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戴帽这类事情，纯属个人行为，穿什么戴什么，怎么穿怎么戴，按理说，别人不该说长道短，说了道了也没用，只要自己觉得自在就行。

　　　　　　　　

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尽然，有时穿戴不当，或者不合时宜，被人笑话不说，说不定还会招来麻烦。过去我很少这么想。真正意识到穿衣的重要，还是在几年前，这得感谢歌词作家晓光。　　　　　

我曾经供职的《小说选刊》杂志社，当时跟中国文联在同一栋楼办公，中国文联的人有的都跟我比较熟。《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词作家晓光，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之前，在中国文联任领导职务，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有次他从楼上走下来，忽然想起如厕，却未带下外衣，正是大冷的冬天，他便披起我的棉袄去方便。他从厕所回来跟我说：“我穿上你的棉袄，人家说是像收破烂的，你是不是该换换装啦。”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晓光是著名作家、文联的领导，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曾戏称他是“电视明星”。这次以为他在开我的玩笑，心想，你别糟蹋我了，我再不像你那样讲究穿戴，总还不至于混得这么惨吧。不过他放下我的棉袄走后，我还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这一看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黑糊糊的两只袖子，好像是刚刚抱过煤炭；前襟还有饭渍油痕，比掌勺师傅的工作衣还“花”。这时我才不禁责备起自己来：我的邋遢，真的上了档次了，难怪人家……

这时，有两件关于穿衣的往事，忽然盘旋在我的脑海。这两件往事发生的当时，弄得我心里很不愉快，我自己把这戏称“穿衣的闹剧”。　　　　　　　　　　

这头一出“穿衣的闹剧”，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北京饭店。当时我还是个20几岁的年轻人，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收入不高，穿着随便，跟自己的身份颇不相称。有次去北京饭店开会，散会以后走出大门，一位相熟的轿车干部，让我搭他的车走，等他上了车，我正走近车时，竟被警卫给拦住了。后经这位干部说明，警卫才让我上车，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这位干部认为原因是我穿的不怎么样。这之后我一气之下，用稿费买了一条料子裤子，装扮了自己的下半截，多少改变了点“社会形象”。

这第二出“穿衣的闹剧”，发生在二十几年前的城市饭店。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去看望一位香港来客，这家饭店距我家很近，没有更换整洁点的衣裳，穿着旧布衬衫就去赴约。守门的警卫见我穿着如此寒酸，立刻绷紧了头脑里的那根弦，盯着我上电梯又走过来盘问，弄得我一时非常尴尬。我不得不面带嗔怒地给了他几句，他才不好意思地悄悄走开，不过我的心里却感到很别扭。跟朋友说了这件事，他笑笑说：“你这身打扮是差点劲儿”。从此只要是去这些地方，不管多么匆忙，我都要换件像样的衣服。

可是，这两件因穿衣随便引起不悦的事情，在发生的当时，我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任何不是，认为完全是对方有意以衣帽取人所致。在事情过去多日之后，《中华英才》杂志来向我约稿，让我谈谈生活的感悟，我便写了篇《布衣的遭遇》的散文。在讲述这两件事情的同时，我还谈了自己对穿衣的看法，即，穿衣还是随意自在好。　　　　　

说句实在话，以衣以貌取人这类事，在社会的交往中确实存在，造成我不愉快的这两件往事，同样不排除这个原因。但是今天冷静地想一想，从主观上找找原因，又何尝没有自己的不是呢？倘若在衣着上多少讲究点，给人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有些“穿衣的闹剧”不一定会发生。

穿衣戴帽这类事情，在更多的平常人当中，往往是被忽略的，认为没有必要花这份心思。尤其是像我这样穿着随意的人，更是由着性子来，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社会形象”。其实，穿着绝对不是个无关大局的小事，有时它可以反映人的精神面貌，以及文化教养、审美情趣，若是在社交场合出现，还有个职业形象的问题，就更不应该随随便便了。我的这两次因穿着遇到的麻烦，今天认真地想想，客观地说，首先是自己不够自重、自爱，其次才是别人的轻视、无礼。　　　　　

当然，穿着的讲究，并不见得披金挂银，真正的讲究，应该是庄重、大方、整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界里，有些人的穿着就比较讲究，其实他们的服装并不高档，却得体地表现出一定的修养。这些朋友由于长年如此，从无一天走样儿，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就习以为常了。相反，像我这样一向衣着马虎的人，穿着稍有一点儿变化，立马就会引起熟人的注意。有年春天天气比较暖，我脱去晓光称之为“收破烂”的棉袄，换上那年出国做的旧西装上衣，被中国文联的另一位朋友看见了，他非常奇怪地说：“怎么今天西装革履的了？是不是要接待外宾哪。”我依然是以笑作答。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穿着的邋遢形象，在朋友们的眼里，看来永远难以改变了。这“穿衣的闹剧”，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谢幕。那就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