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住时间和数字，而对于经历过的事情，只要偶然被什么触动，脑海里立刻就会情景浮现。诗人叶延滨在散文《虹》和《一颗最美的翡翠》中，文学评论家李星在给我的信里，都不约而同地谈起汪曾祺、邵燕祥等，我们十几位各地文友，1986年春天那次云南之行，我的思绪再难以平静。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是一次愉快的远行，那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所以延滨、李星二位老弟，跟我一样才会总是念念不忘。

 延滨在《虹》和《一颗最美的翡翠》文章中说，那次作家访问团团长是邵燕祥，其实这是到了云南之后的事。组团时中国作协指定两位带队人是：党组书记唐达成任团长，书记处书记杨子敏任副团长。随团工作人员是吴桂凤和召明。团员有汪曾祺、张又君、邵燕祥、曹杰、韩映山、朝克图那仁、李星、叶延滨、李锐、毕四海、柳萌。那么为什么后来团长成了燕祥呢？当时延滨在四川任《星星》杂志主编，北京发生的事情他当然不知道，而这正是我说“值得”记忆的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呢？中国作家云南访问团即将出发时，中国作协通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任何人不准请假和无故缺席，听那口气十分严厉和坚定，立刻让人联想起政治运动。果然不错。全体职工大会在《求是》杂志社礼堂召开。主要讲话人是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某作家。内容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具体怎么讲的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宣布的那些纪律还记得，其中一条是“在职局级以上干部，在此期间一律不准外出” 。唐达成、杨子敏肯定是走不成了，访问团其他局级干部都不在职，只有我挂着作家出版社职务，属于惟一不准这次外出的人，可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因为读过的那些写云南的诗文，早就在我的心中形成向往和诱惑，再说我只是个干活单位的所谓负责人，每天就是上班做些具体事情，平日根本没有外出走走的时间，错过这次机会很难再得到，我就直截了当地跟达成提出：“这次我一定要去，你就自当不知道，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上边万一发现和怪罪，检查撤职我都会认，跟作协领导毫无关系。”唐达成见我如此坚决，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看着我微笑，等于未明确批准我的要求。这也算是达成为政的聪明吧。于是我就擅自作主跟团去了云南。

 既然是中国作协派出的访问团，在当地总会有许多相关活动，而参加活动少不了必要的应酬，应酬又必须得有个头面人物才行。起初还考虑等等唐达成和杨子敏，后来见他们实在无来的可能，从在文学界的威望和个人情况考虑，大家提出让邵燕祥当访问团团长，经过吴桂凤跟作协领导请示后，尊重和同意我们的希望和要求，这样诗人邵燕祥就成了“首领” ，带着这群老老少少一拨人走云南。

 云南省方面负责陪同接待的人，是云南省作协主席、诗人晓雪。晓雪跟许多人原来并不认识，但是大家对于他并不十分陌生，一部评诗人艾青的书《生活的牧歌》，使他早就享誉中国诗坛和评论界。当然还有他创作的大量诗文。有邵燕祥做团长，有晓雪作陪同，这次的云南之行，肯定会很开心。我当时暗自这样想.

 诗人徐迟曾经赞美云南，是个“富饶、美丽、神奇”之地，诗人公刘也写下大量短诗歌颂云南，在我心中早就留下美好印象。这次有机会到云南，真想好好地看一看。我们这一行10多人，除了老作家汪曾祺，抗战时期就读西南联大，算是个真正的“老云南”，其他人跟我一样，都是新来乍到云南，希望把行程安排好，尽可能多看看风景。东道主还真能体恤大家。一辆中型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人，日行夜宿，一天一站，从容赏景，悠闲说笑，临行前的那些事情，早被扔到九霄云外。那时的张又君、汪曾祺二位，算是我们之中的年长者，其实也不过五、六十岁，邵燕祥、曹杰、韩映山、朝克图那仁和我，算是中年人，其余的李星、李锐、毕四海、叶延滨等，都还是毛头小伙子。从每个人的思想状况看，除了一两个人比较另类，其他人思想都比较宽松，政治观念不是太强的人，自然也就无须怎么防范。不过谁都知道此时情况微妙，尽量不谈那些敏感的问题，就随便说些古今中外笑话。笑话讲得最多最好的，当属汪曾祺和韩映山，张口就来，句句惹笑，他们自己却不动声色，天生一个小说家坯子。观赏美丽风景，聆听中外笑话，是这次走云南，给我留下的最好印象。

