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恶劣的气候，抑郁的政治环境，以及饥饿和强体力劳动，使一些人丧失原有的尊严，使一些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对于这些英年早逝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这场政治灾难发生，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刚刚发展，正是生命蓬勃怒放的好时节。即使是在那样的境遇里，生前他们都不曾失去信心，依然希望快乐地活着。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大家彼此悄悄诉说着的话语，不是曾经有过的天真梦想，就是尚未泯灭的美好向往，唯独没有谈过的就是死亡，然而谁知死神却走近了他们，把他们的宝贵身躯，连同他们心中的隐秘，一起化为尘埃洒落在茫茫荒野上。

  这些人离开人世时，后事是怎样安排的，我当时的身份无从了解。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一书中，说到困难时期农场职工死亡情况，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有的职工死在山上，个别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为何人，死后善后工作也未很好处理。857农场有的职工死了40余日，尸体还停放在陈尸室内，屋内还有人睡觉。死者有的无棺材，用席子卷埋。”文中所说的农场职工，如果我未弄错的话，应该包括转业军人职工，对这些人的死者尚且如此，对于死去的“右派”怎么可能优待呢？

 那年我们重返北大荒，曾经到一座荒山上看过，黑土依旧，荒草依旧，却不见任何隆起的土堆，我们这些总算得到“改正”的人，情不自禁地为这些冤魂悲伤。历史对于他们太残酷了，生前名誉遭受污辱，死后尸骨不知去处。我们只能站在荒山上默哀祈祷。但愿死去的难友在天国不至于再遭罪受苦。

  在这里我想必须附上一笔，郑加真先生书中说的情况，绝非是作家自己的想象，而是摘自1961年牡丹江农垦局党委《关于当前垦区工作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中还说到当时死人的情况，每个农场都有具体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在北大荒的“右派”死亡数字，这份材料里没有单独列出。

  北京各中央单位的“右派”，分散在北大荒几个农场劳改，我也无从讲述死亡具体人数。光我所在的850军垦农场，由于饥饿、劳累、生病、苦闷，以及劳动缺乏安全措施等原因，能够说的上名字的死亡“右派”，在将近三年时间就有33人。平均不到一年就死亡11人。如果不是因中苏交恶被迫撤回来，谁知这茫茫的北大荒原野，还会埋下多少“右派”尸骨？需要提及的是，这些死者的年龄，大都是二三十岁或四十来岁，其中不乏各业专家，以及单位的业务骨干。

   当然，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饥饿丧命的普通人，恐怕会更难以计数。据陆定一之子陆德，在《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的文章中，回忆他父亲时说，他父亲那年去甘肃省，有一天要去打猎，自己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跟他母亲说：“立刻回北京，饿死人了。”后来中央派人去调查，终于发现甘肃饿死几十万人的真相。作家邢同义写的《恍若隔世——回眸夹皮沟》，讲述甘肃“右派”在饥饿年代饿死的情景，远比我们要悲惨得多，我们这些在北大荒的“右派”，还算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