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不住美学批评，历史批评无从谈起

               ——追忆当年的一次发言

                   阎纲

    2009年，全国隆重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庆贺60年，对前后30年的文学分别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告别60年，又该作些什么呢？

     2009年也是《文艺报》创刊60周年， 9月16日，假国际饭店举行“《文艺报》创刊60周年·新中国文艺评论60年座谈会”，彰显成绩，发现问题，近百名评论家踊跃出席。我按要求发言10分钟，坦言60年亲历的经验与教训，建议继续调整有关的文艺政策，特别是明确文艺批评的标准。

生于乱世，喜爱文艺，稍长开始写作。1956年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深知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方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政治运动服务”，以至于潜在地“为政策服务”；深知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艺报》是文艺批评的重镇，肩负着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特殊职能，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文艺《红旗》。

 “革命的现实主义”，发表的作品评论，不外乎图解“革命”如何拯救“现实”。

《文艺报》，就赶上1956年的大呜大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再批判”，1959年的一踏进反右倾，1962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1964年文联各协“假整风”变成我服膺“裴多菲俱乐部”，一直到文革横扫，《文艺报》停刊，人员下放干校，没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本意是发展创作，其结果是既扶持创作又扼杀作家；发誓要永远忠于、步步紧跟，“左”得够可以的了，岂料假“形左”以行“反革命文艺黑线”之实，天塌地陷，《文艺报》背上很沉很沉的历史包袱。

      文革炼狱，保命不保笔。

     《文艺报》1978年7月复刊，中国文艺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编辑部设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原印尼大使馆（文革时期的“于办”）内一个小小的庭院里，粉碎四人帮，于会咏部长在这里自杀。

      诸同仁荣辱与共。人少，工作效率高，地方小，就当它是手工作坊，老板是冯牧和罗逊，干事的有谢永旺、刘锡诚、陈丹晨、吴泰昌、唐因、唐达成、杨天喜、文椿、雷达、何孔周、高洪波、李炳银等。我们畅所欲言，扼腕叹息，同仇敌忾，灵敏度高，信息量大，热气腾腾，又像个大磁场。我们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采编，连饭菜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三中全会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爆炸，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清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清算，《文艺八条》的大翻案，“天安门诗钞”的大松绑，“黑线人物”的大翻身，“五七作家”的光荣复出等等，《文艺报》无不大呼小叫，敢为人先。《文艺报》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神聊，聊着聊着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领导的另一个骁勇善战的部门——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就在马路的对过，江晓天、顾骧、刘梦溪、郑伯农、李兴叶等一帮笔杆子，像一家人似的，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慷慨激越，捶胸顿足。不但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否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讨论作家“干预生活”是“歌德”还是“缺德”，而且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迎接“伤痕文学”先起的潮头，专访“右派文学”作家，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理直气壮地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一天到晚为“来了！来了！”兴奋不已。我们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联系和扶持一批新露头的文学评论家如黄毓璜、童庆炳、刘思谦、萧云儒、李星等，把那些“文革”前写评论现在考虑要不要 “洗手不干”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王愚、潘旭澜、田中全、宋遂良等邀请来京，授命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家在新时期为创作披荆斩棘，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誉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时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N期的吧？”“忘不了的那个‘黄埔’！”

其势如狂飚突起，葳蕤春意遍于华林。

     文革前，《文艺报》推出不少好作品，气候一变，全打成坏作品、大毒草，现在，又翻了个个儿，成了不坏的作品或者优秀的作品，什么原因呢？我1980年在昆明一个大会上说：文艺和文艺打架，其实是政治和政治打架，文艺翻跟头是因为政治翻跟头。并说：有政府的政治，也有群众的政治，二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听众鼓掌，简报风传，暗里却被捕捉，当作“新动向”的材料先我回到北京送达宣传上层，一位好心的权威人士见我慌忙咬耳朵说：“以后说话可得当心点啊！”我大惑不解，是我错了吗？即便是“政府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之说，也不谓错。我终于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找到根据，既然毛主席把政治分为“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和“革命的政治家”、“群众政治家”，那么，分政治为“政府的政治”和“群众的政治”也不是不可以吧。

