话罹难,自己受惩罚还不算,更要连累母亲跟着担忧。

这次,是我头回给家里拍电报,竟然就碰到了这种事,都怪我自己没有个主意。其实我当初并未想到发电报,见别人都往家里拍电报,一位好心人劝我说:“你还不给家里拍个电报,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再说也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觉得有道理,就这样做了,不承想适得其反。实在不该。从这以后的多少年里,就是再有急事要事,我都未给家里拍过电报。给别人也很少拍电报。

听过父亲讲述电报的事,我不禁怜爱地看了看母亲,她比三年前憔悴了许多,她额头那一道道的绉纹上,刻着深深的辛劳与惊吓。母亲本是个家庭妇女,根本不懂得政治,什么“左派”啦“右派”啦,她能记住这些名词,就算是很不错了,还能要求她别的什么呢?可是她还是得跟着我经受惊吓和折磨,谁让她是“右派”儿子的母亲呢?我觉得像母亲这样没文化的人,比有文化的人心中更痛苦,因为她自己分不出政治上的是非,只任凭别人说好说坏,而她自己又不见得能接受“右派”——起码对我、她的儿子——是坏人的说法。

临近傍晚时分,弟弟妹妹们都回来了,见到我都很高兴,只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有的正在学校读书,有的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些政治上的事情,当然要听学校或单位的,对我这个“右派”哥哥,自然会有一种矛盾心理。说不定还有点埋怨呢。这我完全能够理解。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思想和感情常常会在组织说教和自己观察两者间,来回地徘徊和十分矛盾中,最后往往不得不相信组织。于是我就主动跟他们搭讪,问问这个学习,问问那个工作,以便消除政治造成的陌生感。后来听说有的“右派”难友,弟弟在入党升官时受到影响,一回到家里就被弟弟赶出家门,从此兄弟之间也就反目成仇。幸亏我的弟弟妹妹们年纪都不大,他们还没有拒绝我这个“右派”哥哥。

就这样,在真真假假的糊涂中,全家人总算是团聚了。最高兴的当属母亲,一边忙着做饭一边说话,几年来的忧虑和烦恼,顿时从她身上消失。到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揭开热气腾腾的锅,端上她精心做的饭菜。我一看,嗬,什么红烧排骨、清蒸鸡块、红烧鱼、炒豆腐,炒香干芹菜,等等,等等。在困难时期能有这样的饭菜,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大口福,别说是我这个刚流放回来的饿汉了,就是弟弟妹妹们也惊喜异常。父亲指着一桌子饭菜对我说:“听说你要回来,你妈特意借了些肉票、副食票,说你在外边吃不到什么。”这时母亲就搭茬说:“他大哥(指我)一进家,我吓了一跳,原来白白嫩嫩的人,这会儿又黑又瘦,简直是两个人啦。这些年不知咋受罪哪。”说着说着母亲又抹起了眼泪。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古话,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和体会到,而我的母亲还不只是担忧,更有着对儿子命运的惊吓。

吃饭时,母亲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菜,生怕我吃不好吃不饱,恨不得把我亏空多年的油水,在这一顿饭里全部都填补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顿饭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饱最好的饭,这以前在北京的许多年里,不管吃过怎样的美味佳肴,都没有这顿饭的记忆深刻。这是在北大荒流放两年多来,我投入母亲怀抱以后,跟全家人吃的第一顿饭,而且是在全国大饥饿年代。所以这会儿一听到有人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顿饭和怀念母亲。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母爱最圣洁,母爱最无私,遭受过苦难的人体会得更真切。

    18、住在家里的日子

过去由火车托运行李,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几乎是人到行李就到。那会儿少说也得五六天,到未到还得自己去车站问,行李员不耐烦了还要呲你。我从东北托运的行李,途中要经过两次中转,抵达天津火车站时,比我迟到了四五天。弟弟们帮我从车站取回来,在院子里摊开晾晒时,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衣物,母亲又是不住地抹眼泪。

这时我仔细地一瞅这些东西,可不是,别说是母亲了,连我这个过来人,都觉得实在看不下去。烟熏火燎的衣被,潮湿发霉的书报,在太阳底下一曝晒,悠悠地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儿。这是北大荒“右派”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是一个被劳改的人的苦难见证,母亲看到这些当然会想象当时的情景,怎么能不为她儿子所受的罪难过呢?

