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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饿年代的救命粮票

我就要去的内蒙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内蒙古只是个地理概念。别的具体情况一概不知。据熟悉内蒙古情况的人讲,那里的西部区过去叫绥远,呼和浩特就是当时的归绥,民间说的走西口就是指这一带。听人这么一说,那首悲凉凄切的《走西口》小调,立刻便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起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那大路口……”

从这首民歌中可以想见,早年间口里穷苦人生活无着,背井离乡走西口是多么凄惨。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走西口,尽管不是为了讨饭糊口,吃好吃赖总不至于挨饿,但是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以及言行上的不自由,远不如那些穷汉们活得自在。更何况穷汉们那会儿走西口,还有个知道疼爱的妹妹送,叮嘱出门在外注意的事,心灵上总算有些安慰的。而我这个头顶荆冠的单身汉,别说没有亲人来送行了,就连理解的人都没有,心里难免有种失落的滋味儿。特别是想到那里地广人稀的蛮荒,想到令我无法消受的牛羊肉,无形中又增加了不少恐惧感。我很想多了解些内蒙古情况,这时就有人建议我在动身前,最好先到内蒙古驻京办事处打听打听,于是我听从劝告在那里住了五六天,间接地闻到了一点儿草原气息。

内蒙古驻北京办事处招待所,在东城区的什锦花园胡同,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据说过去曾是官宦的私人豪宅,1949年当做官僚资产充公,由国家拨给内蒙古政府当招待所。北京有许多这样的官宦大宅院,1949年后大都被接收改成公用房,每一处都很漂亮、气派、典雅。内蒙古驻北京办事处招待所,院内花木葱茏、亭台藏幽,给人一种温馨宁静的感觉,即使是在这里暂住几天,在精神上都是最大的享受。

在招待所跟我住同房间的客人,是包钢热电厂的一位工人师傅,他刚从东北老家休探亲假回来,路过北京想顺便在这里玩几天。当时我俩都是二十几岁,尽管是陌路相逢的,但是毕竟是同龄人,说起话来也就比较投机。知道我是分配到内蒙古的干部,他就主动给我介绍内蒙古情况。从四季气候到行政建制,从民族风情到饮食习惯,凡是他想到的知道的,都一一详细地讲给我听。通过他几天来断续的讲述,我对内蒙古开始有所了解,觉得并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完全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那里也有城市和乡村之分。这就使原来因无知产生的恐惧,从我的心中渐渐地消失,代之而来的是那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有的浪漫幻想和希冀。这时的内蒙古,在我的想象里,开始有了诗情画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全民大饥饿的时候,所有可以果腹的食物,都得用当地的粮票买,如果你外出到其他地方,还必须从单位开相关证明,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才行。我的户口从黑龙江迁往内蒙古,中断的几天换不成通用粮票,就从家里要了几斤路上用。在北京多住了几天,眼看着快吃完了,就考虑并顿儿吃饭,上午10点钟吃一顿,下午4点钟吃一顿,而且每顿都不敢往饱里吃,怕万一没了粮票挨饿。俗话说,手中无粮,心里发慌,算计着粮票吃饭,是那个年代的人普遍做法。当时盛行的“蒸量法”,或者叫做“增量法”,其实就是以水代粮,让食品加倍膨胀,在视觉上觉得量多,起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可见粮食在当时饥饿的人中多么重要和宝贵。

有天去北新桥看望朋友,路上见一家小铺儿贴出告示:“本店出售点心渣,免收粮票,欢迎速购。”我一看不禁眼睛一亮,嘿,还有这样的好事情。本来想串完门儿再来买,又怕回来商店卖完了,就赶紧进去买了二斤,放在背包里去朋友家。那会儿的点心,本来就缺油少糖,这积存多日的渣儿,越发显得又脏又硬,只能挑挑拣拣地吃。下午回到招待所,我正挑拣点心渣里的杂物,被刚回来的同室工人师傅看见了,他略显惊愕后面带愠怒地问我:“你是没钱,还是没粮票,干吗吃这些脏东西?没有你就说话,我有。咱们认识了,就是朋友,还这么客气?”我赶忙说:“钱和粮票,我都有,这是吃着玩儿的。”他也就未再介意,只是笑了笑。

