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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不行,哪能儿子办刊物,老子题词。除他之外,谁都行,反正都是叔叔、伯伯的,我想总不至于被拒绝。”

在北京火车站的对面,有条叫富建的小胡同,我至今还大致记得它的方位。有次去《北京观察》杂志社开会,先到了一个小时,就想到这条小胡同看看,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找不见了。问了一位在附近住的老人。据他说,前几年盖国际饭店,这条小胡同就被拆了。我听后,只是“噢”了一声,就再未说什么。而后怏怏离开。

这就怪我多情了。其实这条小胡同既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有我的老住宅,只是因为《三月风》杂志在这里诞生,我参与过它初创时的一些工作。仅此而已。

那是在1983年,当时我在《新观察》杂志供职,《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朋友冯并(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让我参加一本杂志的创办。既然是朋友热诚邀请,我也不便多说婉辞的话。再说当时我的精力又旺盛,多做些事情也是种寄托,就这样走进了富建胡同一号院。

这是一个老旧的四合院,不大,地处繁华市区却很僻静。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所在地。由于这个机构刚刚起步,工作人员大都是自愿尽义务,根本没有任何报酬。不过,每个人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一走进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就给人一种紧张愉快的气氛,这是个机关却没有陈腐的官气。

那天跟我先后脚走进这个小院的,除了我认识的冯并,还有《文汇报》的郑心永和《健康报》的张恩荣两位。接待我们的是刘刚奇和王勤。刘刚奇当时任中残会宣传部部长,王勤则在空军部队服役,当时好像是生病在家休息,有时就抽空来帮忙做些事,就是由她找到冯并邀请我们来商量办刊的事。先由刘刚奇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这时才知道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由邓朴方出任理事长,要办杂志的设想就是由他提出来的。据说,在我们之前曾经找过几拨人,跟邓朴方当面商谈后,他都不十分满意,这样就又找到冯并、郑心永和张恩荣。而这三位考虑《新观察》办得不错,就建议冯并拉我一起操办。自此,我就跟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有了一段缘分。

记得跟邓朴方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一间面积不大的平房,说是理事长办公室,实际室内陈设很简陋,就是几张简易沙发,还有一张铁架子单人床。邓朴方“文革”中受迫害致残,起居活动都需要别人帮助,跟我们交谈时就躺在小床上。这时,在我眼里的邓朴方只是一位普通的年青残疾人,意念里跟他的家庭根本联系不起来。所以当他们三位先让我发言时,我也就毫无顾忌地直率地说:“朴方同志,我们先说说我们的想法,然后再听听你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办刊思想比较一致,我们就帮助你们办这个刊物;如果想法不一样,你就再另找别人,以免耽误你们的事。”朴方见我如此爽快,他就立刻表示:“我看可以,你们先说说想法。”随后我们几个人逐个陈述了想法,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这本刊物不办成机关刊,要办成一个社会生活刊物,结合点放在:反映残疾人生活,提供残疾人想看的内容,既要有残疾人的特点,又不脱离一般读者,以便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如此爽快利落地决定刊物定位,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们都有了信心,当场表示愿意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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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快就有了办刊眉目,邓朴方也颇感满意。他随后说了说他的想法:“我们办的是残疾人刊物,一定要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听他这样说,我们三个人不禁愣住了,当时理论界对此说法颇有异议,还真没有人这样直接提出来。估计邓朴方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就进一步解释说:“其实我们国家是最讲人道主义的。你们想想看,有那么多的战犯经过改造,最后都释放了,这不是人道主义是什么?我们残疾人事业,当然更应该讲人道。”(大意如此)

听了邓朴方的一席话,我们感觉他是个开明人,这就在办什么样的刊物上,打消了我们事先有过的顾虑,觉得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尝试。

办刊的思想是统一了,接下来就是刊名的问题。有的人说叫《强者》,有的人说叫《残疾人刊》等等,讨论几天都没有最后定下来。考虑不要为刊名的事情耽误时间,就暂时放下做些栏目内容的设想。当时有人提出请几位领导人给题词,这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别说有邓朴方的家庭背景了,就是没有邓朴方在这里,当时也还有别的高干子弟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何况残疾人事业本身就倍受社会关怀,所以刘刚奇当即应诺由他办这件事。

他首先想到的是请邓小平给题字,开会时跟邓朴方提出后,邓朴方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不行,哪能儿子办刊物,老子题词。除他之外,谁都行,反正都是叔叔、伯伯的,我想总不至于被拒绝。”结果请胡耀邦和王震两位领导人给这家新创办的刊物题了词。