在这些破烂衣物当中,有床蓝地红花的被子,格外引起母亲的关注。这床被子是母亲给我做的,几年前从天津带到北京,又从北京带到北大荒,这会儿又从北大荒带回来,可是原来亮丽的模样完全没了。在一次炕火引起的火灾中,这床被子被烧破好几个洞,我就用几条带花的手绢补上,那针脚足有一寸长,线色有的白有的黑,简直就是一幅旧时百衲图。母亲一边翻看着一边流泪。我无法知道她此时在想什么,只能从她凝重的表情上猜测,她大概在为儿子的命运感叹。

看着母亲难过的样子,我有点儿后悔。如果我不把这床被带到北大荒,或者我不把这床被带回天津来,母亲就见不到这床缝满她爱意的被子,恐怕她也就不会如此地伤心难过。其实在离开北大荒的时候,我真的曾想把它们通通扔掉,回到北京工作再置办新的。一位年长的难友知道后,特意来提醒我说:“年轻人,你太心急了吧?事情别老往好处想,万一要是再让你继续劳动,这些东西,有的还会用得着啊。”听了他的话,我就没有扔。后来一宣布分配名单,果真让这位难友说中,我被发配到内蒙古。到了内蒙古真的又继续劳动,而且是在野外工程队,这些东西又都派上了用场,只是大都被母亲重新洗补过。本来母亲想给我购置一套新的,因为家里布票和钱都不富裕,就不得不再让母亲为我劳累。

回到家里这些天,让母亲最操心的事,就是我虚弱的身体。可是这时正是全民挨饿的年月,别说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就是有钱也难买到东西,吃用全都得凭票证供应。母亲除了积攒家里的票证,还不时地找邻居借一些,然后再起早贪黑排队去买,什么排骨、猪肉、粉条、面酱、海带……总之,凡是能够入口的东西,母亲都一样一样往家里买,回来还要一样一样地收拾做好。其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却全然不去理会,只要看到我大口大口地吃,她就觉得很心满意足了,脸上马上就会绽出微笑。

经过母亲这样的精心照料,还别说,我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脸面丰满并显出红扑扑的光泽。这时的母亲比谁都高兴。只要邻居们说:“你们家老大(指我),这会儿的面目,比刚来时好多了。”母亲就像受表扬的小学生,为自己“作业”得高分,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我从北大荒回来这些天,母亲只顾关照我的身体,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没问。父亲跟我聊天时也是说些别的,同样不曾问过我今后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好像摘了“右派”帽子回来就没事了。即使不能再回北京原单位,至少也会调到天津工作,总不能再给什么惩罚吧。好容易让父母高兴了几天,我怕给他们心里再添堵,要调内蒙古的事就没有急忙说。

眼看着走的时间就快到了,有天跟父亲聊天儿时,我就顺便告诉给他,恰巧让母亲给听到了,她的一颗心立刻又悬起来。从此有好多天,她都闷闷不悦地叨咕:“这是啥事啊,刚从东北回来,又要去内蒙古,那不是更远了吗?到底犯啥罪啦,这么不依不饶地害人哪。”我只好给母亲解释说:“内蒙古不远,比东北还近。这次去内蒙古,不是劳动,是坐机关。还可以经常回来。”以此来解脱母亲心中的疑虑。

到了内蒙古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话,除了“比东北还近”这一句是真的,别的都是自欺欺人的假话。我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不仅没有让我蹲机关,而且是放到了野外工程队劳动,可以说是北大荒劳动的接续,只是形式上比在北大荒“自由”点。仅此而已。因为我那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又存在着某些天真的想法,就想当然地编造了那些话,用来安抚母亲和宽慰自己。

我从十几岁离家在外,还很少有想家恋家的时候,这次可能是因为“右派”问题,真正地尝到了人间的冷暖恶善,觉得唯有在父母的怀抱里,活得才踏实、安逸、真实、自在,所以对家显得越发地留恋。距离要走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我的不安和烦躁就一天天加剧,心中不时地涌动着莫名的惆怅。最后终于到了不走不行的时候,动身前一天晚上,看母亲给我准备路上的吃食,她那满脸忧伤沉闷的表情,如同一块石头压着我的心,我的眼泪不禁潸潸流下来。

这时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我到北大荒的第二年,饿得实在无着无落,农场允许寄吃食时,我给父亲写信要东西,家里只给我寄了一饭盒炒面,跟别人寄的东西比较,我觉得又少又不太好,心里还曾经埋怨过父母。看到眼前母亲准备东西的情景,现在想起来实在羞愧难当。相信那时母亲跟现在一样,几乎倾其家中所有的食品寄给我,而我却不能理解母亲的心意。越想这些越内疚,心绪就越不平静,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母亲赶紧问我:“哪儿不舒服了,是不是生病啦?”这时我真想跪倒在地,给母亲磕头谢罪,恳求她宽恕我的误解和不孝。

再不想走也得走啦。我自己跟难友说要打前站,哪能食言呢?走的时候,哭泣的母亲,沉默的父亲,就像两座铜浇铁铸的雕像,耸立在我情绪乱如野草的心园。时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见,什么时候一想起来,我的心头就会发紧发酸。这时是1961年的年初,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刚过,迎着塞外初春刺骨的寒风,我独自一人“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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