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要去的内蒙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内蒙古只是个地理概念。别的具体情况一概不知。据熟悉内蒙古情况的人讲，那里的西部区过去叫绥远，呼和浩特就是当时的归绥，民间说的走西口就是指这一带。听人这么一说，那首悲凉凄切的《走西口》小调，立刻便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起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那大路口……”

　　从这首民歌中可以想见，早年间口里穷苦人生活无着，背井离乡走西口是多么凄惨。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走西口，尽管不是为了讨饭糊口，吃好吃赖总不至于挨饿，但是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以及言行上的不自由，远不如那些穷汉们活得自在。更何况穷汉们那会儿走西口，还有个知道疼爱的妹妹送，叮嘱出门在外注意的事，心灵上总算有些安慰的。而我这个头顶荆冠的单身汉，别说没有亲人来送行了，就连理解的人都没有，心里难免有种失落的滋味儿。特别是想到那里地广人稀的蛮荒，想到令我无法消受的牛羊肉，无形中又增加了不少恐惧感。我很想多了解些内蒙古情况，这时就有人建议我在动身前，最好先到内蒙古驻京办事处打听打听，于是我听从劝告在那里住了五六天，间接地闻到了一点儿草原气息。

　　内蒙古驻北京办事处招待所，在东城区的什锦花园胡同，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据说过去曾是官宦的私人豪宅，1949年当做官僚资产充公，由国家拨给内蒙古政府当招待所。北京有许多这样的官宦大宅院，1949年后大都被接收改成公用房，每一处都很漂亮、气派、典雅。内蒙古驻北京办事处招待所，院内花木葱茏、亭台藏幽，给人一种温馨宁静的感觉，即使是在这里暂住几天，在精神上都是最大的享受。

　　在招待所跟我住同房间的客人，是包钢热电厂的一位工人师傅，他刚从东北老家休探亲假回来，路过北京想顺便在这里玩几天。当时我俩都是二十几岁，尽管是陌路相逢的，但是毕竟是同龄人，说起话来也就比较投机。知道我是分配到内蒙古的干部，他就主动给我介绍内蒙古情况。从四季气候到行政建制，从民族风情到饮食习惯，凡是他想到的知道的，都一一详细地讲给我听。通过他几天来断续的讲述，我对内蒙古开始有所了解，觉得并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完全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那里也有城市和乡村之分。这就使原来因无知产生的恐惧，从我的心中渐渐地消失，代之而来的是那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有的浪漫幻想和希冀。这时的内蒙古，在我的想象里，开始有了诗情画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全民大饥饿的时候，所有可以果腹的食物，都得用当地的粮票买，如果你外出到其他地方，还必须从单位开相关证明，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才行。我的户口从黑龙江迁往内蒙古，中断的几天换不成通用粮票，就从家里要了几斤路上用。在北京多住了几天，眼看着快吃完了，就考虑并顿儿吃饭，上午10点钟吃一顿，下午4点钟吃一顿，而且每顿都不敢往饱里吃，怕万一没了粮票挨饿。俗话说，手中无粮，心里发慌，算计着粮票吃饭，是那个年代的人普遍做法。当时盛行的“蒸量法”，或者叫做“增量法”，其实就是以水代粮，让食品加倍膨胀，在视觉上觉得量多，起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可见粮食在当时饥饿的人中多么重要和宝贵。

　　有天去北新桥看望朋友，路上见一家小铺儿贴出告示：“本店出售点心渣，免收粮票，欢迎速购。”我一看不禁眼睛一亮，嘿，还有这样的好事情。本来想串完门儿再来买，又怕回来商店卖完了，就赶紧进去买了二斤，放在背包里去朋友家。那会儿的点心，本来就缺油少糖，这积存多日的渣儿，越发显得又脏又硬，只能挑挑拣拣地吃。下午回到招待所，我正挑拣点心渣里的杂物，被刚回来的同室工人师傅看见了，他略显惊愕后面带愠怒地问我：“你是没钱，还是没粮票，干吗吃这些脏东西？没有你就说话，我有。咱们认识了，就是朋友，还这么客气？”我赶忙说：“钱和粮票，我都有，这是吃着玩儿的。”他也就未再介意，只是笑了笑。

