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家不远的街口，前些年有座邮筒，圆型，绿色，属于那种旧式样的，远远地望去，好像个矮胖的人，终日静静地站在那里。那年亚运会召开之前，北京街头添了些新邮筒，模样、颜色都很俏丽，谁见了都很喜欢，我家附近街口的邮筒，它那傻乎乎的笨拙样子，无论如何是不能同那些相比的，不过它却以它的忠诚服务，赢得了这一带居民的信赖和好感。

　　我每天一早一晚出去散步，总要从这个邮筒跟前经过，有时恰巧碰见邮局来人开筒取信，就好奇地停下来看看，每次至少要取走十几封信，要是逢年过节信会更多。连这样僻静街道的邮筒，每天都有这么多寄出的信，设在邮局和闹市的邮筒里，我相信会更多的多。这说明现在人们的交往比较频繁，而且乐意用信件沟通情感、通报情况。这是生活中合情合理的事情。当然，后来随着手机的出现，信件也就比过去少了，不过邮筒还依然存在，只是信件不再那么多。

　　可是，就是这样生活中合情合理的事情，在三十多年以前是很难想象的，那时写信和记日记一样，闹不好会引祸及身，有谁还肯找这种麻烦昵?起码我就不想再做这种傻事。

　　年轻的时候，我很愿意给朋友们写信，更喜欢保存朋友们的来信，写信和读信，使我有种同朋友促膝交谈的亲切感，在感情上会获得一定的满足。至于用信件谈情说爱，更是人生一大快乐，跟用手机谈情说爱，有意无情感觉完全两样。

　　后来在一次政治运动中，把我的信件和日记抄走，让我依次交待同来信者的关系，这时我才意识到信的可怕，有时竟会成为欲加之罪的罪证。从此我就很少写信和存信了。要是有些信非写不可的话，那也多是干巴巴的电报式的文字，心里的真情实话再不敢吐露。朋友们来的信，如有值得仔细读的，只是多留几天，认真地体味信中的内容，然后立刻撕毁了之。

　　有的朋友，可能是同我一样，吃过留信的亏，寄来信时，常在信尾加一句话：阅后烧掉，切莫保留。其实有这种心理的朋友，他们的信里本来就不会有什么不恰当的话，只是存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总觉得还是谨慎行事为好。这时我从不肯违背朋友的意愿，即使是认为很有意义的信，读完，我也是恭恭敬敬地付诸一炬。现在有时想起来，我非常惋惜的是，老朋友、诗人公刘先生，在"四人帮"作孽的疯狂年代，他写给我的几封信，我未能保留下来。这些信中的具体话语，虽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但是他对这伙坏人流露出的憎恶情绪，至今还深深地感染着我。倘若不是他在信末叮嘱我销毁，这几封信留到今天来读，我们将会触摸到一颗真正的中国诗人的磊落之心。不过这位诗人朋友的高洁品德，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它永远不会像几封信那样轻易地毁掉。

　　前些年见报上有条消息，报道上海市街头信筒经常爆满，写信成了上海人的生活热点，我颇有感触。这起码说明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人们的文化教养在提高，二是人们的思想比较宽松，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这是人们的正常生活。我们不妨这样想一想，假如像我说的那些反常经历，依然有可能在今天重新发生，我想是不会有人花钱花时间找祸的。那不是无异于跟自己过不去吗?

　　信，人们正常生活的交往方式。从表面看不过几页薄薄的纸，付诸一炬会化为灰烬四处飘散。然而它有时却反映着时代的悲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信的分量又是很凝重很沉重的，更何况它还载着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