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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我的家乡在冀东平原上,那是个典型县城小镇,距北京天津都很近,又紧靠京山铁路线,因此风气也就比较开化。只要这两个城市流行的事物,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这里,还不光是穿的用的东西,就连书报和戏剧曲艺节目,都几乎跟京津两地同时出现。譬如曹禺先生的话剧《 雷雨 》,刚有从天津回来的人说,天津这会儿正演出这部剧,未过多久小镇的业余剧团,就把这台话剧奉献给乡亲。应该说演出水平并不很高,舞台布景灯光道具更谈不上,可是那剧情却演绎得照样准确,让许多观众边看边长吁短叹。

    至于歌曲就更像是自己长了腿,只要这两大城市一有人唱,家乡立刻就会飘起这些旋律。我有三个姑姑,还有几位表姑,当时都是中学生,没事就凑到一起唱歌。有次她们唱的一首歌曲,音调特别好听感人,只是略微显得忧伤,我听后心生悲凉,弄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后来听她们老是唱,就问她们这首歌歌名,这才知道叫《 夏日最后的玫瑰 》,是爱尔兰的一首民歌。因为好奇和喜欢,就跟着她们瞎哼哼,久而久之,想不到我也会唱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和唱的外国歌曲。从此《 夏日最后的玫瑰 》,常常出现在我寂寞的时光,情不自禁地就会随口轻哼起来,这时就会想起美好的幼年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首歌,在那个荒唐年代,却成了我的罪过。

   在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检举揭发我有“小资情调”,证据就是爱唱这首《 夏日最后的玫瑰 》,还有诸如《 可爱的家庭 》、《 西波涅 》等,我当然不服气,就以理据争,说:“我还爱唱《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小路 》哪,更爱唱《 红梅花儿开 》哪,这些歌曲不也是抒情歌曲嘛,难道也是‘小资情调’吗?”结果惹恼了揭发的人和“革命”者,他们愤怒地大声吼叫着:“你这是强词夺理,抒情跟抒情一样吗,《 夏日最后的玫瑰 》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歌,《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歌,抒的情当然也就不一样。”哼,原来如此。听后我在心里不禁暗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吃的粮食,用的语言,岂不也得有区分有限制?!革命竟然革到这种地步,真也算是够悲哀的了,可是谁又能又敢说什么呢?

   从此以后,缄口不唱。这首我喜欢的《 夏日最后的玫瑰 》真的成了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地留在枝头。”这枝头就是我永远眷念美好事物的心。

                

    少年时期在天津,下午放学回家,走在大街小巷里,随便什么人家,都会有收音机播放。节目或是相声,或是天津时调,或是京戏评戏,或是单弦大鼓,但是放的更多的,还是流行歌曲,什么《 何日君再来 》啊,什么《 可爱的香格里拉 》啊,什么《 花好月圆 》啊,只听曲调并不懂歌词。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对于这类歌曲优劣,自然也不真正知道,只是那柔柔的曲调,听起来让人觉得适意。这大概就是除了学校音乐课之外,社会上的音乐留给我的最早记忆。

    中国天地变色以后,音乐也开始随之变调。听过的那些流行歌曲,几乎是同一天从电台消失,以一个少年人的理解能力,我怀疑有人“关闭了电钮”,不然怎么能够那么一致呢?竟在同一时间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高昂的革命歌曲,什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什么《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什么《 你是灯塔 》、《 团结就是力量 》,唱起来倒是蛮有劲儿。让我当时非常不明白的是,那些流行歌曲不让唱了且不说,而且还毫无商量地定为靡靡之音,尽管我不懂得什么叫靡靡之音,但是相信那些歌不是好东西,在我的意念里跟当时被镇压的人一样。从此我的耳朵养成了听革命歌曲的习惯,渐渐地觉得这些革命歌曲也很不错。

    十几年二十几年听下来,听习惯了,耳朵完全真的革命化了,就觉得这革命歌曲也蛮好听蛮迷人。比如《 我们走在大路上 》啊,比如《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啊,比如《 团结就是力量 》啊,很让我唱过好多年陶醉过好多年。甚至于觉得自己的革命觉悟,一半来自首长经常做的报告,一半来自革命歌曲的熏陶,所以在提倡大唱革命歌曲年代,我也不管跑调不跑调,曾经扯开嗓子可劲儿地唱。真想唱得革命更坚定觉悟再提高。

    谁知时间到了“文化大革命”年月,有的革命歌曲竟成了毒草,就像当年禁放那些靡靡之音,这些革命歌曲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说真的,这时我还真的有点想不通。这些不是红色革命歌曲吗,怎么说不让唱就不让唱呢?那我们唱什么歌提高觉悟呢?再说人不唱歌怎么行呢?就连牲畜高兴了,还要吼叫几声呢,有感情的人更不应当沉默吧!