那么，在天怒人怨而“形势永远大好”的时局下，“为政治服务”的作家为什么能创作出差强人意的作品呢？我以为，除“政治标准第一”外，传统的“文以载道”、“兴、观、群、怨”也在暗地里引导着作家，鲁迅“首在立人”、“忧愤深广”的传统，二三十年代“为人生”的口号，苏联文学的“干预生活”，西欧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没有绝迹，作家的笔下神使鬼差回到了地面，何况，中国作家常以各种方式深入底层生活，直接接触真确的生民状态，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不可能不产生矛盾以致于此消彼长。

然而，毕竟褒贬失当，归根到底源于政治标准的不确定性。

      突出政治，阶级斗争天天讲，政治挂帅，一切从政治路线出发，听毛主席的话，形势永远大好，但谁能担保政府的政治永远始终绝对正解伟大？作家被告知，要写出突出政治的好作品，必须同时下的政策路线始终保持一致，只能服从、不能思考，更不能怀疑，但是，正如顾准所揭示：“权威主义和科学水火不相容……你能保证你所归纳的群众意见没有归纳错，百分之百正确？”或者，真要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惊天大事怎么办呢？更何况，具体执行中，“政治标准第一”变成“政治标准唯一”，“文艺从属于政治”变成“文艺等同于政治”，以至于柳青这样优秀的作家在《创业史》被解禁之后，竟然主动添加进对“叛徒”刘少奇无谓的羞辱，以示其紧跟路线之坚定不移。

      1979年岁末，胡乔木要求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正式传达他的讲话精神：“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科学，但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以纠正大会报告中把“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列的提法。紧接着，中央把文艺方针及时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相并列的新的提法。这是一次较大的调整。由于将“为人民服务”置于“为社会主义服务”之前的突出位置，所以，这一调整，解读的空间扩大，道路较前拓宽，《文艺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行，优秀作品大量涌现，一改人们对“文艺《红旗》”的印象。又出现反复。经过1989年的风波，也就是实行调整后的“二为方针”的10年之后，有身份的某人解释说“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质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甚至一时走红的理论家在《光明日报》撰文说“在‘百家争鸣’中，所‘鸣’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意识导向，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自由的争鸣和讨论；在‘百花齐放’中所‘放’者首先必须是‘花’，而不能是草，更不能是稗草的莠草”，只有经过这个“首先”、“必须”审查之后，“放”和“鸣”才允许“享有平等和自由”……似曾相识，不可思议！试想，经过“首先”、“必须”的政治提纯之后，还有什么“放”和“鸣”的自由呢？故态复萌！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连同60多年一贯制的不同理解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一直延续到了今日。

局势的多变和文艺的变多，多元的对立和互补共进，参与文艺创作人数的广泛和网络文学的无孔不入，使时下的文坛三分天下：一、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二、大众化、商业性的营销文学；三、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200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达3000部之多，仅纸质媒体作品的日产量数都数不过来，何况以文学自诩的网络写作。“盛大文学网”12月的参赛作品竟达七八万件之多，三种文学加在一起的日产量，更是个天文数字！在文化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在如此超巨大的产量面前，文学批评、文本细读、美学欣赏，您在哪里？ 

在实践“三十年文艺方针一贯制”的过程中，理论上的困惑出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它与今天的“以人为本”、“发挥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什么关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什么关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又如何？社会主义·党·人民三者的关系如何区别又怎样统一？还应该弄明白：人民与“人”（连类而及“人”与“群众”、“群众”与“革命群众”）什么关系？