这本文化、社会综合性刊物经过短短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各项工作基本上就筹备就绪。随后我们召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地点在贡院胡同四川办事处招待所,由邓朴方亲自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这个会开得非常轻松,像聊天儿似的交流情况,既发布了新闻,又听取了意见,对办好这本刊物很有益处。在这次会上,有的记者(好像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群)对拟定中的刊名,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认为不应该这样直露,最好含蓄一点儿又有意义。邓朴方当即表示同意,并让我们办刊人再想想。我便悄悄询问邓朴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成立时间,他告诉我说是某年的三月份。可能是受大家发言的启发,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三月风”——一来,三月正是自然时序的春天;二来,三月是残福会成立的月份,而加个风字且有春风之意,这样也含有改革开放的含义。邓朴方觉得这个名字可以,当场征求记者们的意见,大家也觉得比预想的名字好。从此在中国的报刊林中,出现了第一本残疾人刊物,这就是今天的《三月风》杂志。

刊物有了名字,很快又有了稿件,接下来就是版面设计以及发行上的事情。那三位朋友都是办报的行家,关于期刊上的事情没我了解,这两件事又自然放到我头上。我就找来《新观察》的美编刘国庆,请他设计创刊号的版式和封面,同时找来在《新观察》工作的刘景立,帮助跑出版、发行这些具体事宜。封面的《三月风》刊名题字,由郑心永操办,他认识书法家沈鹏。沈鹏的字潇洒飘逸,而且很有富贵气,给这本新杂志大为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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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风》杂志正式出版以后,在长城饭店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规模很大,来宾很多,立刻在新闻出版界有了影响。随后,我们又邀请几位著名作家袁鹰和刘宾雁等,担任《三月风》杂志顾问或编委,以便增加它的社会影响力。我们这四个创办人的任务,自此算是圆满地完成了,陆陆续续地撤离《三月风》。但是我们跟中残会的一些人,如刘刚奇、孙中华等却成了朋友。我从《新观察》调到作家出版社,又曾建议他们创办出版社,并帮助刘刚奇起草办出版社方案。这就是今天华夏出版社,只是当时未叫这个社名。

国内的民间团体邀请港台艺员来内地演出,谁家是第一个,我没有询问过,只知道残疾人基金会是比较早的一家。就在我们筹办这个杂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邀请香港艺员奚秀兰。经过几次与她的经纪人商谈,最后在首都体育场举行了义演。《三月风》杂志专门派记者采访奚秀兰。正是因为有这样近水楼台的条件,《三月风》也就成了国内杂志中比较早报道香港艺员的一家。创刊号封面就是用的奚秀兰的彩色照片,这在内地期刊中好像也是第一个。

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来访,我跟他谈作家出版社合作项目。他知道我帮助创办了《三月风》,这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非常高兴。他说:“这是善事,积德的事,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帮助残疾人。”他在去世前给我来过一封信,还念念不忘给《三月风》写文章。他写道:“在国外是很重视慈善事业的,你们做的事很有意义。杂志出来一定寄给我,我还可以给写点文章。”可惜还未容他看这本杂志,更没有来得及写文章,江南就被一颗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他的话也更让我认识到,我们帮助创办这本杂志的真正意义,体会到为残疾人做点能够做的事,无论对谁都是应尽的社会义务。

后来《三月风》主编由郭建模担任。郭建模是一位非常感念旧日情分的人,杂志社有活动都要请我们去参加,我们也有着如同回家的亲切感,因为这本杂志毕竟凝聚着我们的心血。郭建模调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任领导职务以后,我们跟《三月风》也就失去了联系,但是每每在书店报摊看到它,一种似乎消失了的遥远的记忆,常常会勾起我初创时的那种激动心情。2003年《三月风》杂志举办长江笔会,当时任主编的石厉邀请我参加,这才跟这本杂志又接续上前缘,感到特别的高兴,如同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而石厉调离后也就与杂志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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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萌

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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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河北省宁河县宁河镇。现在宁河县划规天津市,60年后回去过一次,老家的样子全变了,一个四面环水的老县城,沦落成了一个破败乡村。本老汉跌跌撞撞已经活到八十大岁,不易呵。见如今许多事都颠倒,干脆俺也把年岁颠倒过来,以80后的目光观世界如何。故此仍说出生河北省,只是为那消逝的过去,在心中留下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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