    要知道,这时候本来就很少有肉吃,再没有了什么歌让唱,这张嘴也实在清苦啦。当时这么暗自里想却不敢说。不过很快就有了更显革命的歌曲,比如《 下定决心 》啊,比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啊,比如《 造反有理 》啊,这类所谓的红色语录歌曲,以及《 大海航行靠舵手 》啊,《 向着太阳歌唱 》啊,《 遥望北斗星 》啊,这类风行全国的疯狂崇拜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曲调还算不太刺耳,起码在听觉上不太有受罪感觉。因为那时我属于“黑五类”人,没有资格唱这类革命歌曲,说实在的心里和嘴里反而清静。有一首叫《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的歌,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冒了出来,于是乎全中国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像吵架似的吼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听了就好像置身麻雀窝里,吵得人耳膜都快被撕破了,听这类歌曲简直是活受罪。极端点说,宁愿被判刑也不想听这类歌——一时价连这样的心思都有。

   我没有资格唱却有资格听,属于旁观者清的局外人,这时就拿过去被禁的一些歌曲对比,觉得这吵架歌真的不怎么样,既不像靡靡之音悦耳,又不像革命歌曲动听,心想,这也叫歌曲吗,如果这也叫好歌的话,相信那些乡下泼妇吵架,每一回都会是一支最好的歌。从此我的心中再没有了美好的旋律,对于听过的唱过的自认为的好歌曲,比如《 草原之夜 》、《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宝贝 》、《 夏日最后的玫瑰 》等等,只能在回忆时默默地在心中哼唱。

                 

    1978年我从流放地内蒙古回到北京,在《 工人日报 》文艺部编文化副刊,想在近于空白的歌曲缺失年代里,给普通读者生活找点小的乐和,就请《 歌曲 》编辑部的朋友推荐一首歌,未过几天就寄来了那首《 祝酒歌 》( 施光南作曲 ),我把它放在了文化版头条位置。果然这是一首很不错的歌曲,经歌唱家李光羲先生唱过后,立刻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电台里几乎天天反复播放,每一台晚会都必不可少。人们平日里哼唱的也是这首歌。

    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不几天就会有支好歌,送到我的耳朵里来,有的是三十年代的歌,比如《 叫我如何不想他 》、《 思乡曲 》;有的是解冻的“毒草”歌,比如《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 秋水伊人 》;有的是传唱已久的外国歌,比如《 友谊地久天长 》、《 可爱的家庭 》、《 夏日最后的玫瑰 》,至于新创作的艺术歌曲就更多,总之都是非常润心悦耳的真正歌曲。这些歌曲宛如春天的微雨,轻轻地悄悄地洒在干涸的心田,很让爱歌的人着实欣喜若狂。

    但是无论如何不曾想到,台湾当红歌手邓丽君的歌,竟然这时也出现在大陆。她的歌在中国大陆的出现传唱,你也可以仅仅看做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好像又不完全这么简单,使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还有着某种信息传递出来,至于什么信息却谁也说不清楚。这就是我头次听到邓丽君歌的印象。

    记得是在一个中午,报社文艺部的同事们像往常一样,都在办公室午休,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儿,有的看报纸,尽量享受这短暂的中午时光。我昨天夜里上夜班,版面处理得不很顺利,跟工人师傅折腾到两点钟,这才回宿舍睡了几小时,上午上班觉得头发沉,想趁午间补上一小觉,就在拼凑的椅子上小憩。用报纸遮住刺眼的光亮,静静地缓解身心疲惫,刚刚觉得有点朦胧睡意,忽然一阵轻柔甜美的歌声,冲进我的耳朵,然后如风似雨地洒在心中,一种久违而在企盼的新奇感觉,顿时罩上我的意识和思维,没有任何犹疑,我立刻从椅子上腾地爬起来,去寻找那喜欢的歌声。

    原来是年轻编辑胡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磁带,正在录音机上播放。可能是我异乎寻常的举止,让胡健感到有些意外,于是她问我:“怎么样,好听吧?”我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却没有也不敢用言语表示。就问她:“这是谁唱的?”她说:“邓丽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陌生之中又觉得新奇,以为邓丽君是香港歌手,拿起磁带盒上的说明书看,上边显眼地写着:( 台湾 )邓丽君。然后就是曲目:《 小城故事 》、《 采槟榔 》、《 绿岛小夜曲 》、《 何日君再来 》、《 甜蜜蜜 》等等。看着这些歌曲名字,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尤其是看到《 何日君再来 》的歌名,那已经消逝了的少年时代,好像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仿佛放学回家正走在天津街头,听临街人家收音机放流行歌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事情过去许多天以后,听过的邓丽君的歌声,依然在我的耳畔萦绕。多少年来,几乎还没有一首歌,让我如此动心动情,让我时时觉得惬意。其实我并不是个流行歌曲的迷恋者,只是有好几年遍地都是吵架歌,听得耳朵起了老茧长了硬皮,心里实在无法接受硬邦邦的曲调,突然听到这轻柔似水的曲调,自然有种如坐春风如睡沙滩的感觉。看来歌曲还是得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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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萌

柳萌

282篇文章 7年前更新

出生河北省宁河县宁河镇。现在宁河县划规天津市,60年后回去过一次,老家的样子全变了,一个四面环水的老县城,沦落成了一个破败乡村。本老汉跌跌撞撞已经活到八十大岁,不易呵。见如今许多事都颠倒,干脆俺也把年岁颠倒过来,以80后的目光观世界如何。故此仍说出生河北省,只是为那消逝的过去,在心中留下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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