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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前辈的文学“中国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和国人都非常高兴,广大文学爱好者像过大年似的,在网上连连评说莫言,对莫言表示由衷地祝贺。我去年到台湾参加世界华人文学大会,亲见与会华人作家为此欢欣鼓舞的情景,暇时逛下榻饭店附近数家书店,出售的莫言作品集都加有祝贺腰条,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有的与会华人作家,还满怀信心地预测,下一位获此奖项的大陆作家,可能是某一位或某几位,对于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有着真诚的期待和信心。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感动。

关于莫言获奖的原因,以及莫言创作的得失,有多位评论家论述,终归都成了历史,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莫言热”过去以后,文学出版界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这个话题,我倒想说一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莫言获奖也只是莫言自己的事,对整个华文文学没有推动作用,那就未免有点遗憾和可惜了。

莫言获奖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多年以来,我国读者熟悉外国文学、国外读者却不熟悉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完全不对衬的格局,让国外读者开始注意起中国文学。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造成不平衡格局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那么,我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举国家之力,有多少译成外文呢?我手头没有现成数字。据马悦然讲,仅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74%是从英文版图书翻译的。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这就是说,我国文学作品直接被译成瑞典文的,仅占这1%中的零点几,相信翻译成其它语种的也不会多。这同我们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相比,悬殊和反差是多么大呵。

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学者,别以为只有马悦然等国外汉学家,据我所知,早在30多年前,我国已故文学前辈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就已经积极倡导并开始操作,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事宜。莫言这次获得世界文学大奖,他们若地下有知一定含笑九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感到欣慰。

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光未然),文学翻译家陈冰夷,都曾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并亲自组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专门从事介绍、翻译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翻译家杨宪益,不仅和他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诸如《红楼梦》、《牡丹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唐宋诗歌散文选》、《鲁迅全集》等百余种汉语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成立专门中译外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积极倡导者。

熟悉中国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依然没有忘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苏联·屠格涅夫著)、《草原集》(苏联·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一个卖鱼者的生涯》(意大利·凡宰特著)、《薇娜》(波兰·廖.抗夫著)、《狱中记》(美国·柏克曼著)等国外文学名著,影响了几代我国读者,滋养了当时大批青年作家。

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多位领导,除依据传统做好中国作家协会事务,为促进中国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他们还做了这样几件开拓性的工作:一是设立各个文学门类的全国性的评奖;二是组建作家出版社;三是创办《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家》杂志,做这些事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集结作家队伍,提高创作水平,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让中国文学尽快走向世界。

作家出版社最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1980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划归中国作家协会正式组建新社。就是在组建作家出版社同时,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倡导,成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做为作家出版社副牌,向世界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足见这三位文学前辈的远见卓识。

当时国家已有外文出版机构。据说,这个建议报到中宣部以后,曾经遇到一些外来的阻力,理由是“不可有两个渠道”对外介绍中国文学。最后报送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胡耀邦批示:“我看两个渠道未必不可”(大意),最终在胡耀邦的鼎力支持下,这三位文学老人的倡议得已实现。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家出版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机构设置,从名称到经营管理模式,完全跟世界出版界对接,国家只批准社号不投入资金,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和情况,这个出版机构还未正式出版图书,就因经营不善宣布破产寻求转让。就是在这种艰难境遇下,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唐达成、鲍昌,找从维熙和我研究如何处置此事。如果作家出版社想留这个副牌,就负责偿还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债务,如果转让牌号得到的转让金,既可偿还欠下的债务还有节余。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初步认为,出版社牌号比金钱更宝贵,保留下这个新型出版机构的牌号,会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从维熙和我表示同意,偿还债务保留社号,继续用这个出版机构,向世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时,从维熙是党组成员兼任作家出版社一把手,我做为他的主要助手主持作家出版社日常工作,党组便决定把我抽出来接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我于1988年接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以后,立即着手积极筹措资金,力求尽快出版外文中国文学作品。为探寻与国外合作的途径,我们策划出版了《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目的是想先让国外了解中国作家。此书出版后效果相当好,法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驻华大使馆,先后举行招待会酒会祝贺丛书出版,众多在京著名作家、翻译家应邀出席。有的国家大使馆文化参赞,还设家宴邀请我们,研究两国如何进行文学合作交流。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一次,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题研讨会,邀请100多位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席,还特意邀请多位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参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名声,从此被国外一些出版机构认知,当年企鹅出版公司就与我们联系,拟共同出版大型画册《敦煌》。还有多家欧美出版公司表示合作意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财力有了基础,我们就着手策划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经过多次考察研究论证,邀请军旅文学评论家陆文虎,选编了一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请老翻译家胡志挥主持翻译成英文出版,想借此书向世界先行“投石问路”。入选此书的作品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王愿坚的《党费》、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战壕》、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射天狼》。这第一本中译英图书出版后,我们拿给张光年等三位文学前辈看,他们颇感欣慰并给予鼓励,认为开局不错方向对头,希望照此路子继续往下走。

