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作家协会老作家赵大年先生,在《称谓杂谈》文章中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这个称谓已属凤毛麟角。譬如，北京文联的职工互称同志，仅尊称老舍、梅兰芳、马连良等几位名家为先生……”那么现在，北京文联职工互相如何称呼，对于有官衔的人如主席等怎样叫，大年兄的文章中并未讲，说不定也已经有了随俗的称谓。反正有的文化群众团体已经改了，特别是对于有职务和行政级别的人，叫法跟党政机关几乎无异，“某局”“某处”“某书记”“某主席”“某主编” ，传统称谓早在甜密的声音中异化。

譬如，我退休前供职的中国作家协会，不要说五、六十年代了，就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未管茅盾、巴金两位先生叫过“主席” ，当面私下都是直呼“茅公” “巴老” ，至于主持日常工作的张光年（光未然）、冯牧、唐达成、马烽等，同样没有谁称呼他们“书记” “副主席” ，大都是名字之后加“同志”二字。一般职工包括有职务的人，或直呼其名，或叫某同志，或尊称某老，好像成了中国作协的传统。这样的称谓，叫的人随意，听的人舒服，毫无距离感，反而觉得亲切。

如何称谓，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着单位的作风，尤其是像作协、文联等群众团体，称谓还是与 “行政机关” 区别的“标志”。老一代作家主持中国作协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事找他们请示、商量，只要打个电话过去，或者到办公室去谈，绝对不会碰钉子吃闭门羹。外地作家来北京到中国作协，无论有无职务、认不认识，领导人都会热接热待，更没有秘书挡驾这一说，何况他们也无专职秘书。有的人不了解作协传统，开口叫他们职务，马上就会被劝阻或制止。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仅恁这样的互相称谓，就格外令我等过来人怀念。对于中国作协会员来说，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更是名符其实的的“作家之家”，感觉如家人般亲切和随便。

遗憾的是“老延安”们谢世了，老作家们也都陆续地走了，他们的后任大都已经退休了，这样平等、亲切、动听的称谓，好像也就随他们而离去，在中国作家协会再难听到。谁是改变优良传统的始作俑者呢？许多人的心里都非常明白，只是谁也不便公开地说，而且还得随大流跟着这样叫。为什么呢？据说是怕“人家”不高兴。这个所谓的“人家”，当然是指那些什么官。本来不应该属于官场的地方，从此就进入一个“官称”的“时代” ，后来者想改变怕也无力回天啰，因为声声甜嘴蜜舌的呼叫，听起来总会比直呼其大名，更让听者心里舒坦得多的多 。

从道理上讲，称谓跟名字一样，只是个符号而已，跟什么东西编号，我看也无什么两样，区别开来就可以了。然而，实际上又很不同，平等、随意的称谓，会缩短心灵距离，谈话说事无顾虑，在感觉上有种亲和力。尤其是像作家协会、文联这样的地方，又不是正经的党政机关，经常出入的大都是文化人，行动上本来就愿意无拘无束，用官职来称呼就等于砌了道墙，彼此之间就把心完全隔开了。至于说到如果不叫官职，有的“人家”就会不高兴，说明这个“人家”太拿官当回事啦。既然如此介意、在乎，何不找个党政部门，正经地去做官员，在文人堆里混干嘛。

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告别简易楼，迁入一座正式新建大楼办公，互相间称谓好像也“楼化”了，有职务的人几乎都变成了官称，过去的平等称谓再难听到。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反正还是起个符号作用，只是做为过来人的我等，只要想起那栋简易楼，就会想起那些可敬的老作家，更怀念那喜欢的过去的称谓。原因大概就是，尽管那些人是领导，但是我却没有感觉，在我的记忆和印象中，从来没有官职意识。他们和我等的称谓，彼此间就是个名字。而这名字如同一马平川，让我们一起并肩行走，说话做事都非常坦诚。

真的，那时的称谓，透着真诚，荡着温馨，在感觉上人与人是那么亲近。