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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作家协会老作家赵大年先生,在《称谓杂谈》文章中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这个称谓已属凤毛麟角。譬如,北京文联的职工互称同志,仅尊称老舍、梅兰芳、马连良等几位名家为先生……”那么现在,北京文联职工互相如何称呼,对于有官衔的人如主席等怎样叫,大年兄的文章中并未讲,说不定也已经有了随俗的称谓。反正有的文化群众团体已经改了,特别是对于有职务和行政级别的人,叫法跟党政机关几乎无异,“某局”“某处”“某书记”“某主席”“某主编” ,传统称谓早在甜密的声音中异化。

譬如,我退休前供职的中国作家协会,不要说五、六十年代了,就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未管茅盾、巴金两位先生叫过“主席” ,当面私下都是直呼“茅公” “巴老” ,至于主持日常工作的张光年(光未然)、冯牧、唐达成、马烽等,同样没有谁称呼他们“书记” “副主席” ,大都是名字之后加“同志”二字。一般职工包括有职务的人,或直呼其名,或叫某同志,或尊称某老,好像成了中国作协的传统。这样的称谓,叫的人随意,听的人舒服,毫无距离感,反而觉得亲切。

如何称谓,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着单位的作风,尤其是像作协、文联等群众团体,称谓还是与 “行政机关” 区别的“标志”。老一代作家主持中国作协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事找他们请示、商量,只要打个电话过去,或者到办公室去谈,绝对不会碰钉子吃闭门羹。外地作家来北京到中国作协,无论有无职务、认不认识,领导人都会热接热待,更没有秘书挡驾这一说,何况他们也无专职秘书。有的人不了解作协传统,开口叫他们职务,马上就会被劝阻或制止。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仅恁这样的互相称谓,就格外令我等过来人怀念。对于中国作协会员来说,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更是名符其实的的“作家之家”,感觉如家人般亲切和随便。

遗憾的是“老延安”们谢世了,老作家们也都陆续地走了,他们的后任大都已经退休了,这样平等、亲切、动听的称谓,好像也就随他们而离去,在中国作家协会再难听到。谁是改变优良传统的始作俑者呢?许多人的心里都非常明白,只是谁也不便公开地说,而且还得随大流跟着这样叫。为什么呢?据说是怕“人家”不高兴。这个所谓的“人家”,当然是指那些什么官。本来不应该属于官场的地方,从此就进入一个“官称”的“时代” ,后来者想改变怕也无力回天啰,因为声声甜嘴蜜舌的呼叫,听起来总会比直呼其大名,更让听者心里舒坦得多的多 。

从道理上讲,称谓跟名字一样,只是个符号而已,跟什么东西编号,我看也无什么两样,区别开来就可以了。然而,实际上又很不同,平等、随意的称谓,会缩短心灵距离,谈话说事无顾虑,在感觉上有种亲和力。尤其是像作家协会、文联这样的地方,又不是正经的党政机关,经常出入的大都是文化人,行动上本来就愿意无拘无束,用官职来称呼就等于砌了道墙,彼此之间就把心完全隔开了。至于说到如果不叫官职,有的“人家”就会不高兴,说明这个“人家”太拿官当回事啦。既然如此介意、在乎,何不找个党政部门,正经地去做官员,在文人堆里混干嘛。

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告别简易楼,迁入一座正式新建大楼办公,互相间称谓好像也“楼化”了,有职务的人几乎都变成了官称,过去的平等称谓再难听到。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反正还是起个符号作用,只是做为过来人的我等,只要想起那栋简易楼,就会想起那些可敬的老作家,更怀念那喜欢的过去的称谓。原因大概就是,尽管那些人是领导,但是我却没有感觉,在我的记忆和印象中,从来没有官职意识。他们和我等的称谓,彼此间就是个名字。而这名字如同一马平川,让我们一起并肩行走,说话做事都非常坦诚。

真的,那时的称谓,透着真诚,荡着温馨,在感觉上人与人是那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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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萌

柳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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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河北省宁河县宁河镇。现在宁河县划规天津市,60年后回去过一次,老家的样子全变了,一个四面环水的老县城,沦落成了一个破败乡村。本老汉跌跌撞撞已经活到八十大岁,不易呵。见如今许多事都颠倒,干脆俺也把年岁颠倒过来,以80后的目光观世界如何。故此仍说出生河北省,只是为那消逝的过去,在心中留下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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