这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收入的莫言成名小说《红高粱》,即使不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起码是最早由我国自己组织翻译的作品。因此,得知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老翻译家胡志挥特别高兴,我见他有文章回忆当时情景,说:“除了《红高粱》外,(其它作品)均很快落实了英译人选。有个外国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课,便介绍一位在北大教英语的外籍女教师(翻译《红高粱》),她读了(《红高粱》)原文表示说:作品写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达上均有很大困难,便推荐我去邀请大卫·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次子迈克承担(翻译)。迈克看完原文后,也说“心有余力不足”。接着,我又去找朱世达(文学翻译家),他说:自己刚调至中国社科院当研究员,实在无法效劳,便极力向我推荐了两位新华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实,经他们组长的推荐,我已约他们俩合译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回家仔细审读他们俩已上交的译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门去跟他们商量(翻译《红高粱》)。他们阅读《红高粱》原文后表示:时间倒不成问题,但因有些情节不太熟悉,在英文表达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我表示:凡遇到没有把握的,只管留着,最后由我与英国专家审稿时统一解决。在我的恳请下,他们俩终于接受了翻译《红高粱》的繁重任务。”翻译家胡成挥的回忆文章,对于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了解莫言作品翻译情况,我觉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组织众多编辑家、翻译家,打算再编译几位作家作品时,在1989年报刊社整顿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却被撤销,勒令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我国文学出版界这个新生儿,刚刚学会迈步走路就夭折。我再次见到张光年、陈冰夷,跟这两位文学老人说起此事,他们无不为之叹息连说:“可惜,可惜”。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吊销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马锋,让我汇报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情况,我把沿革过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后,他以探询的口气跟我说:“机构怕是保不住了,留下的人,你看还能做点什么呢?”我建议换牌子做原来的事,成立个“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继续做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实现三位文学前辈的心愿。马锋认为这个意见可行,让我拿个具体方案,交由中国作协党组研究决定。我把组建“中国文学编译中心”方案,交上去没几天,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找我和艾克拜尔·米基堤、张曰凯谈话,郑重传达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同意在原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基础上,成立“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由我们三人分别任正副主任,并希望早日开展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工作。

艾克拜尔·米基堤当时在创联部工作,得办理调离移交手续才能过来,张曰凯原在的《小说选刊》此时也已经停办,党组领导谈话后他很快就来上班。正在我们重整旗鼓准备再干时,玛拉沁夫找我,告知上级主管单位部门负责人,在未向领导汇报情况下,就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学编译中心”。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三位文学老人,依靠自己力量,实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自此彻底成了泡影,再无法挽回而成为文学界的遗憾。

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这件事情,我以为,三位文学老人的美好愿望和设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精神。他们的文学“出国梦”,他们的超前意识和举措,他们对文学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实在值得文学后来者尊敬、学习,有志者更应该继续他们的事业。

这三位文学前辈倡导的文学作品中译外,最初提出设想并付诸实现的1980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早了整整32年;组建“中国文学编译中心”被否定的1989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早了整整23年。这就是说,在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在打破文学翻译介绍不对衬格局方面,在让世界读者认识中国文学方面,不见得是经意的,却被忽视和被怠慢了二、三十年宝贵时光。实在可惜。

诚然,机会已失,时不再来。我做为当事人和亲历者,如今也已经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把了解的情况写出来,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实现文化(文学)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当今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翻译家和领导者,在向世界介绍翻译中国文学方面,多做些有益国家和文学的实际事情。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责无旁贷。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既要靠国外汉学家,更要靠我们自己。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外语人才,比之二、三十年前,都更有基础和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完全有这个可能。我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提供的大量创作素材,让当代中青年作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尤其令人欣慰和兴奋的是,现在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熟悉借鉴,都展现出全新的风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介绍和翻译上更为容易。

总之,在这个机遇和条件具备的年代,实现文学的自觉、自信、自强,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事逢其时人逢其事,我们万万不可再轻易放过。这样,莫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才不至于像过年鞭炮一样,噼噼啪啪响过一阵子,就归于平静成为历史佳话。

201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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