    转型时期更敏感，更富狂想色彩，文艺万花筒瞬息万变，批评的压力增大。

    果不其然，我辈手里的“武器”“已经锈迹斑斑”。像我个人，致命的弱点是读书少，底子薄，独尊毛术，疏于前沿学术的追问和人文精神的深究。经世饱学的前辈作家是真作家，我编选《学者随笔》时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没有条件像他们那样漫游学海、领略大世面。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体制内成长，五六十年代“兴无灭资”、“拔白旗”，几乎与西方文化绝缘；“文革”时期，伪学乱世，打倒一切；80年代，国门半开，西风东渐，现代文明朦朦胧胧、渐行渐近，却难以达到前辈作家像新雨旧友重逢那样的适应程度，故而在气质上与前辈作家拉大了距离。青春期学术上的荒芜，致使人文资源匮乏，文化反思滞后，现实批判不力，艺术创新迟疑，实乃我辈“文坛30后”群体性的一大悲剧。我也和同辈一些作家拉大了距离，学养不济，缺少深邃的目光和凝重的笔墨。又何况，今之文坛思想活跃，价值观念多元搏击，知识更新翻番，权威被消解，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天下相率为伪，社会矛盾突出，实为我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时代在呼唤诗人型的、自由精神的批评家的同时，也在呼唤学者型的、独立思考的批评家。

文坛是非多，是非之大莫过于对“创作自由”“自由度”的理解。粉碎四人帮， “伤痕文学”好容易脱颖而出，就被上层林默涵等权威谥之为“感伤主义”、“手淫文学”。中央早就做出决定：“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杨绛的《干校六记》大陆不敢出，拿到香港出了，胡乔木发现，批了16个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大陆才给出版，只许“在柜台底下卖”，结果不胫而走，自由流传。据杨绛回忆，《干校六记》出售后，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人到中年》是中学级的反*，《干校六记》是大学级的反*。1979年邓小平在《祝辞》里特别指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980年，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捶胸顿足地说：“只要我还当宣传部长，就再也不因作品而把作家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上，胡启立代表中央提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同创作当然是自由的一样，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但是上层即刻发文否决四次作代会，之后，“创作自由”不让提了。1986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创作自由”，指出：“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1991年，江泽民在元宵节文艺座谈会上表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6年，温家宝在第八次文代会上作报告，强调“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将近两年后的2008年5月3日，胡锦涛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继续强调“学术自由”，并且在座谈会上鼓励师生们“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环境，切实把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

     就文艺创作而言，准确地表达应该是温家宝在第八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所传达的中央精神，即“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

创作的自由是开放的，宪法的公民权明镜高悬，但需要细化，不然，各自为政，各执一端，具体操作起来难度太大。

1988年，新闻出版署开会让我们给“黄色读物”订标准，可是，限“儿童不宜”易，区分“裸体”、“美感”难，什么是黄色描写也缺乏法律依据，特别是文学作品，弄得不好，就像对待当年首都机场的壁画那样，手忙脚乱，赶快给泼水的姑娘们穿上裤子。1993年《废都》出版，爆了冷门炸了锅，什么《京中八大评论家谈[废都]》，什么《[废都]废谁》，评家蜂起，纷纷扬扬，捧上天又打入地，文坛动荡，结果，《废都》被禁，北京出版社做检讨，责任编辑受牵连。《白鹿原》出版，一片赞扬声，朱寨写了推介文章，《人民日报》已经上版，一位领导同志突然通知社长和总编，文章不能发表，理由是“《白鹿原》比《废都》还要坏！”《白鹿原》由于“政治上”和“性描写上”有问题，第三届茅奖时被搁浅。陈涌经过反复考量之后认为：《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前中国现实的真实，政治上基本上没有问题、性描写基本上也没有问题。陈涌发话了，《白鹿原》被推迟到下一届评奖视修改情况再作处置。待到第四届，《白鹿原》获奖，其实，陈忠实仅仅删去田小娥每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动作和鹿子麟第二次跟田小娥性过程的部分，加上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的提法，总共不过两三千字，后来再版，又全部恢复。

《白鹿原》“政治上”和“性描写上”到底有没有问题？贾平凹到底正经不正经是不是流氓？《废都》寓意曲包唱晚歌还是庸俗不堪甚至诲淫诲盗？《废都》该放还是该禁？潘多拉匣子打开了，批评失衡了！

十多年二十年过去，当性爱经验和肉体真相堂而皇之进入文学“净土”时，主流文学似乎对人性深度的探试宽容了，性描写网开一面，《废都》重印放行。昨天禁、今天印，禁有禁的说法，开禁却什么也没说，只能被认为禁是对的，开禁当然也没错。