 当然，我们也遇了杀风景的事情。就在我们玩得兴致正高时，一天陪同我们的诗人晓雪，接到昆明来的电话告诉他，他的作协主要负责人职务被撤，接替他的是个从北京来的人，因为此人根本不是文学界的，大家听了姓名不免哈哈一笑，知道是趁此机会来混官的。后来事实完全证明大家的猜想，此人也算是个走红运的主儿，在另一次政治运动中又调回北京，到更大的一个文学单位任要职，而且重要官衔多得不得了，惟一“遗憾”的是没有文学经历，更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发表，在一次率团出访时填写表格，竟然自封什么“戏剧评论家”，主要作品栏目中写的文章篇目，无非是几篇电影戏剧观后感，属于业余作者水平那类文章。反不如不写还算做人诚实，起码不会让真正评论家耻笑。

 靠偶然一两次政治运动升官，这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当了官怎么做很重要，此人得了要职晕乎乎地忘了姓啥，摆臭架子拿官腔唱高调，俨然一个什么文化大官员，作家群中当然很少有人买账。我一直认为管作家的官员，如果本人是作家、评论家、编辑最好，如果不是也不要紧，但是要懂得一点文学规律，实在不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人品、作风一定要让作家敬重。此人这两头一点都不占，在作家中自然无威信，据说退休后再无人搭理，混到这地步除了级别高，别的方面毫无可取之处。想起来也真够可怜。

 这是我们这次走云南知道的一个人。听了晓雪被撤职由此人接任的事，在我们这群人中自然会有议论，大多数人的看法还算比较一致，但是也有一两位另有看法，交谈时多多少少有点“磨擦” 。原来极快乐和谐的氛围，因此事看法不一样，被弄得很别扭很拘束，从此一路上都非常沉闷，连笑话都很少有人再讲，大概都在设法保护自己吧，生怕因说话不当招来横祸。

 不过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比别的动物智慧，总能找到新的欢乐。扎堆说笑的事少了，两三个人聊天解闷儿，就成了新的交流方式，这其中最活跃的人，当属老作家汪曾祺，他是个真正的老云南，年轻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倒霉，这一走就是好几十年，再没有机会来，此次旧地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在心头，许多景物都沟起回忆，他就给我们讲那些有趣往事，有的后来写进他的散文中，如《泡茶馆》《跑警报》等等，都是写他的云南生活经历。

 但是，最让大家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我被黄蜂蜇，那是我们一行到达盈江平原镇时，夜宿一家傣族竹楼旅馆，晚间睡觉刚钻进蚊帐，忽然发现一只黄蜂，我一边叫喊一边往外轰，这只疯狂黄蜂就是不走，趁不备突然咬我一口，而且是在敏感的指尖上，可把我疼得死去活来，朋友们却为此开怀大笑。多日以来因议论引起的沉闷，此时由我被蜂蜇一扫而光，大家显得是那么开心，仿佛忘记应该给我点同情。

不过我也未让黄蜂白蜇，激发了诗人邵燕祥灵感，他为此写戏诗一首赠我。原诗是：“问君何所遇平原/邀得黄蜂指上谈/大烤代传油外味/新茶岂赚笔头钱/薑能辣口偏宜老/木不成材始获全/八十风铃空自响/某虽悟道未参禅” ，算做这次云南之行纪念，几年后燕祥写成条幅赠我，有时拿出来看看读读，就会不自禁地想起往事。至于诗中别的含义，只能慢慢地体味了。

 云南之行一晃20多年过去了，汪曾祺、韩映山都做了古人，当年的陕北壮汉李星老弟，日前来信说他已年届花甲，可见绵长的岁月之无情，连一点缝隙都不肯留下。作家李锐、叶延滨、毕四海三位，比评论家李星年龄稍小些，如今仍然活跃在文坛，时不时还有新作问世。只是不知他们还记不记得云南之行。倘若不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倘若不是有一两位另类人，我们这次的云南之行，肯定还要玩得愉快。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这么一坚持，唐达成不言语，就成全了我的云南之行，不然对于我会成终生遗憾，因为这以后再无机会去云南。

看来人生就是如此，只要不什么都贪，关键时豁出一头，没有什么愿望不好实现，倘若什么好处都想占，说不定最后全都落空呢。

 尽管这次去的时机不好，还是领略了云南的风光，留下的依然是美好记忆。确如老诗人徐迟所说，云南，是个“神奇、美丽、富饶”的地方，只要想起来就有诗意的感觉。这些年又去过一些地方，尽管风光同样美丽诱人，给我的印象都不错，但是像云南这样依依难忘，在我似乎并不是真正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