次日吃过上午饭,下午饭未吃,我一直躺在床上看书。这位包钢工人师傅采购回来,看见我又蔫又懒的样子,大概是有所悟,开口就说:“咱俩一起住了几天,我看你这个人不错,只是太不实在啦。你吃点心渣儿,我就猜,你不至于没钱,准是没有粮票。这会儿又不去吃饭,就更说明问题了。其实何必呢?出门在外,都有为难的时候,谁还不求谁。”说着掏出来10斤全国粮票,不容我解释就扔在了床上,还说:“你先吃着,不够再说。我是干重活儿的,每月56斤粮食,肯定比你的定量高。”

看着这10斤粮票,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在那个饥饿的年头,粮食比金子还珍贵,一斤粮票有时就能救活一条命啊,何况一下子给了我10斤。我每月的定量才26斤啊。这件事真的让我很感动,却又不好说什么感激的话,就说:“别的话,我就不说了,说了你又认为我不实在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吧。”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还没有到内蒙古,就遇到这位好人,这也算是天意吧。

我想,既然人家对我这么实诚,我就更应该坦率地对待人家,起码得说说我的真实身份。次日傍晚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我把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以及如何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内蒙古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原以为听后他会对我表示鄙夷,说不定还会马上跟我疏远,像通常说的那样立刻跟我“划清界线”。不承想他说出的话,竟然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什么左啦右啦,我全不懂;我只知道人分好坏,有没有本事。我上学那会儿,学校被打成‘右派’的老师,都是敢说真话的人,这些人不溜不拍,个个课都讲得特棒。”他的这些话,尽管不是说的我,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是起码说明,他对我这样的人并不反感,我也就放心了。

到了内蒙古分配工作以后,立即写信给这位新结识的朋友,除了表示对他关照的感谢,我还把10斤粮票还给了他。怕他不高兴,在信中特意解释说,我当了电信工人,粮食定量也是56斤,根本吃不了。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向我表示问候,并且说,工人都是很直爽的人,像你这样坦率的人,在工人中生活更好,只要好好劳动,绝不会有人使坏下绊儿。

果然如他所说,我在这个电信工程队里,跟一些工人师傅相处得确实不错,直到罪恶的“文革”到来,整个国家都被搅得乱了套,我的平静生活也被破坏。“文革”中期我被批斗,后来又被打成“内人党”,我怕自己的事情连累他,就主动地跟他中断了联系。然而我对这位工人师傅的感激,却始终不曾忘记,这不仅仅是10斤粮票的事情,他让当时处于逆境中的我认识到,好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人,即使是在政治至上的年月,有的人也绝不会完全用政治判断人,他们更看重一个人作为人的品质德行。

跟我一起分配到内蒙古的难友,陆续地到了呼和浩特报到,在招待所里等待安排工作,闲聊时我跟他们说起这些事。一位难友打趣说:“你住的地方名字不错——什锦花园,又遇到一位好心人,这预示咱们在内蒙古的运气,说不定也会繁花似锦呢。”当然,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那会儿整个国家都在瞎折腾,怎么好希冀个人的命运会好呢?

不过,平心而论,在“文革”之前的那些年,分配到内蒙古的“右派”,生存环境总的还算不错,受歧视、遭迫害的事情不多。“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分配到各地的“右派”,陆陆续续地回到北京,大家说起这22年的情况,跟有些非常“左”的地方比,内蒙古对我们还算宽容。这大概得益于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朴实善良品质。所以在后来离开内蒙古以后,说起在内蒙古的生活来,大家总是有种依依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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