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乌兰察布日报》的朋友，在报纸创刊50周年之际，还想着我这个“特殊”职工。我之所以说自己是“特殊”职工，因为在《乌兰察布日报》历史上，过去好像还没有“摘帽右派”，我来到报社后就有了这样的人。要知道，那正是极左路线统治时期，《乌兰察布日报》的同事们对我，却表现出宽容、尊重和信任，这是相当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所以在政治天气晴朗时，回到北京偶尔想起内蒙古往事，我总是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怀念在《乌兰察布日报》的时光。

我因“右派”问题流放22年，除去北大荒劳改的三年，余下年月都留在了内蒙古。我去内蒙古是1961年初，先是在一个野外工程队劳动，劳动了也就是五年时光，就来了荒唐的“文革”运动，由于对“右派”问题翻案，以及被打成“内人党”党徒，还有进学习班和干校受审查，可以说根本没有正经做事，更没有过上一天安定的日子，最好的青春时光都荒废了。只有在《乌兰察布日报》那六七年，我的生活才算真正安定，而且调来妻子在那里安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集宁（现在的乌兰察布市）这个地方和《乌兰察布日报》社，是我漫长艰途上的最后驿站。使我恐惧、疲惫的心灵，得到些许抚慰与养息，开始对自己未来有所希冀。

当时报社领导王义卿、刘凯铎、张继忠等，都是非常善良、正直的读书人，不仅对我没有半点歧视，而且在政策允许情况下，给了我一定的关照，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惜这三位好人过早的谢世了。趁《乌兰察布日报》创刊50周年大喜的日子，我愿意献上一柱诚挚的心香，为这三位老领导老同事祝福。祝他们在九泉之下安宁。

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回忆前半生的书，在这本名为《春天的雨秋天晴》的书中，以及在其它零星的文章里，都曾经说到在《乌兰察布日报》时，同编辑组的同事对我的帮助。在跟他们一起工作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压力，有的只是轻松和愉快。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妻子刚从内地调到集宁，为我安家盖凉房的情景。那时没有正经宿舍，就暂时栖身在办公室，办公室进屋就是桌和床，其它什么东西都放不了。就想起应该帮我盖个凉房，白天在报社院拾砖头，傍晚活泥搭架子剪油毡，大家不顾一天工作劳累，夜里在院中悬灯紧张赶工，足足折腾了大半宿，一间结实美观的小屋盖起。那份真诚和那缕情意，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我就会感动得情绪难抑。在那个以政治论人情的年代里，这些朋友敢于在生活上帮助我，足以说明他们自身的品德，远远超过荒唐的政治偏见。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只有在关键的时候，往往体现得更为充分。

除了同组的同事，当然，还有些报社其他同仁，我也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们一直视我为朋友，流露出的感情，没有半点政治杂质。特别是在我妻子调集宁和我回北京，这两件关乎我一生忧乐的事情上，他们多方出主意想办法，最终都得到圆满地解决。退休以后闲坐家中，喝着纯正的龙井茶，在宁静的气氛里，回想走过来的路程，我常常地感叹和自问：假如没有朋友的帮助，过去的艰难能渡过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何况正是因为及时调回北京，从开始在《工人日报》社起步，到后来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事业的路才一步一步顺利，使得余生总算闪出些光点。

我曾经跟许多人说过，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我是失去不少东西，但是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没有任何政治利害，没有任何金钱交往，完全是在信任基础上，彼此结成的纯真友谊，这是多么美好和牢固啊。同时期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尽管如今各在天南地北，但是在报社结下的友谊，如同一条长长感情丝带，依然维系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比我年轻许多的同仁，我们时不时都会通些信息，见面时也会回忆那些往事。可见他们完全和我一样，心中装着《乌兰察布日报》，永远怀念着那段美好时光。人哪，就是这样，对于故乡，对于熟悉的地方，一生都会牵挂。

  我已经是个近八旬老者，跟许多年长人一样，总愿意回忆过去，不管那些日子是苦是甜，都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有时静坐历数走过的道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20多年，真正让我能够休憩之处，就是集宁，就是《乌兰察布日报》 ，所以我说，这里是我心灵的故乡，这里是我难忘的地方，我永远怀有无限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