　　次日吃过上午饭，下午饭未吃，我一直躺在床上看书。这位包钢工人师傅采购回来，看见我又蔫又懒的样子，大概是有所悟，开口就说：“咱俩一起住了几天，我看你这个人不错，只是太不实在啦。你吃点心渣儿，我就猜，你不至于没钱，准是没有粮票。这会儿又不去吃饭，就更说明问题了。其实何必呢？出门在外，都有为难的时候，谁还不求谁。”说着掏出来10斤全国粮票，不容我解释就扔在了床上，还说：“你先吃着，不够再说。我是干重活儿的，每月56斤粮食，肯定比你的定量高。”

　　看着这10斤粮票，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在那个饥饿的年头，粮食比金子还珍贵，一斤粮票有时就能救活一条命啊，何况一下子给了我10斤。我每月的定量才26斤啊。这件事真的让我很感动，却又不好说什么感激的话，就说：“别的话，我就不说了，说了你又认为我不实在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吧。”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还没有到内蒙古，就遇到这位好人，这也算是天意吧。

　　我想，既然人家对我这么实诚，我就更应该坦率地对待人家，起码得说说我的真实身份。次日傍晚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我把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以及如何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内蒙古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原以为听后他会对我表示鄙夷，说不定还会马上跟我疏远，像通常说的那样立刻跟我“划清界线”。不承想他说出的话，竟然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什么左啦右啦，我全不懂；我只知道人分好坏，有没有本事。我上学那会儿，学校被打成‘右派’的老师，都是敢说真话的人，这些人不溜不拍，个个课都讲得特棒。”他的这些话，尽管不是说的我，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是起码说明，他对我这样的人并不反感，我也就放心了。

　　到了内蒙古分配工作以后，立即写信给这位新结识的朋友，除了表示对他关照的感谢，我还把10斤粮票还给了他。怕他不高兴，在信中特意解释说，我当了电信工人，粮食定量也是56斤，根本吃不了。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向我表示问候，并且说，工人都是很直爽的人，像你这样坦率的人，在工人中生活更好，只要好好劳动，绝不会有人使坏下绊儿。

　　果然如他所说，我在这个电信工程队里，跟一些工人师傅相处得确实不错，直到罪恶的“文革”到来，整个国家都被搅得乱了套，我的平静生活也被破坏。“文革”中期我被批斗，后来又被打成“内人党”，我怕自己的事情连累他，就主动地跟他中断了联系。然而我对这位工人师傅的感激，却始终不曾忘记，这不仅仅是10斤粮票的事情，他让当时处于逆境中的我认识到，好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人，即使是在政治至上的年月，有的人也绝不会完全用政治判断人，他们更看重一个人作为人的品质德行。

　　跟我一起分配到内蒙古的难友，陆续地到了呼和浩特报到，在招待所里等待安排工作，闲聊时我跟他们说起这些事。一位难友打趣说：“你住的地方名字不错——什锦花园，又遇到一位好心人，这预示咱们在内蒙古的运气，说不定也会繁花似锦呢。”当然，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那会儿整个国家都在瞎折腾，怎么好希冀个人的命运会好呢？

　　不过，平心而论，在“文革”之前的那些年，分配到内蒙古的“右派”，生存环境总的还算不错，受歧视、遭迫害的事情不多。“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分配到各地的“右派”，陆陆续续地回到北京，大家说起这22年的情况，跟有些非常“左”的地方比，内蒙古对我们还算宽容。这大概得益于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朴实善良品质。所以在后来离开内蒙古以后，说起在内蒙古的生活来，大家总是有种依依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