文艺批评的标准同文学本体的关系不甚了了，批评失衡，很容易将文学变成非文学的征用和单纯的时政宣传品，而置现实性、批判性、前瞻性、大视野、大胸襟、大气度的美文学于不顾，加速文学文种的异化，最后牺牲文学。

恕我直言，现存的文艺政策不大适应新世纪以来目迷五色、耳乱八音的创作环境，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毛泽东多次调整文艺政策。1975年，“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文艺沉寂了八九年，所以，毛泽东明确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其后才有《创业》等的被放行），正像改革开放以来到底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那样不断地调整党的经济政策那样。

比起经济等其他领域，文艺立法明显滞后。

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是一切事业的出发点，那么，党的文艺方向非常明确，当然是“为人民服务”！只要为人民，“以人为本”，文艺家就无悖于宪法，尽可以解放思想，自由想象，以生花之笔谱写新词，做忧愤深广、居安思危的思想者、爝火者。文艺之动人，莫过于优化民族的灵魂，挺直民族的脊梁，为了期待明天，永不满于现状。

目前尤其迫切的，是结合当前文学状况进一步明确文艺批评的标准。

我们天天进行文艺批评，什么是当下文艺的批评标准？有人提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正如陈涌、李何林曾经探讨过接着遭到批判的那样，其艺术必须是内涵思想的艺术性，其思想性必须是内涵艺术的思想性）。有人甚至提出“艺术标准第一”，可是60年来，有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文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标准，有多少批评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标准解析文本？这方面，《文艺报》责任重大。我希望我们伟大时代的文学批评远离“非文学”，坚守鲜明的审美立场，敬畏科学发展观，尊重艺术规律，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

让我们再回到马恩的经典论述上来。马恩在合写的第一篇论文中就大声疾呼：“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至于批评标准，我们不应该忘记其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恩格斯在“您（斐·拉萨尔）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之后，批评拉萨尔并没有“更加莎士比亚化”，并且直言：“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从而鲜明地提出经典名言——“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首先是“美学的观点”，而不像黑格尔提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那样，置“美学观点”于“历史观点”之后——引者注）以为这是评判文艺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又说：“……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坦率的。”（黑体字系原有——引者注）甚至于说：“如果不从诗的利益的观点而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的话，这种文学是多么不能令人满意。”

    和马恩共同生活在19世纪的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中不约而同地揭示了这种批评的高妙之处，非常鲜明地指出：“在此强调几句:确定一个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个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批评时,他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此是错误的。”

这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恩格斯轻轻一拨动，诗人灵府的秘密暴露殆尽：

　　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甚至歌德也不能战胜俗气；恰恰相反，俗气却战胜了歌德……我们责难歌德，并不是……，而是……；并不是……，而是……；并不是为了他是一个宫臣，而是为了在拿破仓扫除德国这个肮脏地方的时候，他还能带着得意的严肃态度从事最卑鄙的事情，和无聊的娱乐。……

　　深入肌里的剖析，相反相成的辞锋，一连串排比的漂亮词句，令人拍案叫绝。故此，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所运用的这一方法，概括为以下著名的标准原则：

　　我们根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加以指责；我们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人的”尺度来衡量歌德。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联系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的前辈和同时代人来描绘他，不能不从他的发展上和联系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绘他。

并没有舍弃“道德的”“党派的”“政治的”“‘人的’”尺度，而是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这一“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的主导下，将文艺观和创作论统一起来，将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统一起来，极富哲理的征服和艺术的魅力，尽得文采风流，成就了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法，正像莱辛所形容的：“犹如电光一闪，照亮着艺术的奥秘。”

马恩的批评标准非常经典，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于今大有裨益，然此调不弹久矣。

依据马恩的经典论断，完全有理由这样理解：文艺首先是艺术，是喜怒哀乐、诗情画意，是心的交流真善美，文艺家必须具备美学资质。

文艺活动为人的审美活动服务，文艺家对历史负责，接受历史的检验。

二者水乳交融才是文艺最向往的外宇宙和内宇宙，多么广阔、多么神奇！

2009年9月

【原载《随笔》201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